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北京是揭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的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发祥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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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前夜的北京
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以及由这个主要矛盾所影响、衍生出来的各种矛盾，在北京都有集中的表现。北京有识之士曾发动组织“百日维新”，义和团运动也曾在此兴起，但均以失败告终。1911年，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是20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还很薄弱，政治上还不成熟，未能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辛亥革命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也不可能使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和民族独立。相反，在帝国主义的干涉下，辛亥革命果实很快被袁世凯所攫取，北京成为北洋政府统治中心，成为各帝国主义使团和军阀政客活动的中心。
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在北京有所发展。北京地区相继出现长辛店机车厂、南口铁路工厂等采用机械化生产方式的企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双合盛、振兴制革厂等大小企业陆续兴办，北京产业工人也随之增长，到1919年已有2万人左右。这期间，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孚银行、大陆银行等10余家官商合办银行、商办银行以及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在北京开办、创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经济基础和阶级力量的变动，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因素。
辛亥革命触动了北京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除已有的北京大学外，北京陆续兴办了高等师范学校、清华学堂、协和医学院、燕京大学等新式学校。北京的中等学校由1912年时的20所发展到1916年的36所；小学由1911年的156所发展到1916年的277所，1917年的331所。这些学校逐步采用新的教学方法，传授科学知识。但另一方面，北京思想文化领域仍为封建主义所把持，反对科学，维护皇权，反对民主，反对共和的言论依然十分猖獗。这种状况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这时候，适应世界潮流，对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展开批判，以提倡民主与科学为主要内容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了。
位于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的北大红楼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积极组建社团，如少年中国学会、平民教育讲演团，创办《国民》、《新潮》等刊物。这些进步社团和刊物，对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深入，对五四运动的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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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的爆发
1919年5月4日，震惊中外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它的直接导火索，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从1919年1月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举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会议”。西方列强不仅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取消列强在华各项特权、取消日本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等正当要求，还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全部转让给日本。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努力失败，主权面临再次被瓜分的危险。中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得到的却是战败国的待遇。消息传来，蕴藏在中国人民心底的反帝怒火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游行队伍向天安门进发
5月3日，北京的报纸纷纷刊登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当晚，北京大学学生及高等师范学校、法政专门学校等校学生代表在北大法科礼堂集会，决定举行游行示威。4日下午，北大、高师、法政及朝阳大学等13所大中专学校学生3000余人陆续来到天安门前集会，抗议帝国主义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的瓜分，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口号，要求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亲日派官僚。下午2时，学生前往日本驻华使馆抗议。在东交民巷受阻后，又直奔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处，在那里痛殴章宗祥，火烧曹宅。当天傍晚北洋政府出动军警镇压，逮捕示威学生32人。5日，北京各大专学校学生宣布罢课，并通电各地援救被捕学生。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北京学生运动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
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迅速得到各地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北洋政府迫于压力，于5月7日释放了被捕学生，但对学生拒签和约、严惩卖国贼的要求置之不理，还下令禁止学生干预政治，扬言要严厉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同情学生的北大校长蔡元培被逼辞职离开北京。
5月17日、18日，北京学生联合会连续集会，决定自19日起，北京学生全体总罢课。从这一天起，学生们组织讲演团和护鲁义勇队，走上街头向群众讲演，并联合商界开展提倡国货、抵制日货活动。6月3日，政府出动军警逮捕了170多名学生，第二天各校讲演员反而增加了一倍，结果又有800多名学生被捕。
爆发于北京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它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和干部上的准备。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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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北京的传播
经过五四运动，北京思想界出现了新的变化，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
李大钊是第一位较系统、准确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十月革命后，李大钊于1918年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赞扬俄国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9月李大钊主编《新青年》“马克思研究专号”，并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他的文章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促进中国先进分子的学习和探索，具有重要的意义。
李大钊（1889—1927）
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李大钊还较早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他主张知识分子、进步青年要同工农群众结合，提倡深入工厂、社会，开展劳工运动。1920年初，在李大钊的推动下，北京的进步知识分子到人力车夫居住区调查劳工生活状况，到长辛店机车厂同工人建立联系。注意同实际结合，同群众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开始传播时就具有的特点和优点。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加速了新文化运动阵营的论争和分化，这种论争主要表现在李大钊和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李大钊、陈独秀与无政府主义者之争。经过持续一年多的论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北京的影响，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新思潮中的地位，使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深入工人群众的过程中，逐步地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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