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就來讀一個純爺們的阿根廷小說。
故事是以第一人稱敘述的，而書名本就蘊含著虛幻的意味：“堂塞貢多·松布拉”是與主人公一道遠走天邊的那個高喬人的名字，“松布拉（sombra）”在西班牙語中是“影子”的意思。南美潘帕斯草原上的高喬，北美西部原野上的牛仔，都被幻化成了影子：前者成了如堂塞貢多·松布拉這樣的經典文學形象，後者成了類型電影的英雄主人公。
《堂塞貢多·松布拉》
出版社: 上海譯文出版社
譯者: 王央樂
出版年: 2000年10月1日
關於高喬人的起源有種種說法：或是西班牙殖民者中犯了事的亡命之徒從城市遁入茫茫原野，與散居在草原上的印第安人相結合生下後代；或是不堪白人主子壓迫、踏上逃亡之途的印第安人實施報復，將白種女人擄走帶往草原，生出混血後代；或是城市中的印歐混血人找不到活幹，只好去往草原謀生，成為遊牧民族……總之，在文明世界居民的眼裡，高喬人的起源是卑賤的，他們居無定所，與城市為敵，是文明的棄兒——有語言學家就將“高喬（gaucho）”一詞與印第安土語中的“guacho（孤兒、私生子）”一詞聯繫起來，試圖以此探究高喬人的真正起源。在《堂塞貢多·松布拉》一書中，主人公“我”就是一個生下來不知其父是誰、年幼被帶離生母身邊的苦命男孩兒。他的理想就是成為一個真正的高喬人。而在他自己選擇的生活中，他經歷千辛萬苦，終於獲得了這在他看來無比崇高的身份。
“我一動不動，望著這匹馬和騎者逐漸遠去；他們在光亮的地平線的襯托下，顯得出奇的高大。我彷彿看見了一個幻景，一個影子，一個轉瞬即逝的東西；它更像一個思想，而不像一個生物；它是一種以漩渦的力量拉著我，把我吸進河水深處的東西。”
堂塞貢多·松布拉的出場，被作者設置為與主人公的偶遇，透著神秘主義的色彩。年少的“我”厭惡居家生活，淪為街頭小混混，外表放蕩不羈，實則內心孤獨而空虛，並不知道人生是否應當有意義、有方向，直到某一天在穿越一條街道時冷不防驚了一匹馬，由此見到了馬背上的堂塞貢多·松布拉，一位遠近聞名的高喬騎手，“我”命中註定要遇見的人。在作者的筆下，松布拉的背影對於這個男孩兒來說彷彿是一種啟示，命運之路突然就清晰地展現在他眼前，使他不得不聽從內心的召喚——借用今天的勵志話語來說，就是“follow your heart”。“一種要求永遠離開這個厭煩的市鎮的願望，從來沒有這麼強烈地湧上了我的心頭。我看見了一種新的生活，由活動和空間組成的新的生活。”高喬人命運的起源，就是對城市生活的抗拒，是對無限自由的嚮往，將“天蒼蒼，野茫茫”的遼闊空間視為自己最終的歸宿。
用今天的眼光來看，這種生活多麼美妙，雖則居無定所，卻是百分之百的“詩意的棲居”。而在19世紀的阿根廷知識分子眼裡，這種生活卻意味著野蠻落後，是應當遭到棄絕的。大政治家多明戈·福斯蒂諾·薩米恩託在他的名著《法昆多：阿根廷潘帕斯草原上的文明與野蠻》一書中就將高喬人的生活方式視為本國文化中的有害因素。在他看來，阿根廷的廣袤原野和兇悍牧民都不利於這個國家發展成為像英法那樣的強國。他在書中斷言：“沒有對土地的永久佔有，沒有城市，就不會有進步。正是城市讓人的創業才能得以施展，讓他獲得更多的財富。”他看不起本國的野蠻人，心儀在歐洲取得成功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土地私有，而非任由高喬牧民恣意馳騁其間；由城市集中大量人口，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力資本，以最有效率的方式製造越來越多的財富，不斷髮展進步，不再要田園牧歌的散漫而循環往復的生活。高喬人對體力的看重，馬術的精湛，以及一往無前的勇氣，在他看來並不是優點，而是文明的反面。高喬人無視民法，無視秩序，與受過教育、擁有學識的人為敵，實在是阿根廷的禍患。於是，伴隨著阿根廷走向現代農牧國家、走向“世界糧倉”這一美譽的，是高喬人以及所有原住民發出的悲歌。草原被規劃，被開發，被分隔成一個個牧場，高喬人從自由騎手轉為在各個莊園間往返的短期僱工，而後又成為領取固定工資的農牧業工人。高喬文化的衰落，雖則用現代的眼光來看是一種“進步”，但這種進步卻是伴隨著欺詐與壓迫的，是滿帶著高喬男兒的血淚的。
高喬人對不公命運的控訴，最集中地體現在何塞·埃爾南德斯於1872年出版的長詩名篇《馬丁·菲耶羅》中。1926年，當裡卡多·吉拉爾德斯出版《堂塞貢多·松布拉》時，縱馬馳騁的高喬人已然成為遙遠的傳說了。雖則獨立後的阿根廷一度拒斥高喬人，然而在阿根廷民族主義神話的建構過程中，經由詩歌、小說、電影的回憶和想象，高喬人的形象逐漸變得光輝崇高起來，成為阿根廷的民族標誌。
高喬人
出版一年之後即獲阿根廷全國文學獎的《堂塞貢多·松布拉》以一種對高喬生活理想化的敘述，觸動了那些在大城市中過按部就班的日子、渴望激情與冒險的文學青年的心絃。素以純種歐洲人後代自居的阿根廷人，在對高喬生活的想象中寄託自己的隱秘“鄉愁”。在博爾赫斯的著名短篇《南方》中，主人公就以夢幻的方式複製了他的先輩的“浪漫主義”的死亡——從城市深入原野，接過由高喬人扔來的刀子，與當場羞辱自己的人展開決鬥。文明意味著舉止優雅、深思熟慮，也意味著缺乏勇氣、優柔寡斷。野蠻意味著不修邊幅、粗魯莽撞，也意味著勇猛彪悍、男子氣概。阿根廷人在《堂塞貢多·松布拉》中看到了真正的男人，看到了克服文明病、醫治感傷情緒的良方，他們可以很自豪地說——喏，真正的阿根廷男人就是這麼man的！
追隨著堂塞貢多·松布拉的身影，主人公踏上了浪跡天涯的旅途，在一次次的磨礪中塑造自己，直至成長為一個地地道道的高喬人。他學會了馴馬的技能，也學會了收斂自己的感情；他品嚐了風吹日曬雨打的痛苦，也體驗到強烈的生命意志在胸中的搏動；他在鬥雞的豪賭中賺得大錢，又在賽馬的遊戲中輸得精光，認識到真正的財富並不是金錢，而是生活的道理，是生活本身。他的生活是體力和技能的發展豐富，也是智慧和心靈的成長完善。激烈的搏鬥場面時時出現：人與惡劣天氣的搏鬥，人與馬的搏鬥，人與牛的搏鬥，人與人的搏鬥……高喬人就生活在持續不斷的鬥爭中。故事是勵志的，也是詩意的。茫茫原野上，主人公使盡全力刺死了一頭不羈的公牛，“在我完全失去知覺之前，我只覺得我們兩個都一動不動，停住在這原野和天空的寂靜之間。”所有的勇猛和精力都凝固了，在荒涼的背景上，結束爭鬥的人和牛都獲得了悲壯的意味。
主人公與一直默默地教導他、指引他、幫助他的堂塞貢多·松布拉結下了深厚的情誼。這種情誼很難說清楚：像師徒，像父子，像兄弟，像戰友……“兩個男人經歷了出生入死的危險，就會變得十分親密，好像一對經過了擁抱之後的男女一樣。”他們都忌憚顯露自己的感情，就連分別時也盡力保持沉默，因為“悲傷是怯懦的表示”。他們的分別出現在故事的最後，或許是整部小說中最動人的段落。當主人公已然脫胎換骨為一個好騎手時，他收到了一封信，原來他的生父去世，他繼承了一大筆財產，從此結束遊蕩生涯，過上了莊園主人的生活。堂塞貢多·松布拉在他的莊園裡過了三年，終於不能忍受呆在同一個地方的生活。對於真正的高喬人來說，人生就是持續不斷地在路上。而主人公必須留下管理家產。他們以最簡短的方式作了告別。
“我的寄父的縮小了的側影，出現在山岡上了。我的目光使勁地抓住這片昏昏欲睡的潘帕斯草原上那一點點細微的動靜。他就要到達大路的高處，然後消失。他變得越來越小，好像從下面不斷地砍掉一樣。我的眼睛集中到他像個黑點那樣的帽子上，熱切地盼望這最後剩下的東西多留一會兒。”
在散文《騎手的故事》中，博爾赫斯引用了《堂塞貢多·松布拉》最後一章中的這個片段。堂塞貢多·松布拉與馬丁·菲耶羅、匈奴王阿蒂拉、成吉思汗和蒙古騎兵一道，成為在“文明”的進程中漸行漸遠的經典騎手形象。這最後的高喬人默默消失在天邊，一去不返，令人惆悵，只在文學史中留下了一道永遠的意味深長的背影。
文| 張偉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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