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小鎮瓦城中，逐節令而往來於南北的“候鳥人”，金甕河畔紛繁美麗的候鳥與同樣棲身於此的管護站與娘娘廟，有人貪享富貴暗度陳倉，有人心懷感念守護生靈，一場突如其來的“禽流感”攪動起這看似各安其事的和平，而時間沖洗之時人渾然未覺，卻總在不久之後發現命運已更改。
最近，作家遲子建出版了新長篇小說《候鳥的勇敢》，仍舊寫東北，也同樣承續著她慣常的敘述風格——內容宏闊且寫作冷峻落寞。無論是《額爾古納河右岸》《白雪烏鴉》《群山之巔》還是這本《候鳥的勇敢》，遲子建用筆不斷地撫摸著東北的風物，苦寒的氣候也給她一雙“冷眼”，如她寫鄂溫克族人被狼群分食，寫礦難死亡被冷凍起來的屍體，寫鼠疫侵蝕整個城市等慘烈又沉重的死亡，也落筆骨力錚錚，毫不手軟。她對故土始終有熱忱，她談到：“寫《群山之巔》後，我又回到了故土。我情鍾於這片土地，依然能在這片土地裡發現當下生活，我們所面臨的焦慮、矛盾、不公、歡笑、堅忍、眼淚等等這一切，這就是我們的生活，這就是我們的人生。”
寫《偽滿洲國》和《額爾古納河右岸》這種經驗範疇外的故事時，遲子建常要自己奔赴故事發生地體驗和蒐集材料，而寫《候鳥的勇敢》時則相對輕鬆，她從小生活的故鄉中就有很多候鳥，今天地圖上已經消失的涓涓河流曾作為候鳥的棲息地和人所仰仗的命脈，建構著她最初的記憶。時序更迭，人逐漸要面對生態破壞潛在的威脅、人際關係的複雜，親情的冷漠還有階層的變化與貧與富差距造成的心理錯位、扭曲等等，這種種問題，也是遲子建在《候鳥的勇敢》中試圖探討的。
莽林雪原，大地上散落著孤獨的人，《候鳥的勇敢》中，管護站守護候鳥的張黑臉、娘娘廟中迫於家庭形勢出家的德秀師傅，看似既定的人生又總被蓬勃的、不知由來的情感打破著，他們曾甘於孤獨卻又那麼不被拘束。遲子建在後記中寫：“我們所面對的世界，無論文本內外，都是波瀾重重。夕陽光影下的人，也就有了種種心事。所以《候鳥的勇敢》中，無論善良的還是作惡的，無論衙門裡還是廟宇中人，多處於精神迷途之中。”遲子建用文字在記述著東北林海雪原里人的際遇，作家阿來說：“正是遲子建這一系列文字的書寫，黑龍江岸上這片廣大的黑土地，才成為中國人意識中真實可觸的、血肉豐滿的真實存在。”
遲子建，1964年生，1987年入北京師範大學與魯迅文學院聯辦的研究生班學習，1990年畢業後到黑龍江省作家協會工作至今。1983年開始寫作，已發表以小說為主的文學作品六百多萬字，出版有八十餘部單行本。 她曾獲得第一、第二、第四屆魯迅文學獎，第七屆茅盾文學獎。
5月中旬，值遲子建新書發佈之際，澎湃新聞採訪了遲子建。
不知所蹤的東方白鸛
《候鳥的勇敢》
《候鳥的勇敢》首先鋪排開一個生機勃勃的自然環境。開篇寫“極北的金甕河被春的烈焰紅唇點燃，脫下冰雪的衣冠，敞開心扉，接納了這久違的吻”寫最早的一批候鳥“綠頭鴨嘴巴是明亮的鵝黃色，脖頸是翠綠的，有一圈雪白的頸環，好像披著一條鑲嵌著銀環的軟緞綠圍巾，雍容華貴。”
蘇童在形容遲子建寫作故鄉的風格時用到“先聲奪人”一詞。《候鳥的勇敢》寫作鳥兒的部分最顯現這種靈動與張力。如她寫啄木鳥“它飛起的時刻，張黑臉心跳加快，他太喜歡看鳥兒張開的翅膀了，每個翅膀都是一朵怒放的花兒，啄木鳥黑白紋交錯的羽翼，在展開的一瞬，就像拖著一條星河。”
《候鳥的勇敢》寫作的過程也得益於鳥兒的激發和陪伴，遲子建在後記中談到她寫作本書時住在哈爾濱的群力新居，“面向群力的外灘公園，夕陽中總能看見各色鳥兒，在樹林和灘地間，飛起落下。常見的是彷彿穿著黑白修身衣的長尾巴喜鵲，還有就是相貌平平的麻雀了。麻雀在此時喜歡聚集在一棵大樹上，熱烈地叫，好像開會討論著什麼。有時我起了頑皮，會悄悄走過去一搖樹身，讓它們散會。我散步的時候，腦海裡常翻騰著正在創作中的《候鳥的勇敢》，候鳥管護站，金甕河，娘娘廟，這些小說中的地標，與我黃昏散步經過的場景，有一種氣氛上微妙的契合。”
採訪中，遲子建談到自己兒時幫家裡砍柴時曾見到各種鳥兒，而《候鳥的勇敢》中的東方白鸛也是她曾看到過的，在她愛人去世前一年夏天的一個傍晚，他們一起散步時在河岸的茂草叢中，看到一隻白身黑翅，細腿伶仃，腳掌鮮豔，像一團雲的鳥，後來她查資料得知是東方白鸛。這隻形單影隻向著夕陽飛去最終不知所蹤的鳥讓她恍然覺得人在宇宙中都不過是一瞬，這種愀愴的情緒也灌入到《候鳥的寫作》中。
以候鳥來印證人的際遇
遲子建寫作中常有社會關懷。即便是2004年她於悲痛中寫作《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時，也將故事置於煤礦小鎮烏塘，又跟當下的社會生活中人們所經歷的苦難、包括死亡和不公聯繫到一起。
《候鳥的勇敢》中，金甕河、候鳥棲息地等生機勃發的大自然展開以後，背後是一個更大的存在——瓦城，它構成一個社會了，也支配娘娘廟、管護站與牽涉其中的人的命運。瓦城中的“候鳥人”是有錢人，他們可以左右自己的生活，像候鳥一樣冬天到南方過冬，到夏天就返回北方來過夏天。這也是東北這些年一個較突出的社會現象——空城問題比較嚴重，人口流失率比較高。而候鳥人之外是當地的人，為了謀官位明爭暗鬥，如候鳥管護站的周鐵牙則獵殺候鳥送給官員和親人吃以希求他們的庇佑。
如何讓棲居在有限地方的候鳥和整個瓦城發生關係？遲子建醞釀了一場“禽流感”，其實原本是兩個原本就有病在身的人恰好都吃了野生候鳥又恰好前後死去，候鳥不小心就成了事件的罪魁禍首，但又因為死去的兩個人原本就品行不端，候鳥又被賦予懲惡揚善的意味。
這是一種較中國化的敘述、也貼近於中國民生寫作。人對官位過分熱忱，但是一些“徵兆”的發生又讓其如臨大敵。但是遲子建沒有在這裡耽溺過多，她仍舊是回到候鳥的另一種更為浪漫的象徵意味上，即象徵德修師傅和張黑臉的愛情，一對棲居於奶奶廟上的東方白鸛相互扶持，一方受傷後，另一方飛走後又返回，並最終雙雙凍死。這種明知前方是窮途末路的陪伴正映照著德秀師傅和張黑臉的關係。
作家阿來也談到，在中國，很多作家只關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少注意到自然界與人的關係，而遲子建的小說從自然界出發，用候鳥的生命形態對小說的主要人物形成一種靈魂上的啟示和救贖，自然與人形成了一個互相映襯、互相對比、最後互相提升的關係。
作家遲子建
悲苦是蜜，全憑心釀
《候鳥的勇敢》中，德秀師傅的一句話引起大家的共鳴：悲苦是蜜，全憑心釀。遲子建稱自己對這句話是深有感觸的。在她丈夫過世後不久，她寫下唯一一部和自己的個人色彩很濃、甚至是需要用來和自己的愛人告別的作品——《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開篇第一句則是“我想把臉塗上厚厚的泥巴，不讓人看到我的哀傷。”哀慟而真切。
遲子建的小說中常有一種悲愴，在《候鳥的勇敢》中亦如，東方白鸛一次次起飛又衰落，最後一次終於飛走，可是卻在不久後被發現雙雙凍死在雪地裡。遲子建談到自己的經歷時說：“人生風雨如晦的日子我經歷過，我仰仗文字，將我種種傷痛轉化為創作。真正的傷痛我無法忘記，我丈夫去世十六年，無論我在哪裡，他紀念日的那天我都會找地方燒香祭奠。但是我也得過好我自己的生活，紀念的那天我可能很傷心，我也會做兩個菜，開一瓶紅酒，獨斟獨飲的時候灑一杯在門口說今天是你的祭日，你也來和我喝一口酒。”
而她更多的作品則是能夠與自己的實際生活剝離。在採訪中，她談到：“我天性中覺得我的寫作應該是我看到的這個世界和我生活的世界的他者，當然這個他者是由我體驗和代入到的情境。一個好的作家應該站的更高一點，在自己作品當中，你要把人物變得無限大，把自己化得越來越小。”
她稱，在寫《偽滿洲國》時，做準備資料就做了十年，寫作花了兩年。《額爾古納河右岸》涉及到鄂溫克族百年的歷史，她也去到那個部落實地體驗和採訪，寫《白雪烏鴉》時，則要大量閱讀和研究與肺鼠疫有關的材料。“要儘可能把自己放入到那個情境中去，寫《額爾古納河右岸》時，我是一個人去的，我把自己放進去，和當地的人同呼吸共命運。寫《偽滿洲國》時，我看到偽滿洲國的皇宮，想到日本人給溥儀文件，他坐在馬桶上簽字的樣子。”
遲子建談到，白髮開始生長，正如白髮閃閃發亮，她的創作也開始有越來越多的能量，她還有許多想寫的內容，也有足夠的信心會一直寫作下去。她在發佈會談到。希望《候鳥的勇敢》是開啟下一部作品的一個序幕，“我2005年左右用很快的時間寫了《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我接著幾乎是沒有休息，也是準備了非常充分的《額爾古納河右岸》，我就進入了《額爾古納河右岸》的寫作，兩個幾乎是前後的，那種寫作狀態我作為一個寫作者回憶起來是迷人的。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大家，我寫作《候鳥的勇敢》的時候，我的狀態是一種很自由、很過癮、很不忍從裡面出來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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