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夫子庙初结师缘
滁州与南京一江之隔，两者距离只有几十公里，高铁开通后两地往来只须十八分钟即可抵达，虽然山水相连，距离很近，在行政区划上却属于安徽。
我1944年出生于滁州，与师父结缘却是在南京。
我父亲少年时在南京夫子庙明远楼学习刻字手艺，母亲是南京六合竹镇人，曾在南京学习医学检验，后来两人在滁州结婚定居。受父母影响，1957年，我和同学结伴到南京上中学，学校位于鼓楼区中央路与中山北路交岔路口附近，名叫南京市商业中学。初到南京，无亲可投，就临时寄宿在学校。十三岁的孩童，一切都好奇，晩上没有事，就四处乱逛，一天，终于转到了名气很大的夫子庙，当时叫做夫子庙人民游乐场，顿时被那里五光十色的各种游乐和表演活动给迷住了。
那里有一个相声场子，长年驻场演出相声大会的是南京市群鸣相声队。演员先后有张永熙、关立明、高笑临、潘庆武、马宝璐、任文利、孙俊华、王喜云、钱天笑、郑小山、吴伟申、孙士达、夏万福、顾海泉、王文瑞等，可谓群星荟萃。听相声的观众很多，门前常拥了许多人等着买牌子入场。
“人民游乐场内的相声场子在明德堂西南的侧殿里，大约能坐一百多人。场内一排排都是长条的椅子，连舞台两侧也摆着两排长椅。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演出售票方式还是按段儿计算，一段相声﹙或快板等其他曲艺形式﹚为一个计量单位，计数的‘道具’是一种竹筹子，我们称为‘牌子’。门口站两个专门卖牌子的，相当于售票员，水牌子﹙节目表﹚是个黑板，上面写着本场五个节目的名称和演员，一场还没有演完就会有人擦去，写出下一场的节目。最早一毛钱能买五个牌子，一场演五个节目，听一段的价格是一个牌子，一次收五个。一场五个节目演完，再来收下一场，手里没牌子的观众就自动离场了。在一场的中间进来也是允许的，就在门口直接交牌子，本场还剩几个节目就交几个。”﹙《张永熙自传》第143页，团结出版社﹚
我那时只是一个刚入学的中学生，家里每个月只寄5元钱生活费，除了吃饭，还要买文具书本，非常拮据。从鼓楼到夫子庙有五、六公里，坐公共汽车单趟要七分钱，来回就是1毛4分钱，再买五个相声牌子1毛钱，这样，听一场相声就得花2毛4分钱，我每天不吃不喝也不夠听一场相声！
学要上，饭也不能不吃，让我入迷的相声更不能不听，怎么办？想办法省钱。首先，去夫子庙不坐公共汽车，步行走着去，这样，只要有一毛钱就能听一场相声了。不过，从鼓楼到夫子庙路可不近，来回大约要两个多小时。走了一个星期，问题来了：步行虽然省了车钱，但费鞋！那时穿的大都是黑面白底的布鞋，很快前脸儿上被脚指头顶了个大窟窿眼儿，脚后跟底儿也磨破了。底儿破了好办，找张硬纸板剪成鞋垫塞进鞋里，走道儿专挑干的地方走，注意不弄湿了就行。脚面上的窟窿眼儿就难办了，白色的脚指头露出来很显眼，半大小子也知道爱美，后来灵机一动，用墨汁儿把脚指头染黑了，穿上鞋走在路上不仔细瞧，谁也瞧不出来！
在夫子庙相声场子里第一次见到了师父的表演，是一段柳活儿《学评戏》。“有小红，细细地留神儿，上下打量那个美貌的人儿……”师父的嗓音韵味十足，唱腔婉转悠扬，再加上传神的表演和最后一个“臭丢”包袱，全场掌声雷动。我深深地被师父精湛的艺术所吸引，爱上了相声艺术。南京夫子庙一场相声，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1958年，大跃进的浪潮席卷而来，南京商业中学被撤销，全体师生被转入位于湖北路51号的南京玻璃纤维厂当工人。书念不成了，有的同学很苦恼，而我却喜笑颜开。因为进厂后每个月发14元学员工资，比原先家中父母每月寄来的5元钱增加了两倍，不但生活得到改善，还能尽兴去夫子庙听相声了！
有了钱后也很少坐公共汽车，因为一路上正好能将听过的段子边走边模彷复述一遍，坐车就不方便。少年时记忆力特强，只要听过一两遍词儿就全背会了。有时晚上连听两场，散场后马路上行人很少，这时候，边走路边大声溜活儿是一种享受。直到现在，我的脚力仍然很好，年逾古稀仍步履如常，很可能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用文艺界的行话说，有幼功。段子背熟了，有机会就在厂里给师傅和工友们说上一段。我有位同事名叫唐新桥，人很帅，个子比我高，他也很喜爱相声，一拍即合，我逗他捧，我们俩凑成一场活。有一次五一劳动节，区里搞庆祝活动，我和唐新桥第一次登台面对观众表演相声《戏剧与方言》，为此，还特意定做了两件大褂，现场效果特好，我们俩都很兴奋，对学习相声艺术更努力了。
时间到了1959年，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成立曲艺队，面向全南京市招考相声演员。我和唐新桥特别兴奋，在报名的第一天就去了位于中山东路西祠堂巷的江苏人民广播电台。负责此事的是电台文艺部，负责人与我同姓，名叫曹航。我们赶到时，文艺部的门前已经聚集了几百人，都是来报考相声演员的，据后来统计，三天里共有1100多人来报名应考！考试在一周里分三轮进行，第一轮是初选，由文艺部几名工作人员分两组同时进行，一下子就刷掉了900多人。第二轮由曹航主考，他个子不高，说一口京片子，对曲艺很内行，经他考核过后只留下了20多人，我和唐新桥很幸运，前两轮都过关了，只等冲最后一关了。当我们得知，第三轮的主考官是鼎鼎有名的张永熙和关立明先生后，既兴奋又犯憷，难得能和心里的偶像面对面的接触，又唯恐自已紧张考砸了。怕什么来什么，果然考出漏子来了！考试前唐新桥说，他为我捧一个《杂学唱》，完了之后，他自己要使一段儿《歪批三国》，让我给他捧。我从来没有捧过哏，对《歪批三国》的词儿也不熟，只匆匆对了一遍就进考场了。那天师父穿了一套粉色的中山装，特别惹眼，考场很小，只有二十来平方，几乎是面对面的表演。《杂学唱》还没使两番，师父就叫停了，顿时我心里就紧张起来了，也不知是祸是福。当唐新桥使《歪批三国》时，我没说上几句就忘词儿了，当时那个急啊，汗都下来了，只得顺情胡编，试图找回来。说了一小会儿，也是没有说完也被叫停了。出了考场之后，唐新桥气得直想踹我，我也懊恼不已，心想这回彻底完了。过了几天，考试结果出来了，一共录取了三档共六名相声演员，我和唐新桥居然名列其中！﹙图2 报考电台曲艺队时留影﹚
几十年后，我和师父谈起这段往事，问及我被录取的原因时，师父说：“相声演员首先得有灵性，要能隨机应变。你忘词了能继续往下编，这就是相声演员必须要具备的素质。你使的柳儿，我一听有嗓子，节奏板眼儿都准，小嘴得啵得啵的，够这块料。”
嘿！因祸得福，命中注定和师父有缘！
这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吃饱饭成了千家万户的头等大事。在南京，车站、码头等地方湧来许多逃荒讨饭的饥民，抢夺食物的事时有发生。有次，我在江北浦口火车站准备乘车回滁州的时候，用仅有的一两粮票买了一块烧饼填肚子，为了防止被人抢去，我咬上一口就忙把手藏到身后，再咬一口再藏到身后。谁知还没有来及咬第三口呐，烧饼就被人从身后猛地一下夺走了！我饥肠辘辘，见一家小店在卖“青龙过江”，1毛钱一碗还不收粮票，从来没吃过，忙排队买了一碗，端上桌一看，原来只是一碗酱油汤，上面漂着一段儿青葱！
南京毕竟是大城市，虽然食品紧缺，市民感觉还不明显，而我的家乡安徽滁州与南京相比就有云壤之别了。父亲来信说，全家人死活都要在一起，我在家中是长子，下面有五个未成年的弟妹，十八岁那年我回到了滁州。
临行前，我去师父家告别，虽然没有“摆知”，但师父仍然把学生当成家人看待，他亲手和面为我烙的饼，那饼外酥里嫩、又暄又香，特别好吃，久久难忘。师父说：“咱们相声行里有句话，‘可以三天不吃饭，不可一天不练功。’你可以不上台，但不能不练功。有什么需要尽管来找我。”我向师父深鞠了一躬，离开了南京。
谁料想，二十年后，滁州竟成了师父晚年施展抱负，老有所依的福地呢？回头看看，我当年回滁州原来是为师父打前站去了，一切办妥后就等师父粉墨登场啊。聚散有缘，谁能料定？冥冥之中，似有定数，不由让人感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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