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中國歷史，回顧過去的兩千年封建文明，我們可以發現所謂的華夏文明史就是一部農業政體同草原政體衝突的歷史。所謂的草原政體指的就是我們慣稱的“遊牧部落”，農業帝國就是我們的中原王朝。只是用前者來表達更為正式、標準，也更為“中性”。
農業和草原反映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生產方式，一種以放牧為業，一種靠耕地為生，前者往往代表落後與動態，而後者往往代表先進和靜謐。一條農牧分界線縱貫亞歐大陸，劃分出兩種文明。這種自然之力的截斷線，往往十分脆弱，幾千年來，北方的鐵蹄一次次踏入了分段線以南，鞭打著農耕民族。
遊牧民族對整個亞歐世界的歷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要說其矛盾表現最為突出的，那就非中國莫屬了。因為那些在歷史中聲名赫赫的草原帝國，往往都在中國境內，如匈奴帝國、突厥帝國、契丹帝國和古代世界第一帝國的蒙古帝國，他們和中原帝國爭鬥了數千年，給中華文明留下了難以忘懷的記憶。這些草原帝國之強悍，讓記錄它的史官也無法敘說一二，只能用“控弦數十萬，縱跨萬里”來描述。匈奴西遷，阿提拉王飲血歐羅巴，蒙古鐵蹄西向，驚坼安拉耶和華。這些，也只是強大草原帝國的餘波而已。
在這裡，我們不得不佩服我們的先民們，能力抗草原數千年侵略而不倒，反倒是成為了世界上唯一一個文明傳承三千年以上的國度。草原帝國強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原帝國的強勢。
但我們也不應該切以為自傲，畢竟我們也曾被蒙古鐵蹄踏破山河，被金人以百萬之民眾馭駕數百載。我們的文明有燕然勒石，北海飲馬的輝煌往事，也有崖山魂斷、揚州十日的慘痛記憶。勃然有興，躇然之恥，由輝煌而苦難，再由苦難走向輝煌，我們的文明在一次次的跌宕中，增添著厚度與底蘊。
草原帝國和農耕帝國其實出自一源，它們一起從遠古猿人走來，因為環境的差異而選擇了不同生活方式，各自建立自己的文明。如同“分家”的兩兄弟，因為成年了，便不得不建立起各自的家庭。於是，它們忘了自己原來出自一源，曾經共同抵抗過豺狼虎豹，隨著時間慢慢推移，擺在它們眼前的只有各自的利益。為了生存，它們開始大打出手，廝殺數千年，直到蒸汽機的出現才將它們彌合。
現在，所有的這些差別都已經消失，無論是草原帝國還是農業帝國，都已經成為了過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個工業文明。關於這些帝國的傳說，現在只有在書本中才能瞥見它們的印記。
對於中國而言，除了蒙古人還存在之外，所謂的匈奴人、突厥人、契丹人早就不見了蹤影，要麼被被華夏族群同化，要麼遠遁西方，建立了自己的國度。然而，就算他們的遺族從我們視野裡消失，我們的記憶裡仍然忘記不了它們。沒有這些雄奇的草原帝國，我們的文化或許都會遜色不少。
沒有他們，我們的長城必然不會存在，因為長城存在的意義，本就是中原帝國為了抵禦來自北方的遊牧民族而建造的。隋唐盛世興許也不會出現，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在隋唐攀上頂峰，其根本的原因就是草原民族的張揚勃發的進取精神融合進了我們文明內核，給中原原本已經殘頹萎靡的文化注入了一劑強心劑，所以才會有隋唐的雄渾大氣，開放包容。還有那些一個個鮮活的歷史人物，如蒙恬、李廣、衛青、霍去病等，也可能永遠不會出現。
遊牧民族給我們帶來了很多新的歷史和文化，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涵。然而，這片大地的主人公，卻並不是他們。任風雲變幻，時光荏苒，北方的遊牧民族換了一茬又一茬。他們無數次因為羨慕南部中原王朝的繁華富庶而礪馬南下，也曾建立過自己的王朝，如元如清。他們是如此的強大，如此的勃發，但是最後卻都落入“封建的循環”，變得和它們所滅亡的王朝一樣，成為了中國儒法結構的擁護者，修正者。
中華文明的以其超乎尋常的穩定性，融化著每一個投入它懷抱的民族。如果說農耕文明是以靜態為特徵的話，那麼中國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從秦代到清代，靜態的文明結構黃河流域擴展至長江流域，繼而至珠江流域。在東亞，它所經過的每一寸土地，都無法抵禦它誘人的懷抱。
它是如此的靜謐，如此的頑固不化，頑固到成吉思汗的鐵蹄也無法將它踏破。農業時代的中國，幾乎一副鑲嵌在金剛石的圖畫，任你金銀璀璨，也別想將讓它碎裂。
這樣靜態，也呈現在草原帝國和中原帝國兩千年的爭霸歷程中。自匈奴冒頓單于一統草原，建立匈奴帝國，同秦漢爭霸以來。遊牧帝國同中原帝國的爭霸就從未停止，要麼中原式微，稱弱於北方，要麼南方雄強，征服北方的草原帝國。這樣的波折型的進程，貫穿了整個中國歷史。
北方草原沒有永遠的強勢，南方的耕地上也不是一直的盛世。物理學上說，任何事物的平衡都是相互作用力的維持，那麼構成中國草原帝國和農牧帝國兩千年均勢的力量究竟是什麼呢？
在我們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中，對於這樣的均勢並沒有給出具體的解答，但是羅列了關於落後遊牧民族為什麼征服較為先進的農耕民族的原因。
如：
1、政治制度上，遊牧民族具有軍政合一、兵民合一的特點，這使它們全民皆兵，生產生活以軍隊作戰為編制，這是農耕民族無法企及的。
2、在軍事技術上，遊牧民族一直擁有很大的軍事優勢，他們戰馬優良，戰法多樣，馬鐙的發明讓他們能夠直立起來作戰。
3、經濟模式上，遊牧經濟規模大，由此遊牧民族軍事行動的規模也大，而這種經濟遊動性的特質又使得遊牧民族的行動具有高度的機動性，包括高速度，主動性強。
4、身體素質上，在惡劣環境下生存下來的遊牧民族身體素質大多比較好。
5、精神狀況上，遊牧民族一般都具有濃厚尚武精神，非常強悍。
從這些原因中，我們知道了為什麼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遊牧民族可以在文明落後的情況下屢屢征服農業民族。但是，這樣的論點好像只是在羅列一些考試的知識點，卻沒有給出原因背後的延伸因素，使得我們在學習的時候，會感覺枯燥乏味，好像學政治一樣。
事實上，就草原和中原而言，它們的均勢平衡充分證明了歷史的某些動態變化。同時，這樣的均勢也揭示了結構性的因素以及相關的機制，包括草原的氣候條件，雙方的管理者智慧，草原政體同農業政體在地理、生產方式、組織上的比較優勢在其中起著什麼樣的作用。
從氣候來看
農業時代下，氣候是決定文明發展的極為重要的因素，氣候的變遷審核的影響了社會的發展。縱觀歷史上遊牧民族與中原民族此消彼長的關係，我們不難發現，氣候在其中的重要性。
一般來說，越是氣候惡劣的地區其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就越差，草原往往屬於這樣的地區。降水量的貧乏，生態環境的脆弱使得草原不得不一次次的驅趕著人離開。從歷史來看，每次大規模的少數民族南下，往往都伴隨著氣候的寒冷化。氣溫下降，使得草原降水減少，災害頻發，牲畜一批批的死去。這種情況下，留給這些牧民們的選擇只有兩個，要麼留下自力更生等死，要麼縱馬為兵，劫掠南方。於是，衝突不可避免，要麼征服，像五胡十六國一樣，要麼像匈奴，被中原王朝趕出草原。
遊牧民族征服南方以後，他們就不得不從馬背上下來，扛起鋤頭，變成農民。遊牧民族農耕化，於是它們變成了農業文明，成了北方草原文明的新一輪掠奪對象。一次次的氣候變化，一次次的重複循環，變為逃不走的宿命。
時機和統治者智慧
匈奴、突厥不可謂不強盛，然而他們遇上了漢唐。時機不對，使得他們無法像他們後來者契丹、蒙古一樣策馬中原。準格爾不可謂不強大，可惜他們遇上了康乾盛世。任何成功都需要好的時機，契丹興盛是恰逢中原五代十國亂世，讓它可以恣意的發展，又剛好遇到了實力最菜的宋朝，所以可以有一百多年的霸業。蒙古帝國興起時，整個歐亞大陸萬馬齊喑，東方的宋金早就被經濟的繁華掏空了心臟，西亞的阿拔斯王朝早就失去了舊日的榮光，拜占庭還在歐洲兄弟的懷抱裡，西歐的中世紀王國還在垂涎著耶路撒冷的寶藏，所以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孫可以鐵蹄踏盡一個又一個帝國，摧殘一個又一個文明。
但時機雖重要，但也不是全部，沒有堅忍卓絕的領導者的帶領，面對再弱的國家也不一定能戰勝。五胡十六國機會遍地，南朝羸弱不堪，北方諸侯爭霸，然而劉淵、石虎卻亡於短視，苻堅本可以一統華夏，再造玄黃，卻因為無法剋制以及而最終在淝水之戰中，被謝安堪堪八萬北府兵打的大敗。他們證明了，生逢亂世，機會盈野，如果沒有卓越的才華，即使天將降大任於斯人，那你也無法承受其重。
機會轉瞬即逝，雄才大略的君主也非長生不朽。所以，無論是草原的遊牧民族還是中原的遊牧民族，他們都必須經歷錯失機會後的悔恨，庸碌無能君主領導的空悲。因而，這樣的均勢，不可避免。
組織能力的差距
決定一個政權強大的與否，最根本的不在於其地之廣，其民之多，而是組織能力上的強弱。宋朝人口過億，gdp雄據世界之巔，然而遼國欺之，西夏欺之，甚至越南也欺之。從表面的實力上，宋朝應該遠勝於它們，宋仁宗時，整個北宋兵力140萬，遼國和西夏加起來都不到一半，但結果已經證明，羸弱組織力的宋朝，根本是徒有其表，名不副實。
按理來說，農耕文明的組織能力應該遠勝遊牧文明。因為農耕文明以土地為生產資料，具有極強的穩定性，而遊牧民族漂浮不定，逐水草而居，根本無法施加以有效的組織管理。況且，遊牧民族往往地方萬里，跨度極大，其信息傳達也遠遜於中原帝國。
然而，農耕文明雖然在財富積累和民政管理上強於遊牧民族，但其戰爭組織能力卻遠不如。通常情況下，農耕民族如果出征，必然要解決糧食問題，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這樣的結果是，一支軍隊往往要攜帶沉重的輜重，和大量跟從的農夫，往往作戰人員只佔一部門。
對於遊牧民族而言，一人二馬即可出征，出征暮令發而日落則可出動，如成迅雷之勢。以最快的速度，集結最優勢的兵力，破其薄弱處，這樣的組織力，中原軍隊只好望北而嘆。
雖然軍隊組織力相必較差，但農耕民族依靠強大的政權組織能力，在防禦上卻可以並不困難的抵禦住遊牧大軍的侵襲。此為組織能力的均衡。
但這樣的均衡，到了工業時代卻被打破了，因為遊牧民族永遠產生不了工業，因此技術的代差，使得農耕民族再也不用擔心草原的侵襲。當然，這裡說的是農業文明下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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