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历史，回顾过去的两千年封建文明，我们可以发现所谓的华夏文明史就是一部农业政体同草原政体冲突的历史。所谓的草原政体指的就是我们惯称的“游牧部落”，农业帝国就是我们的中原王朝。只是用前者来表达更为正式、标准，也更为“中性”。
农业和草原反映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一种以放牧为业，一种靠耕地为生，前者往往代表落后与动态，而后者往往代表先进和静谧。一条农牧分界线纵贯亚欧大陆，划分出两种文明。这种自然之力的截断线，往往十分脆弱，几千年来，北方的铁蹄一次次踏入了分段线以南，鞭打着农耕民族。
游牧民族对整个亚欧世界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要说其矛盾表现最为突出的，那就非中国莫属了。因为那些在历史中声名赫赫的草原帝国，往往都在中国境内，如匈奴帝国、突厥帝国、契丹帝国和古代世界第一帝国的蒙古帝国，他们和中原帝国争斗了数千年，给中华文明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这些草原帝国之强悍，让记录它的史官也无法叙说一二，只能用“控弦数十万，纵跨万里”来描述。匈奴西迁，阿提拉王饮血欧罗巴，蒙古铁蹄西向，惊坼安拉耶和华。这些，也只是强大草原帝国的余波而已。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我们的先民们，能力抗草原数千年侵略而不倒，反倒是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传承三千年以上的国度。草原帝国强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原帝国的强势。
但我们也不应该切以为自傲，毕竟我们也曾被蒙古铁蹄踏破山河，被金人以百万之民众驭驾数百载。我们的文明有燕然勒石，北海饮马的辉煌往事，也有崖山魂断、扬州十日的惨痛记忆。勃然有兴，躇然之耻，由辉煌而苦难，再由苦难走向辉煌，我们的文明在一次次的跌宕中，增添着厚度与底蕴。
草原帝国和农耕帝国其实出自一源，它们一起从远古猿人走来，因为环境的差异而选择了不同生活方式，各自建立自己的文明。如同“分家”的两兄弟，因为成年了，便不得不建立起各自的家庭。于是，它们忘了自己原来出自一源，曾经共同抵抗过豺狼虎豹，随着时间慢慢推移，摆在它们眼前的只有各自的利益。为了生存，它们开始大打出手，厮杀数千年，直到蒸汽机的出现才将它们弥合。
现在，所有的这些差别都已经消失，无论是草原帝国还是农业帝国，都已经成为了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工业文明。关于这些帝国的传说，现在只有在书本中才能瞥见它们的印记。
对于中国而言，除了蒙古人还存在之外，所谓的匈奴人、突厥人、契丹人早就不见了踪影，要么被被华夏族群同化，要么远遁西方，建立了自己的国度。然而，就算他们的遗族从我们视野里消失，我们的记忆里仍然忘记不了它们。没有这些雄奇的草原帝国，我们的文化或许都会逊色不少。
没有他们，我们的长城必然不会存在，因为长城存在的意义，本就是中原帝国为了抵御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而建造的。隋唐盛世兴许也不会出现，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在隋唐攀上顶峰，其根本的原因就是草原民族的张扬勃发的进取精神融合进了我们文明内核，给中原原本已经残颓萎靡的文化注入了一剂强心剂，所以才会有隋唐的雄浑大气，开放包容。还有那些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如蒙恬、李广、卫青、霍去病等，也可能永远不会出现。
游牧民族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历史和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然而，这片大地的主人公，却并不是他们。任风云变幻，时光荏苒，北方的游牧民族换了一茬又一茬。他们无数次因为羡慕南部中原王朝的繁华富庶而砺马南下，也曾建立过自己的王朝，如元如清。他们是如此的强大，如此的勃发，但是最后却都落入“封建的循环”，变得和它们所灭亡的王朝一样，成为了中国儒法结构的拥护者，修正者。
中华文明的以其超乎寻常的稳定性，融化着每一个投入它怀抱的民族。如果说农耕文明是以静态为特征的话，那么中国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从秦代到清代，静态的文明结构黄河流域扩展至长江流域，继而至珠江流域。在东亚，它所经过的每一寸土地，都无法抵御它诱人的怀抱。
它是如此的静谧，如此的顽固不化，顽固到成吉思汗的铁蹄也无法将它踏破。农业时代的中国，几乎一副镶嵌在金刚石的图画，任你金银璀璨，也别想将让它碎裂。
这样静态，也呈现在草原帝国和中原帝国两千年的争霸历程中。自匈奴冒顿单于一统草原，建立匈奴帝国，同秦汉争霸以来。游牧帝国同中原帝国的争霸就从未停止，要么中原式微，称弱于北方，要么南方雄强，征服北方的草原帝国。这样的波折型的进程，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
北方草原没有永远的强势，南方的耕地上也不是一直的盛世。物理学上说，任何事物的平衡都是相互作用力的维持，那么构成中国草原帝国和农牧帝国两千年均势的力量究竟是什么呢？
在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对于这样的均势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解答，但是罗列了关于落后游牧民族为什么征服较为先进的农耕民族的原因。
如：
1、政治制度上，游牧民族具有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特点，这使它们全民皆兵，生产生活以军队作战为编制，这是农耕民族无法企及的。
2、在军事技术上，游牧民族一直拥有很大的军事优势，他们战马优良，战法多样，马镫的发明让他们能够直立起来作战。
3、经济模式上，游牧经济规模大，由此游牧民族军事行动的规模也大，而这种经济游动性的特质又使得游牧民族的行动具有高度的机动性，包括高速度，主动性强。
4、身体素质上，在恶劣环境下生存下来的游牧民族身体素质大多比较好。
5、精神状况上，游牧民族一般都具有浓厚尚武精神，非常强悍。
从这些原因中，我们知道了为什么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游牧民族可以在文明落后的情况下屡屡征服农业民族。但是，这样的论点好像只是在罗列一些考试的知识点，却没有给出原因背后的延伸因素，使得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会感觉枯燥乏味，好像学政治一样。
事实上，就草原和中原而言，它们的均势平衡充分证明了历史的某些动态变化。同时，这样的均势也揭示了结构性的因素以及相关的机制，包括草原的气候条件，双方的管理者智慧，草原政体同农业政体在地理、生产方式、组织上的比较优势在其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从气候来看
农业时代下，气候是决定文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因素，气候的变迁审核的影响了社会的发展。纵观历史上游牧民族与中原民族此消彼长的关系，我们不难发现，气候在其中的重要性。
一般来说，越是气候恶劣的地区其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就越差，草原往往属于这样的地区。降水量的贫乏，生态环境的脆弱使得草原不得不一次次的驱赶着人离开。从历史来看，每次大规模的少数民族南下，往往都伴随着气候的寒冷化。气温下降，使得草原降水减少，灾害频发，牲畜一批批的死去。这种情况下，留给这些牧民们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留下自力更生等死，要么纵马为兵，劫掠南方。于是，冲突不可避免，要么征服，像五胡十六国一样，要么像匈奴，被中原王朝赶出草原。
游牧民族征服南方以后，他们就不得不从马背上下来，扛起锄头，变成农民。游牧民族农耕化，于是它们变成了农业文明，成了北方草原文明的新一轮掠夺对象。一次次的气候变化，一次次的重复循环，变为逃不走的宿命。
时机和统治者智慧
匈奴、突厥不可谓不强盛，然而他们遇上了汉唐。时机不对，使得他们无法像他们后来者契丹、蒙古一样策马中原。准格尔不可谓不强大，可惜他们遇上了康乾盛世。任何成功都需要好的时机，契丹兴盛是恰逢中原五代十国乱世，让它可以恣意的发展，又刚好遇到了实力最菜的宋朝，所以可以有一百多年的霸业。蒙古帝国兴起时，整个欧亚大陆万马齐喑，东方的宋金早就被经济的繁华掏空了心脏，西亚的阿拔斯王朝早就失去了旧日的荣光，拜占庭还在欧洲兄弟的怀抱里，西欧的中世纪王国还在垂涎着耶路撒冷的宝藏，所以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可以铁蹄踏尽一个又一个帝国，摧残一个又一个文明。
但时机虽重要，但也不是全部，没有坚忍卓绝的领导者的带领，面对再弱的国家也不一定能战胜。五胡十六国机会遍地，南朝羸弱不堪，北方诸侯争霸，然而刘渊、石虎却亡于短视，苻坚本可以一统华夏，再造玄黄，却因为无法克制以及而最终在淝水之战中，被谢安堪堪八万北府兵打的大败。他们证明了，生逢乱世，机会盈野，如果没有卓越的才华，即使天将降大任于斯人，那你也无法承受其重。
机会转瞬即逝，雄才大略的君主也非长生不朽。所以，无论是草原的游牧民族还是中原的游牧民族，他们都必须经历错失机会后的悔恨，庸碌无能君主领导的空悲。因而，这样的均势，不可避免。
组织能力的差距
决定一个政权强大的与否，最根本的不在于其地之广，其民之多，而是组织能力上的强弱。宋朝人口过亿，gdp雄据世界之巅，然而辽国欺之，西夏欺之，甚至越南也欺之。从表面的实力上，宋朝应该远胜于它们，宋仁宗时，整个北宋兵力140万，辽国和西夏加起来都不到一半，但结果已经证明，羸弱组织力的宋朝，根本是徒有其表，名不副实。
按理来说，农耕文明的组织能力应该远胜游牧文明。因为农耕文明以土地为生产资料，具有极强的稳定性，而游牧民族漂浮不定，逐水草而居，根本无法施加以有效的组织管理。况且，游牧民族往往地方万里，跨度极大，其信息传达也远逊于中原帝国。
然而，农耕文明虽然在财富积累和民政管理上强于游牧民族，但其战争组织能力却远不如。通常情况下，农耕民族如果出征，必然要解决粮食问题，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样的结果是，一支军队往往要携带沉重的辎重，和大量跟从的农夫，往往作战人员只占一部门。
对于游牧民族而言，一人二马即可出征，出征暮令发而日落则可出动，如成迅雷之势。以最快的速度，集结最优势的兵力，破其薄弱处，这样的组织力，中原军队只好望北而叹。
虽然军队组织力相必较差，但农耕民族依靠强大的政权组织能力，在防御上却可以并不困难的抵御住游牧大军的侵袭。此为组织能力的均衡。
但这样的均衡，到了工业时代却被打破了，因为游牧民族永远产生不了工业，因此技术的代差，使得农耕民族再也不用担心草原的侵袭。当然，这里说的是农业文明下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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