北京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城，也是一座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城市。北京是揭開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序幕的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也是中國共產黨的發祥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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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前夜的北京
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即帝國主義同中華民族、封建主義同人民大眾的矛盾，以及由這個主要矛盾所影響、衍生出來的各種矛盾，在北京都有集中的表現。北京有識之士曾發動組織“百日維新”，義和團運動也曾在此興起，但均以失敗告終。1911年，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推翻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這是20世紀中國人民在前進道路上經歷的第一次歷史性巨大變化，“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
由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力量還很薄弱，政治上還不成熟，未能提出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綱領，辛亥革命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也不可能使中國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和民族獨立。相反，在帝國主義的干涉下，辛亥革命果實很快被袁世凱所攫取，北京成為北洋政府統治中心，成為各帝國主義使團和軍閥政客活動的中心。
20世紀初，資本主義經濟在北京有所發展。北京地區相繼出現長辛店機車廠、南口鐵路工廠等採用機械化生產方式的企業。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雙合盛、振興製革廠等大小企業陸續興辦，北京產業工人也隨之增長，到1919年已有2萬人左右。這期間，中國銀行、交通銀行、鹽業銀行、金城銀行、中孚銀行、大陸銀行等10餘家官商合辦銀行、商辦銀行以及中國第一家證券交易所在北京開辦、創立，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經濟基礎和階級力量的變動，是社會變革的根本因素。
辛亥革命觸動了北京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除已有的北京大學外，北京陸續興辦了高等師範學校、清華學堂、協和醫學院、燕京大學等新式學校。北京的中等學校由1912年時的20所發展到1916年的36所；小學由1911年的156所發展到1916年的277所，1917年的331所。這些學校逐步採用新的教學方法，傳授科學知識。但另一方面，北京思想文化領域仍為封建主義所把持，反對科學，維護皇權，反對民主，反對共和的言論依然十分猖獗。這種狀況束縛著人們的思想。這時候，適應世界潮流，對舊思想、舊文化、舊禮教展開批判，以提倡民主與科學為主要內容的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開始了。
位於東城區五四大街29號的北大紅樓
新文化運動是中國近代歷史上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是“徹底地反對封建文化的運動”。在新文化運動影響下，一批先進知識分子積極組建社團，如少年中國學會、平民教育講演團，創辦《國民》、《新潮》等刊物。這些進步社團和刊物，對新文化運動的進一步深入，對五四運動的開展，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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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的爆發
1919年5月4日，震驚中外的五四反帝愛國運動在北京爆發。它的直接導火索，是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從1919年1月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在法國巴黎舉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和平會議”。西方列強不僅拒絕了中國代表提出的取消列強在華各項特權、取消日本與袁世凱訂立的“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等正當要求，還將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全部轉讓給日本。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外交努力失敗，主權面臨再次被瓜分的危險。中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得到的卻是戰敗國的待遇。消息傳來，蘊藏在中國人民心底的反帝怒火像火山一樣迸發出來。
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遊行隊伍向天安門進發
5月3日，北京的報紙紛紛刊登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當晚，北京大學學生及高等師範學校、法政專門學校等校學生代表在北大法科禮堂集會，決定舉行遊行示威。4日下午，北大、高師、法政及朝陽大學等13所大中專學校學生3000餘人陸續來到天安門前集會，抗議帝國主義在巴黎和會上對中國的瓜分，提出“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廢除二十一條”、“還我青島”等口號，要求政府拒絕在和約上簽字，懲辦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親日派官僚。下午2時，學生前往日本駐華使館抗議。在東交民巷受阻後，又直奔趙家樓衚衕曹汝霖住處，在那裡痛毆章宗祥，火燒曹宅。當天傍晚北洋政府出動軍警鎮壓，逮捕示威學生32人。5日，北京各大專學校學生宣佈罷課，並通電各地援救被捕學生。6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成立，北京學生運動有了統一的領導機構。
北京的學生愛國運動迅速得到各地的聲援和社會輿論的支持。北洋政府迫於壓力，於5月7日釋放了被捕學生，但對學生拒籤和約、嚴懲賣國賊的要求置之不理，還下令禁止學生干預政治，揚言要嚴厲鎮壓學生的愛國運動。同情學生的北大校長蔡元培被逼辭職離開北京。
5月17日、18日，北京學生聯合會連續集會，決定自19日起，北京學生全體總罷課。從這一天起，學生們組織講演團和護魯義勇隊，走上街頭向群眾講演，並聯合商界開展提倡國貨、抵制日貨活動。6月3日，政府出動軍警逮捕了170多名學生，第二天各校講演員反而增加了一倍，結果又有800多名學生被捕。
爆發於北京的五四運動是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一次偉大的愛國運動，也是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它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促成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它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思想和幹部上的準備。五四運動是中國革命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件，它標誌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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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在北京的傳播
經過五四運動，北京思想界出現了新的變化，傳播馬克思主義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流。
李大釗是第一位較系統、準確傳播馬克思主義，並主張向俄國十月革命學習的先進分子。十月革命後，李大釗於1918年先後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和《Bolshevism的勝利》等文章，讚揚俄國十月革命“是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赤旗的勝利，是世界勞工階級的勝利，是二十世紀新潮流的勝利”，是“世界人類全體的新曙光”。他滿懷信心地預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9月李大釗主編《新青年》“馬克思研究專號”，並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他的文章對於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促進中國先進分子的學習和探索，具有重要的意義。
李大釗（1889—1927）
1919年，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
李大釗還較早地提出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問題。他主張知識分子、進步青年要同工農群眾結合，提倡深入工廠、社會，開展勞工運動。1920年初，在李大釗的推動下，北京的進步知識分子到人力車伕居住區調查勞工生活狀況，到長辛店機車廠同工人建立聯繫。注意同實際結合，同群眾結合，這是馬克思主義在北京開始傳播時就具有的特點和優點。
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加速了新文化運動陣營的論爭和分化，這種論爭主要表現在李大釗和胡適關於“問題與主義”之爭，李大釗、陳獨秀與無政府主義者之爭。經過持續一年多的論爭，擴大了馬克思主義在北京的影響，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在新思潮中的地位，使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在學習、宣傳馬克思主義並深入工人群眾的過程中，逐步地成長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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