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夫子廟初結師緣
滁州與南京一江之隔，兩者距離只有幾十公里，高鐵開通後兩地往來只須十八分鐘即可抵達，雖然山水相連，距離很近，在行政區劃上卻屬於安徽。
我1944年出生於滁州，與師父結緣卻是在南京。
我父親少年時在南京夫子廟明遠樓學習刻字手藝，母親是南京六合竹鎮人，曾在南京學習醫學檢驗，後來兩人在滁州結婚定居。受父母影響，1957年，我和同學結伴到南京上中學，學校位於鼓樓區中央路與中山北路交岔路口附近，名叫南京市商業中學。初到南京，無親可投，就臨時寄宿在學校。十三歲的孩童，一切都好奇，晩上沒有事，就四處亂逛，一天，終於轉到了名氣很大的夫子廟，當時叫做夫子廟人民遊樂場，頓時被那裡五光十色的各種遊樂和表演活動給迷住了。
那裡有一個相聲場子，長年駐場演出相聲大會的是南京市群鳴相聲隊。演員先後有張永熙、關立明、高笑臨、潘慶武、馬寶璐、任文利、孫俊華、王喜雲、錢天笑、鄭小山、吳偉申、孫士達、夏萬福、顧海泉、王文瑞等，可謂群星薈萃。聽相聲的觀眾很多，門前常擁了許多人等著買牌子入場。
“人民遊樂場內的相聲場子在明德堂西南的側殿裡，大約能坐一百多人。場內一排排都是長條的椅子，連舞臺兩側也擺著兩排長椅。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們演出售票方式還是按段兒計算，一段相聲﹙或快板等其他曲藝形式﹚為一個計量單位，計數的‘道具’是一種竹籌子，我們稱為‘牌子’。門口站兩個專門賣牌子的，相當於售票員，水牌子﹙節目表﹚是個黑板，上面寫著本場五個節目的名稱和演員，一場還沒有演完就會有人擦去，寫出下一場的節目。最早一毛錢能買五個牌子，一場演五個節目，聽一段的價格是一個牌子，一次收五個。一場五個節目演完，再來收下一場，手裡沒牌子的觀眾就自動離場了。在一場的中間進來也是允許的，就在門口直接交牌子，本場還剩幾個節目就交幾個。”﹙《張永熙自傳》第143頁，團結出版社﹚
我那時只是一個剛入學的中學生，家裡每個月只寄5元錢生活費，除了吃飯，還要買文具書本，非常拮据。從鼓樓到夫子廟有五、六公里，坐公共汽車單趟要七分錢，來回就是1毛4分錢，再買五個相聲牌子1毛錢，這樣，聽一場相聲就得花2毛4分錢，我每天不吃不喝也不夠聽一場相聲！
學要上，飯也不能不吃，讓我入迷的相聲更不能不聽，怎麼辦？想辦法省錢。首先，去夫子廟不坐公共汽車，步行走著去，這樣，只要有一毛錢就能聽一場相聲了。不過，從鼓樓到夫子廟路可不近，來回大約要兩個多小時。走了一個星期，問題來了：步行雖然省了車錢，但費鞋！那時穿的大都是黑麵白底的布鞋，很快前臉兒上被腳指頭頂了個大窟窿眼兒，腳後跟底兒也磨破了。底兒破了好辦，找張硬紙板剪成鞋墊塞進鞋裡，走道兒專挑乾的地方走，注意不弄溼了就行。腳面上的窟窿眼兒就難辦了，白色的腳指頭露出來很顯眼，半大小子也知道愛美，後來靈機一動，用墨汁兒把腳指頭染黑了，穿上鞋走在路上不仔細瞧，誰也瞧不出來！
在夫子廟相聲場子裡第一次見到了師父的表演，是一段柳活兒《學評戲》。“有小紅，細細地留神兒，上下打量那個美貌的人兒……”師父的嗓音韻味十足，唱腔婉轉悠揚，再加上傳神的表演和最後一個“臭丟”包袱，全場掌聲雷動。我深深地被師父精湛的藝術所吸引，愛上了相聲藝術。南京夫子廟一場相聲，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
1958年，大躍進的浪潮席捲而來，南京商業中學被撤銷，全體師生被轉入位於湖北路51號的南京玻璃纖維廠當工人。書念不成了，有的同學很苦惱，而我卻喜笑顏開。因為進廠後每個月發14元學員工資，比原先家中父母每月寄來的5元錢增加了兩倍，不但生活得到改善，還能盡興去夫子廟聽相聲了！
有了錢後也很少坐公共汽車，因為一路上正好能將聽過的段子邊走邊模彷複述一遍，坐車就不方便。少年時記憶力特強，只要聽過一兩遍詞兒就全背會了。有時晚上連聽兩場，散場後馬路上行人很少，這時候，邊走路邊大聲溜活兒是一種享受。直到現在，我的腳力仍然很好，年逾古稀仍步履如常，很可能就是那時打下的基礎，用文藝界的行話說，有幼功。段子背熟了，有機會就在廠裡給師傅和工友們說上一段。我有位同事名叫唐新橋，人很帥，個子比我高，他也很喜愛相聲，一拍即合，我逗他捧，我們倆湊成一場活。有一次五一勞動節，區裡搞慶祝活動，我和唐新橋第一次登臺面對觀眾表演相聲《戲劇與方言》，為此，還特意定做了兩件大褂，現場效果特好，我們倆都很興奮，對學習相聲藝術更努力了。
時間到了1959年，江蘇人民廣播電臺成立曲藝隊，面向全南京市招考相聲演員。我和唐新橋特別興奮，在報名的第一天就去了位於中山東路西祠堂巷的江蘇人民廣播電臺。負責此事的是電臺文藝部，負責人與我同姓，名叫曹航。我們趕到時，文藝部的門前已經聚集了幾百人，都是來報考相聲演員的，據後來統計，三天裡共有1100多人來報名應考！考試在一週裡分三輪進行，第一輪是初選，由文藝部幾名工作人員分兩組同時進行，一下子就刷掉了900多人。第二輪由曹航主考，他個子不高，說一口京片子，對曲藝很內行，經他考核過後只留下了20多人，我和唐新橋很幸運，前兩輪都過關了，只等衝最後一關了。當我們得知，第三輪的主考官是鼎鼎有名的張永熙和關立明先生後，既興奮又犯憷，難得能和心裡的偶像面對面的接觸，又唯恐自已緊張考砸了。怕什麼來什麼，果然考出漏子來了！考試前唐新橋說，他為我捧一個《雜學唱》，完了之後，他自己要使一段兒《歪批三國》，讓我給他捧。我從來沒有捧過哏，對《歪批三國》的詞兒也不熟，只匆匆對了一遍就進考場了。那天師父穿了一套粉色的中山裝，特別惹眼，考場很小，只有二十來平方，幾乎是面對面的表演。《雜學唱》還沒使兩番，師父就叫停了，頓時我心裡就緊張起來了，也不知是禍是福。當唐新橋使《歪批三國》時，我沒說上幾句就忘詞兒了，當時那個急啊，汗都下來了，只得順情胡編，試圖找回來。說了一小會兒，也是沒有說完也被叫停了。出了考場之後，唐新橋氣得直想踹我，我也懊惱不已，心想這回徹底完了。過了幾天，考試結果出來了，一共錄取了三檔共六名相聲演員，我和唐新橋居然名列其中！﹙圖2 報考電臺曲藝隊時留影﹚
幾十年後，我和師父談起這段往事，問及我被錄取的原因時，師父說：“相聲演員首先得有靈性，要能隨機應變。你忘詞了能繼續往下編，這就是相聲演員必須要具備的素質。你使的柳兒，我一聽有嗓子，節奏板眼兒都準，小嘴得啵得啵的，夠這塊料。”
嘿！因禍得福，命中註定和師父有緣！
這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很多地方都出現了餓死人的情況，吃飽飯成了千家萬戶的頭等大事。在南京，車站、碼頭等地方湧來許多逃荒討飯的饑民，搶奪食物的事時有發生。有次，我在江北浦口火車站準備乘車回滁州的時候，用僅有的一兩糧票買了一塊燒餅填肚子，為了防止被人搶去，我咬上一口就忙把手藏到身後，再咬一口再藏到身後。誰知還沒有來及咬第三口吶，燒餅就被人從身後猛地一下奪走了！我飢腸轆轆，見一家小店在賣“青龍過江”，1毛錢一碗還不收糧票，從來沒吃過，忙排隊買了一碗，端上桌一看，原來只是一碗醬油湯，上面漂著一段兒青蔥！
南京畢竟是大城市，雖然食品緊缺，市民感覺還不明顯，而我的家鄉安徽滁州與南京相比就有云壤之別了。父親來信說，全家人死活都要在一起，我在家中是長子，下面有五個未成年的弟妹，十八歲那年我回到了滁州。
臨行前，我去師父家告別，雖然沒有“擺知”，但師父仍然把學生當成家人看待，他親手和麵為我烙的餅，那餅外酥裡嫩、又暄又香，特別好吃，久久難忘。師父說：“咱們相聲行裡有句話，‘可以三天不吃飯，不可一天不練功。’你可以不上臺，但不能不練功。有什麼需要儘管來找我。”我向師父深鞠了一躬，離開了南京。
誰料想，二十年後，滁州竟成了師父晚年施展抱負，老有所依的福地呢？回頭看看，我當年回滁州原來是為師父打前站去了，一切辦妥後就等師父粉墨登場啊。聚散有緣，誰能料定？冥冥之中，似有定數，不由讓人感嘆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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