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虎忱于1920年创建的潍县华丰机器厂,曾是潍县机器制造业的辉煌与骄傲,当年华丰机器厂的产品质量好、信誉高,行销18个省市,1934年铁道部在北京、青岛先后举办的铁路沿线产品展览会上,展出了华丰厂生产的各种马力的柴油发动机以及救火机、织布机、弹花机等产品,其质量与进口产品相比,绝无逊色,这不仅长了国人的志气,为民族工业争得了荣誉,而且还获得了当时展览会的奖励。那么，自此在之后，华丰机器厂又将迎来怎样的发展，最终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到1936年,华丰厂的资产随着生产的发展已增至20万元。为了扩大再生产,华丰机器厂再度招股增资,股东扩大到绅商各界人士近300户,并根据公司法组成了“华丰机器厂股份有限公司”，原股东会改为董事会,推选尹焕斋任董事长,1937年初,在第二厂内增设电气车间和铆工车间,从事电动机和锅炉生产,第一厂则专业生产柴油机,,先后18年间,华丰厂由小到大,经营盛极一时,第一、第二两厂总资产达150多万元,工人最多时达700余人,成为享誉国内、蜚声海外，颇具规模的机器制造厂家。
一心要振兴实业为国人争光的滕虎忱,对华丰厂的生产经营要求十分严格,从建厂第一天起,就确立了信用第一、质量第一的经营管理标准。对顾客做到“货真价实、言不二价、童叟无欺、力矫虚伪”,并将其书写于牌匾上，挂在营业室内。
从小受苦，学徒工出身的滕虎忱，很能体会到工人的疾苦。他从建厂招工时,就率先明确废除了学徒工无偿“效力”几年的通例,规定学徒期4年,管吃管住,每月发补助费,逐年增加,期满后月工资6元，平时生产超额有奖,加班有补贴,星期日休息,年终按工龄长短、工作优劣适当分红。为了改善职工生活状况,滕虎忱为职工新建了伙房、宿舍俱乐部、篮球场、洗澡塘等福利设施,这些待遇在当时潍县工商界中是少有的先例。他平时督促徒工专心干活,认真学习技术工艺,为提高工人的素质,华丰机器厂实行半工半读,支持让徒工半天劳动生产、半天学习文化知识和技术理论。凡学有成就,自愿外出谋职或创办新厂者,他都予以扶持,并允许他们也生产与华丰厂同样的产品。在此期间，华丰机器厂先后培养出一千多名理论联系实际的优秀技术人才,这些人才有的留在厂里成为技术骨干,有的另起炉灶,为华丰机器厂提供产品及零部件,成为华丰机器厂的卫星工厂。
1937年,滕虎忱创办的华丰机器厂,发展到顶峰时期。它像一台马力无穷的火车头,以蒸蒸日上的蓬勃发展势头，带动着当地以及外地的众多民族工业突飞猛进。然而就在这时,“七七事变”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华丰机器厂的命运自此转折。
全面抗战开始后,滕虎忱看到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局面,预见到山东沦陷已不可避免,他担心华丰机器厂的设备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被敌人用来制造武器，屠杀中国军民,便决心将华丰厂迁往汉口,生产武器支援抗日战争,并为此进行了多方奔走。
滕虎忱曾三次向山东省政府呈文请求调拨40节车皮协助运输机器设备,但省政府工作人员虽满口应承,却拖着不办,直到1937年底掌握山东军政大权的韩复渠交出济南时,连一节车皮也没拨给,滕虎忱痛心疾首,声称绝不和日本人打交道,决心流亡抗战,。
冯玉祥将军在成都时,曾在华西大学等处演说募捐,开展“节约献金爱国活动”的宣传,在此期间，他还亲切接见了滕虎忱,滕本人不但主动捐献,并且积极参加宣传发动工作，在举国上下战火频繁,连一张课桌都安放不下的情势下,滕虎忱的“实业救国”之志，完全成为了梦想。
1938年1月10日,日本侵略军侵占潍县城,华丰机器厂发展史上的噩梦时期开始了,潍城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对工厂进行了大肆的掠夺。日军以总经理滕虎忱参加抗战为借口,查封了滕虎忱的家产,把工厂的原材料运往青岛。后来,日军为进一步控制工厂,由特务机关出面预谋将工厂与日方企业合作,遭到张执符等留守人员严辞拒绝。日军恼羞成怒,将张执符等人捕押起来,以“违抗日军命令,显系不良分子”等罪名恐吓,强迫其合作。
早在日本人攻入潍城之时，就提出了要潍县最大的民族工业“华丰机器厂”改为日华合办。打算将潍县华丰机器厂资产作价50万元，以此为抵押向青岛日本银行贷款50万元，作为流动资金，共同经营。这样，日本人分文资金未出，便使华丰机器厂变为日华合办企业。日华合办，名为中日合办，实际上权力被日本人独揽。
1939年9月18日,在日军的威逼下,华丰机器厂被迫与日清纺织株式会社签订了合作契约,定名为“日华合办华丰铁工厂株式会社”和“中日合办华丰铁厂股份有限公司”。日本军国主义开始利用华丰设备制造军火。面对日军的残暴行径，华丰工人不屈不挠,同侵略者进行了勇敢的斗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华丰工人联合当地革命群众不断对日军进行骚扰,夜袭工厂,夺取机器钢材。华丰机器厂及洪丰、天丰等卫星厂的技术人员,也有很多人参加到抗日游击队的队伍中来。
日寇为了生产安全和运输方便,于1941年将华丰一、二厂拆除,把全部设备141部和所有原料,以及厂房拆除后的各种建筑材料,共装9列车运往济南,强占土地27.5亩,以华丰原样重建工厂,取名“日华合办华丰铁厂股份有限公司”，也称历山工厂。迁入济南以后,华丰成为日军的军械修理厂,日本人任经理,主要为日军修理枪支和制造军用锅、军用剪、小金钩步枪等。至此，由滕虎忱创建的华丰机器厂的全部财产，全都落入日本侵略者的魔掌中，华丰厂被日本侵略者迁走后,潍县原华丰厂的工人也都失去了生活依靠和工作场所,他们为了生活四处谋生,数十家由原华丰人集资设立的机械铁工厂,也陆续全部歇业。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历山工厂”，更名为军政部兵工署胶济区兵工厂接收处第一分厂,1946年4月,国民党又将工厂改为联勤总部兵工署四十四厂工务处第一所。为发动内战,国民党除要求工厂为其军队修理枪械以外,还制造信号枪和手榴弹、地雷外壳等军用品。为防止工人反抗,国民党政府采取高压控制手段,在每个车间设立了领首,监督工人劳动,禁止工人互相联系、交流和集会,工人上下班被搜身和盘查,政治上完全失去了自由。国民党时期,物价飞涨,工人每月挣的钱买不到三袋面,生活困苦不堪。
1945年8月,滕虎忱满怀兴奋,匆忙结束了成都利丰面粉厂的业务,急欲回到潍县重整华丰厂旧业。远在日寇投降以前,滕虎忱就在重庆将华丰创办经过、发展规模、厂房设备清单,呈报给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日寇投降后,滕虎忱归心似箭,想立即从重庆动身赶回家乡,处理自己的事业,可是当时除了接收大员和亦官亦商的人物能有便利的交通工具外，像他这样一个无权无势的工商界人士，只好“从成都、南郑西安绕了个大圈子，时而坐汽车、时而坐马车、牛车辗转周折”，到第二年春天才回到济南。
1946年2月,滕虎忱回到济南后，住在原华丰营业部旧址。他看到工厂的机器尚完好无损,厂房仍和以前一模一样,心中大感欣慰,他四处奔走,交涉工厂发还事宜,当时滕虎忱给济南的各相关部门,如长官部、省政府、建设厅等,均一一递上呈文,但皆迟迟不见回音。直到两三个月后,上述机关的“批示”才陆续下来,且多是互相推托,敷衍扯皮,奔走了几个月竟是毫无头绪。
1948年,潍县和济南市相继解放,滕虎忱也曾向山东省人民政府要求归还历山铁工厂,但因国家经济恢复时期,确实离不开机器制造工厂,因而没有归还。1948年9月，济南解放后,我军管会进厂接收,于1950年更名为济南第一机器厂,1953年8月，划归第一机械工业部第四机器工业管理局,更名为济南柴油机厂。
1948年4月，潍县解放,潍坊特别市建立,滕虎忱由济南返回潍县，重建华丰机器厂，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华丰厂得以新生和发展。滕虎忱召集华丰机器厂的旧部职工,收集原来华丰机器厂各处埋藏的少量物资和残存设备,并重新发动爱国的教友和校友再次集资，在原来华丰机器厂二厂旧址,重新创办了华丰机器厂。由于滕虎忱技术精湛,管理经验丰富,而且经营有方,加之潍坊人民政府的重点投资,华丰机器厂发展迅猛,不久便超过了原华丰机器厂的规模,成为当地机器制造业的主要支柱之一。
由于滕虎忱对国家和人民的重大贡献,1951年1月,他被邀出席济南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52年,华东军政委员会任命他为昌潍区潍坊市人民政府委员。两年后,滕虎忱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次年,滕虎忱当选为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并以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的身份,两次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6年,滕虎忱加入进民主建国会,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他热心会务,根据会章严格要求自己，他虽年迈,仍胸怀开阔,自强不息,服从党的领导,认真遵循民主建国会的要求,既做好本职工作,又积极参加民建活动,成为名副其实、声望较高的民建会员。1958年12月28日,滕虎忱在潍坊因病去世,终年7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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