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人從黎巴嫩內戰中學到了什麼，都是後話了。對於以色列人來說，他們顯然又一次的成為了焦點。缺少美、法兩國強有力的干涉，想讓敘利亞軍隊願意和自己一起撤出以色列，實際上是不可能的。而繼續控制安全區的話，自己又被千夫所指。不僅阿拉伯世界會仇恨自己，國際輿論也只會把以色列軍隊在黎巴嫩的存在，定性為“侵略”行為。當然，以色列人還有一種選擇，就是聯合黎巴嫩的基督教派，把敘利亞人趕出去，並壓制住穆斯林教派。不過這也不可能成為選項。因為馬龍派和基督教武裝，當然願意看到自己從以色列的“入侵”行動中獲利，但卻萬萬不敢和以色列結盟，並與整個穆斯林世界為敵的。至於當初被“請”進來敘利亞人，倒是可以冷眼旁觀以色列陷入尷尬境地，並在與基督教強硬派的武裝衝突中，向西擴大自己的控制區，幫助穆斯林武裝做大。
很明顯，局勢的發展已經與以色列當初的預想背道而馳了。不僅逼迫敘利亞退出黎巴嫩的目的沒能實現。反而給了黎巴嫩進一步內亂下去，並給了敘利亞和穆斯林武裝存在的理由。問題是，讓一貫強勢的以色列人，就這樣完全退出黎巴嫩，放任敘利亞控制黎巴嫩卻又是做不到的。所以在糾結和內部爭論當中，以色列仍然以武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區保持了軍事存在，並扶植“南黎巴嫩軍”，作為自己的代理人（這種表面“以黎制黎”的方式，才能讓佔領行為看上去合法）。直到新的千年到來，以色列的政治家才終於下定決心，在政策上做出重大調整。
以色列人花了18年的時間，才算想明白他們應該在黎巴嫩怎麼做（至於怎麼做，我們後面再說），但黎巴嫩人可等不了這麼久了。在以色列在黎南部山區正式建立安全區（1985年），敘利亞人又咄咄逼人的經營貝卡谷地時。基督教和穆斯林教派中的溫和派，也明白了，黎巴嫩其實已經成為了敘、以兩國地緣博弈的戰場。如果黎巴嫩各派在內部不能團結的話，最終受害的還是黎巴嫩自己。而黎巴嫩各派和解的核心問題，就是政治權力的分割問題了。要是繼續保持基督教派/穆斯林教派6：5的政治權力分割方案，顯然穆斯林教是絕對無法接受的；但如果完全按照現有的人口比例，逼迫基督教派交出控制權，基督教派和戰略支持他們的西方國家，也不會答應。
所謂談判，就是妥協的藝術。既然誰也制服不了對方，又實在是打累了，不想再被人當槍使了。那麼各讓一步也就成了必然的選擇了。最終在1989年，在看不下去的阿拉伯國家的居中政治調解下，兩派中的主和派，簽訂了重新分配政治權力的“塔伊夫協議”，將兩派的政權權力調整為對等的5：5比例。而馬龍派的政治主導權，也做了一定調整，總統和軍隊總司令的權力和任期都做了一定的讓步（這兩個職位，都歸屬於馬龍派）。
以當時的情況來看，這種即擴大了穆斯林教派政治權力，又讓基督教派不至於成為少數派方案，是唯一可以讓大多數黎巴嫩人接受，並實現和平的方案了。當然，雙方武裝中的強硬派，同樣也有理由不滿意己方作出了讓步。不過在民心思安的背景下，這樣不滿以及引發的武裝衝突，被很快平息了。1990年，大部分的民兵武裝，都交出了自己的武器。黎巴嫩內戰，宣告結束。
雖然黎巴嫩各派，表面上已經達成了和解，並重新組建了聯合政府，但有敘、以兩國軍隊在，黎巴嫩仍然隨時處在戰爭的邊緣。尤其是以色列軍隊的存在，讓黎南山區的“黎巴嫩真主黨”，仍然有正當理由發展自己的武裝，並以反以鬥士的身份，在政治上不服從政府的號令。而由於敘利亞是代表阿拉伯國家維和的，所以敘利亞控制區中的民兵武裝，就沒理由不交槍了（是不是全交又是另一回事了）。
其實對於敘利亞人來說，他們倒是很願意看到，以色列對黎南山區的佔領，因為這可以讓他們有理由繼續呆在黎巴嫩，並坐視以色列在真主黨的襲擾下焦頭爛額。而以色列人則發現，安全區的設立，即不能讓自己得到戰術上的安全——（更有群眾基礎的真主黨取代了巴解組織，成了北部安全的威脅）；也不能得到戰略上的安全（反而讓敘利亞有理由呆在黎巴嫩了）。於是，在經過無數次內部討論後，以色列在2000年第一次做出了重大的“戰略讓步”——單邊從安全區撤軍。
這個決定是如此的突然，以至於一直“幫助”以色列維持安全區治安的“南黎巴嫩軍”，也僅僅在是行動開始時才被告知的，他們在跟著退入以色列境內時，甚至無法收拾和處理自己在黎巴嫩的財產。不過，這些被黎巴嫩人視為“叛徒”的南黎軍，並不是唯一感到尷尬的。黎巴嫩政府和敘利亞人，更是被以色列人的這次“主動讓步”，搞了個措手不及。而以退為進，完全把軍隊撤出黎巴嫩的以色列人，這一次倒是可以用輕鬆的態度，笑看黎、敘兩國政府，如果處理被凸顯出來的矛盾了。
如果以色列人不撤軍，那麼黎巴嫩政治不穩的罪名，就永遠要讓猶太人承擔了，而如果以色列撤軍了的話，這個黑鍋顯而易見的，就得是敘利亞人來頂了。然而在以色列突然作出撤軍決定，並馬上付諸實施後，黎巴嫩政府還來不及，去想下一步應該怎麼處理和敘利亞的矛盾。對於他們來說，最大的問題是，如何填補以色列人撤軍後，在黎巴嫩南部留下的政治空間。
這似乎本來不應該成為一個問題的。既然以色列人主動撤退了，作為一直致力於恢復主權的黎巴嫩政府，很自然的應該向黎南山區派駐軍、政機構，並開始慶祝“勝利”的。只是事情遠沒有那麼簡單。因為在以色列經營“安全區”的這18年期間，活躍於以色列佔領區的“黎巴嫩真主黨”，儼然已經壯大成一支不可忽視的武裝力量了。按照真主黨的話說，那就是：每都清楚，猶太人是被誰趕走的。要是黎巴嫩政府就這樣“下山摘果子”的話，真主黨和他們所代表的黎南山區什葉派，是肯定不會交權的。新一輪的武裝衝突，就再所難免了。
前面有朋友說了，以色列方面應該最晚在1990年，黎巴嫩內部達成和解，重新組成聯合政府時，就順水推舟的退出黎巴嫩。那個時候，黎巴嫩政府和什葉派的力量對比，應該還能掌控局勢。事實也的確如此，以色列在黎南山區的這八年時間，對黎巴嫩內部地緣格局作出的最大影響，就是讓真主黨武裝，有機會“合理、合法”的壯大。並在他們撤出黎巴嫩之後，有實力和黎巴嫩政府分庭抗禮。這種情況，從小接受革命教育的我們，應該不會感到陌生。想象一下，如果沒有在華北地區八年時間的敵後根據地建設。紅色政權的政治影響力以及軍事實力，是不可能在1946年壯大到可以談判平分政治權力的地步的。
既然馬上在黎南山區恢復政治權力，可能引發新一輪的武裝衝突，那麼好不容易引來和平的黎巴嫩聯合政府，當然不願意去承擔這個風險了。因此在以色列人閃電般的撤軍後，出現了政治史上非常奇特的一幕——黎巴嫩政府義憤填膺的表示，堅決不去接收安全區。理由就是不會去給以色列人做保安。
雖然黎巴嫩政府的做法，讓人覺得有些可笑，不過卻也說出了實話。因為以色列人之所以撤出來，不再堅持要和敘利亞軍隊，同時退出黎巴嫩，很大程度是因為真主黨的游擊戰，讓以色列有點疲於應付。無論從戰術、還是戰略的角度，再在黎南山區耗費人力物力，已經很不上算了。問題是，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已經不是以色列退了回去，就不再和黎巴嫩真主黨有衝突了。相反，為了自己能“合法、合理”的生存下去。即使以色列人不去主動招惹真主黨，真主黨也一定會不斷的和以色列戰鬥下去。從這個意義上說，黎巴嫩政府不管通過何總手段，在前安全區恢復中央政府的管理的話，都有義務約束真主黨，不再與以色列為敵。這對於黎巴嫩政府來說，不得不說是一個大麻煩。
為什麼說，以色列在完全撤軍後，真主黨依舊要繼續和以色列作對呢？要知道，2000年的阿拉伯世界，除了還有戈蘭高地的敘利亞以外，其他國家早已在國家層面和以色列達成政治和解了。而敘利亞，現在也基本不會試圖和以色列，用武力的方式解決戈蘭高地問題，更多的是依靠國際社會施壓，以迫使以色列踐行“土地換和平”的方案。不過對於真主黨來說，能夠把以色列軍隊“趕出”黎巴嫩，是他們引以為傲的戰果。而失去了以色列這個敵人，他們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接下來的話，等待他們的命運，應該是和十年前的其他民兵武裝一樣，將權力和武裝上交給黎巴嫩政府。
這種將把自己辛苦打下的江山拱手相讓的結果，黎巴嫩真主黨顯然是不願意看到的。最低限度，作為黎巴嫩南部什葉派的政治代表，“真主黨”首先認為自己是一個政治派別，應該在黎巴嫩政府中享有單獨，且重要的政治權力。換句話說，之前那種基督教、遜尼派、什葉派三派為大框架，三分政治權力，然後各大教派再依據各自內部的派系劃分，進行二次甚至三次分割的方案，已經不能滿足做大的真主黨的胃口了。無論從地盤，還是實力的角度，真主黨都希望自己能夠成為和傳統三強平起平坐的一級政治力量。
經過前面這些天的解讀，相信大家已經對黎巴嫩地緣結構的複雜性，以及外部勢力的錯綜複雜的影響力，有了相當的瞭解。僅僅從時間和結果來看，為了把基督教派和穆斯林的政治權力比例，從6：5調整到5：5，黎巴嫩就已經付出了16年的戰爭代價。再想作進一步的調整，不僅以馬龍派為代表的基督教派很難接受，其他穆斯林派系也同樣不願接受。甚至可以說，穆斯林教派對此的意見還會更大。因為在和基督教派對半分享權力的大框架難以調整的情況下，真主黨如果想在黎巴嫩政府擴大權力份額，就只能壓縮其他派別的政治空間了。
如果把尾大不掉的地方權力收歸中央政府，是古往今來無數政治家所要面對的。不論結果和方法如何，這都是需要一個時間來解決的問題。對於黎巴嫩政府來說，暫時不去接收黎南山區的政權，讓真主黨維持一個自治的局面，也算一個明智之舉。即不至於馬上和真主黨激化矛盾，又不需要為真主黨的那些會對以色列的武裝襲擊承擔政治責任。說到底，黎巴嫩真主黨能夠作大，也是以色列人自己種下的果。
對於真主黨來說，他們心裡當然也清楚，只有不斷的和以色列人戰鬥下去，才能讓在阿拉伯世界爭取輿論支持，並迫使黎巴嫩政府無法收權，並最終在黎巴嫩政權中，獲得更大的政治權力。應該說，真主黨的這種做法，在政治上還是相當成功的。在以色列周邊國家都基本和其達成和解的背景下，一直在給以色列找麻煩的真主黨，無疑成為了整個阿拉伯世界甚至穆斯林世界，反抗猶太人的旗手。以至於雖然真主黨那明顯的什葉派背景，讓大部分阿拉伯的政治家感到不太舒服，卻又必須在政治上表示支持真主黨的存在。這一點，甚至在美國高舉反恐大旗，宣佈真主黨為恐怖組織後，也沒有大的改變。換句話說，只以真主黨一直不放棄和以色列的武裝鬥爭，他們在阿拉伯世界和黎巴嫩，就有合法的生存空間。
由於真主黨的存在和做大，在以色列撤軍之後，黎巴嫩的內部主要矛盾，其實已經不是敘利亞和黎巴嫩政府之間的矛盾，而是如果處理尾大不掉的真主黨的問題了。因為在以色列人撤走之後，敘利亞就已經沒有理由再以“阿拉伯穩定部隊”的名義，在黎巴嫩部署軍隊了，在所有人的目光，都從以色列轉移到自己身上後，敘利亞人撤走是遲早的事。2005年，在各方壓力之下，敘利亞軍隊也終於從黎巴嫩撤軍。當然，由於敘、黎兩國那剪不斷理還亂的地緣關係，以及敘利亞這麼多年在黎巴嫩政府的經營，敘利亞仍然對黎巴嫩有著相當，或者說最重要的影響力。
回到真主黨的問題上來。真主黨的這種生存和擴張政治空間的模式，影響的並不僅僅是黎巴嫩內部的政治結構，由於他們的什葉派背景，波斯人也被捲了進來，並讓情況變得更加複雜了。事實上，如果沒有伊朗的幕後支持，真主黨也鬧不出這麼大的動靜。而伊朗之所以要全力支持真主黨，目的其實也和真主黨一樣，就是謀求政治空間，只不過真主黨從本質上說，是為了在黎巴嫩內部的政治影響力；伊朗所圖的，就是在整個中東和穆斯林世界的影響力了。
如果伊朗只是在阿拉伯世界中，尋找什葉派結盟的話，這種拉幫結派的作法，只會讓佔據多數的遜尼派，對伊朗產生反感。但如果伊朗能夠通過真主黨對以色列進行武裝打擊（誰都知道，真主黨的後臺是伊朗），並依靠發展核武器來威脅以色列，以及藐視幕後的支持者——美國時，伊朗在阿拉伯世界的民意支持度，就要大的多了。就好像根據非官方的調查統計，對於伊朗發展核武器的計劃，即使是遜尼派阿拉伯人，也有6成以上是認為這也是阿拉伯穆斯林的力量標誌一樣。
這樣看來，無論是出於自身，還是後臺的政治需要，真主黨都會和以色列戰鬥下去了。而撤軍後的以色列，也只能吞下自己種出來的苦果，不斷的要面對真主黨的恐怖襲擊（時不時放幾顆火箭彈，或者過去綁個人回來）。為了應對這個不穩定因素，以色列在撤軍之後，仍然進行過多次越境打擊，甚至動過重建安全區的念頭。當然，從以色列的整體安全上來看，真主黨並不為患，或者說稱不上大病，但這種小打小鬧，也足以影響黎、以兩國的政治關係了。這其中的典型案例，就是2006年真主黨武裝通過挖地道俘獲以色列士兵“沙利特”的事件了。這次襲擊活動，不僅引發了以色列對黎南地區新一輪的軍事打擊，更創造了一個紀錄。在各種手段使盡，國際斡旋失敗後，以色列和真主黨在去年達成協議，用1207名巴勒斯坦囚犯，換回了這種被囚五年之久的以色列士兵。
對於以色列用1000多人換一個士兵的作法，不同的人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加以解讀。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有了真主黨這個麻煩製造者在北部活動，以色列的國家安全和國內政治，不可能不受到影響。而真主黨之所以有這麼強的生存力，除了地形複雜，難以清剿乾淨；黎巴嫩政府不夠強勢，並且對真主黨的存在睜一隻眼閉一眼以外。還與伊朗和敘利亞的幕後支持有關。出於各自的利益訴求，伊朗和敘利亞，都樂於見到真主黨給以色列製造麻煩。不過這當中，伊朗的野心顯然要更大些。出於成為中東局勢主導者的目的，波斯人並不願意把自己定位為“什葉派聯盟領袖”，並僅僅把結盟和支持的目標，鎖定在敘利亞阿薩德政府，和真主黨這樣有什葉派背景的政治力量上。既然已經主動挑起了，為穆斯林世界對抗猶太人這杆大旗，那麼所以願意和以色列戰鬥的政治力量，都可以成為伊朗積極支持的對象。而伊朗的這種做法，不僅使得黎巴嫩目前，事實上仍處在分裂狀態，也影響到了巴勒斯坦內部權力統一。
伊朗如果想在中東稱霸的話，如何爭取阿拉伯世界的支持是關鍵，而始終把矛頭對準以色列，就是打開阿拉伯之門的鑰匙了。事實上，任何一個想在阿拉伯世界有所作為的政治強人，都很清楚這一點。無論是埃及的納賽爾，還是伊拉克的薩達姆。亦或那個在地緣上基礎上，完全沒有機會的狂人卡扎菲，都無一例外。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伊朗除了憑藉什葉派的背景，與真主黨結成緊密聯盟以後，還需要在阿拉伯內部，尋找其他的反以力量，以壯大自己的聲勢。
如果說誰和以色列有矛盾，就能成為伊朗的盟友的話，那麼敘利亞肯定是跑不掉的了。事實上也的確如此，即使阿薩德政權沒有什葉派背景的話，伊朗一定會樂於成為敘利亞的戰略盟友的。不過敘、以之前雖然有戈蘭高地，這個難以化解的地緣矛盾，卻不是和以色列矛盾最深的。到底誰和以色列有更深的矛盾呢？答案似乎並不難猜。當然是那個至今無法獲得獨立國家地位的“巴勒斯坦國”了。
巴勒斯坦到底能不能稱“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當初以色列人是接受阿、以分治方案，並正式宣佈建國了的。而巴勒斯坦人和他們的阿拉伯兄弟根本就不承認這個方案是合理的，想的只是把以色列從地球上抹去。換句話說，巴勒斯坦人當時就根本沒有考慮過，按照分治方案建國。至於以後的事情，大家也都清楚了。在以色列的強大攻勢下，失去了土地的巴勒斯坦人，就根本不具備建國的條件了。一直到今天為止，雖然巴勒斯坦人曾經單方面宣佈過建國，並得到大多數國家認可，但沒有聯合國合法席位，這個“國家”並不能成為真正意義的上國家。最多隻能算是，以色列統治之下的一個“政權”罷了。
既然巴勒斯坦人至今沒有放棄獨立建國的夢想，那麼他們當然也會成為包括伊朗在內的，試圖依靠挑逗以色列，而爭取阿拉伯世界民意的地區大國的爭取對象了。不過在有野心的地區大國們，試圖和巴勒斯坦人結盟時，他們必須先解決一個問題，誰才是他們的結盟對象。對於大多數正常國家來說，這本身並不成為一個問題，誰在臺上執政，自然就是溝通的對象了。當然，你如果無法和合法政府建立良好關係的話，也可以選擇支持反對派。不過不管怎麼說，你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和能夠代表國家的政權，建立直接關係。換句話說，這個國家的地緣位置，戰略價值才是最需要考慮的。
不過對於巴勒斯坦人來說，他們那完全被以色列所控制的“未來國土”，還沒有機會顯示出地緣價值來。能夠吸引伊朗人的，主要是他們能給以色列人制造麻煩，並由此而間接幫助伊朗，擴大在阿拉伯世界的影響力。千萬不要小看了這點區別，他將直接影響到伊朗到底和誰合作。基本伊朗的訴求，誰是巴勒斯坦的合法政府，亦或誰更有可能執掌巴勒斯坦的政權並不重要。誰是麻煩製造者（針對以色列）才能吸引伊朗的目光。
在我們的印象中，被以色列人逼迫的無處建國的巴勒斯坦人，應該都是伊朗或者反以勢力的天然盟友，但事實上，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會有派系，也都會依照立場的強硬與否，分化成左、中、右陣營的。在初期，阿拉伯國家萬眾一心，準備把以色列人趕下海時，可以說巴勒斯坦人無論分多少派系，絕大多數人還都是武裝鬥爭的堅定支持者的，不過在埃及轉向，反以的阿拉伯聯盟瓦解後，巴勒斯坦人當中，也終於有人意識到，再夢想通過武裝鬥爭，從以色列手中奪回“被佔領土”，已經不現實了。準備依靠外交途徑，通過和以色列談判取得巴勒斯坦合法地位的想法，逐漸佔據了上風。
代表巴勒斯坦人實現這個轉變的，正是巴解組織的領導人，也是曾經最堅定的主戰派——阿拉法特。第五次戰爭後被驅逐出黎巴嫩的現實，讓這位巴解組織的領導人和整個巴解組織，開始認識到，武裝鬥爭並不能為他們帶來所需要的結果。這種認識，在已經被迫把總部遷到北非的突尼斯的巴解組織，總部又一次被以色列空軍所轟炸後（1985年），變得更加深刻了。
在巴解組織從堅持武裝鬥爭，到被迫面對現實，準備以談判的方式爭取“權力”的同時，猶太人當中對純粹依靠軍事打擊，來壓制巴勒斯坦人的想法也發生了動搖。現實的考慮是，以色列在經過幾次中東戰爭之後，雖然把境內的巴勒斯坦人壓縮到了西岸和加沙兩部分，並且在進一步通過興建猶太人定居點，蠶食這兩塊區域，但你很難再進一步，完全把這兩塊區域消化掉了。那些生活在這兩地的巴勒斯坦人的去處，以及國際社會的壓力，都讓以色列必須思考，是不是要留塊地給巴勒斯坦人“建國”了。
與由鷹派轉變為鴿派的阿拉法特一樣，以色列方面主導巴、以和平進程的總統“拉賓”也曾經是戰爭當中的英雄。正是由於雙方都對戰爭有著深刻的認識，才讓他們明白，戰爭雖然是政治的延伸，但卻不是解決問題的終極手段。絕大多數時間，戰爭的實際作用，只是讓大家在戰後的談判中，取得更多的籌碼，而不是把對方完全消滅。從這點看，軍事上完全佔據優勢的以色列，顯然擁有更多的籌碼。至於巴勒斯坦人，他們也早已放棄把以色列人趕下海的，不切實際的目標，而把在加沙和約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國”，作為談判的目標了。
阿拉法特和巴解組織作出這樣的轉變，也實屬無奈，因為時間是站在以色列人那邊。完全控制了加沙和西岸的以色列人，正在一步步的蠶食這兩塊巴勒斯坦人最後的土地。一旦這些滲透進來的定居點連成具備幾何外形的片的話，那麼巴勒斯坦國未來的空間，就只會更少了。
有鴿派就一定會有鷹派，以色列方面如此，巴勒斯坦人方面也如此。正如我剛才所說的，時間似乎是站在以色列一邊的，並沒有必要跟巴勒斯坦人踐行“土地換和平”的原則。而持這種觀點的猶太極端分子，甚至在1995年刺殺了兩年前，剛剛與巴解組織簽訂和平協議的總統“拉賓”。在這份被稱之為“奧斯陸協議”的標誌性文件中，雙方互相承認了對方的存在，巴勒斯坦人則被允許在西岸及加沙地帶進行有限自治。當然，從協議內容來看，這份協議並不能讓雙方，尤其是謀求建國的巴勒斯坦人滿意。不過誰都承認，這是一個好開始。問題是，並不是所有人都願意有這樣一個開始，在以色列方面的強硬派開始反彈時，巴勒斯坦人這邊的強硬派也同樣有搶班奪權的跡象。
一個組織內部分成不同派系，是再正常不過的了。不過巴勒斯坦的情況比較特殊，被以色列完全分割成二塊的“國土”，讓這種政治之爭更加有機會，帶上強裂的地緣分裂色彩。
比較“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兩塊巴勒斯坦“國土”，西岸顯然是核心區。這並不僅僅是因為西岸的面積更大，更是因為耶路撒冷在此。因此最終獲取回到巴勒斯坦開啟和平進程的巴解組織，也將政治中心設立在了西岸。說到這裡，我們需要對“巴解組織”做一個說明。這個1964年，由阿拉伯國家以及巴勒斯坦人政治代表，在耶路撒冷成立的組織，基本可以視為“巴勒斯坦國”的政府。當然，它和真正的“政府”還是有區別的，原因就在於，無論巴勒斯坦人，是以在包括以色列在內的，巴勒斯坦地區全境建國，還是象現在這樣退而求其次的，謀求在西岸和加沙地帶建國，他們的國土都是在以色列的侵略之下的。也正因為如此，代表巴勒斯坦人行使政治權力的組織，名稱中才會有“解放”二字。
雖然巴解組織，是巴勒斯坦的合法代表，已經是國際共識了，但不可避免的是，這種處在進行時當中的，帶有流亡政府性質的組織，本身就很難做到權力集中，其內部會存在許多淵源不同，政治訴求不同的派別。而最終決定誰能夠執掌巴解大權的，有一個很重要的指標，就是誰擁有的武裝力量最強。在這當中，成立於1959年的“法塔赫”（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算是巴解組織的主流派別。當巴解組織將與以色列的武裝鬥爭作為活動主線時，法塔赫和其他派系一樣，帶有濃烈的軍事色彩。大家在新聞當中看到這個標籤時，通常都更容易感覺，它是一個軍事組織。而當巴解組織與以色列開啟和平談判進程以後，法塔赫也就開始顯現它的政治屬性，並以政黨的形式，開始主導巴勒斯坦的政務了。這種“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演化過程，在地球的各個角度都在上演。好像黎巴嫩真主黨，一開始作為一個反以的武裝組織的面目出現，現在也開始作為一個合法的政黨組織，試著參與黎巴嫩的政務活動了。
說到巴解組織和法塔赫，就不能不提到“阿拉法特”了，這個一直披著雙色頭巾的巴勒斯坦人，曾經數十年如一日的出現在國際新聞當中，直到2004年他去世為止。作為法塔赫的創始人之一，阿拉法特也正是因為擁有了這支巴解組織內，力量最強的武裝力量，才能夠一直以巴解組織的領袖面目出現在世人面前。不過，在阿拉法特代表巴解組織與以色列開啟和談之後，法塔赫在巴解組織的核心地位也開始出現動搖了。
之所以會有這種變化，原因並不複雜。既然是和談，就意味著雙方都要作出妥協。對於以色列人來說，承認巴勒斯坦人自治，並在今後擁有獨立建國的可能，算是在“以土地換和平”；對於巴勒斯坦人來說，又何嘗不是這樣呢。即使不極端的要求把猶太人盡數趕走，按照1947年阿、猶分治方案建國，也算是於法有據的（僅此而已）。
如果巴、以的地緣關係，是那麼容易切割的話，和平還是有機會降臨在這片多災多難的土地上的。只不過，任何一個看過地圖的人，應該都不會相信，巴、以之間如果照現有的格局建立兩個國家，是可以和平共處的。因此，在和平進程開啟後，雙方依舊摩擦不斷。以色列方面，認為對巴勒斯坦人讓步過多的意見逐漸佔據了上風；而巴勒斯坦方面，認為阿拉法特的和談，不僅明確放棄了巴勒斯坦人可能爭取的合法權力，把國土侷限在兩塊根本無法立國的土地上。更是在巴勒斯坦建國的問題上，沒有實質進展。因為以色列人雖然給予了巴勒斯坦人一定自治權，但去並沒有認為巴勒斯坦是一個國家。
在政治成熟的以色列，鷹派們可以通過政治制度，挾民意組建強硬政府，並調整巴以和談進程。而內部結構還處在磨合當中的巴解組織，內部衝突的解決方案就沒那麼和諧了。既然阿拉法特和法塔赫，當初能夠憑藉最大的反以武裝的面目，執掌巴解大權，那麼其他派別也同樣可以通過和以色列人的戰鬥，來擴大自己的影響力，進而窺伺巴解組織的主控權。
最終成為法塔赫挑戰者的派別就是“哈馬斯”，與法塔赫世俗化政治組織的形象不同，全稱為“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的哈馬斯，帶有濃郁宗教色彩。象類似哈馬斯這種，帶有原教旨主義色彩的組織，在中東可以說比比皆是。當穆斯林對於以世俗政權形式對抗西方世界的入侵，不再抱有希望時，把希望寄託在宗教上，並試圖用宗教的力量來反抗異教徒的入侵，就會成為很自然的選擇。畢竟，伊斯蘭教政教合一的形式，在歷史上曾經讓伊斯蘭世界迅速擴張，並抵禦甚至反攻過西方基督教世界。這一點，在阿拉伯國家中，最後一個有機會以世俗政權之力，反抗西方入侵的政權——薩達姆政權崩潰後，顯得更為明顯。在此之後，活躍著的反以、反西方力量，無不帶有濃郁的原教旨主義色彩（也包括唯一以國家形式，對抗美、以的伊朗）。
哈馬斯的創立時間，正是在巴解組織被第五次中東戰爭，逼出黎巴嫩之後。戰略上在周邊再也看不到強力支撐的巴勒斯坦人，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巴勒斯坦被佔領土上發動起義了，而宗教在這時候，就成為了凝聚巴勒斯坦人的核心力量。正是在這種背景下，1987年哈馬斯創立，並在幕後推動巴被佔領土上的第一次大起義。這次沒有外部武裝力量直接介入的巴勒斯坦人的武裝反抗，從戰略上來看，是沒有任何機會的。不過，卻也足以對以色列製造壓力。畢竟，這個算是生活在以色列包圍之中的巴勒斯坦人亂起來，對以色列的安全影響並不亞於周邊國家的軍事威脅。而這，也對1991年正式開啟的和平進程，起到了推動作用。
儘管阿拉法特和法塔赫，始終作為巴勒斯坦的合法代表主導巴、以和平進程，並回到了約旦河西岸，但和黎巴嫩真主黨一樣，哈馬斯也通過領導武裝鬥爭，在巴勒斯坦人當中獲得了很高的民意。這一點，和黎巴嫩真主黨的成長過程是一樣的。而在對自己存在價值的認識上，哈馬斯也和黎巴嫩真主黨一樣，清楚的知道自己之所以能夠存在，並擁有支持度，是因為自己能夠一直代表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以及它背後的美國）一直戰鬥。一旦它不再戰鬥下去了，也就失去了價值，更不可能從合法政府中平分權力了。
正因為如此，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一樣，出現了政治上的分裂。代表中央合法政府的法塔赫（以及其他願意和談的派別）、黎巴嫩政府，願意和以色列和平共處，並在此基礎上解決雙方的矛盾；而代表阿拉伯人當中的反抗力量的真主黨和哈馬斯，則成為了對內和中央政權分庭抗禮，對外不時對以色列發動武裝挑釁的“極端組織”。由於大家在生存方式上如此的相似，哈馬斯和真主黨之間不結成戰略同盟，倒會讓人感到奇怪。而出於在阿拉伯世界中，樹立威信的原因，伊朗當然也不會放過哈馬斯這個棋子了。
任何一個想和中央政府對抗的組織，都必須有一塊地緣上相對獨立的根據之地。黎巴嫩真主黨的根基之地，就是那塊被巴解組織、以色列交替控制過的黎南山區了。相比黎巴嫩，巴勒斯坦在內部結構上，更具有分裂的潛質。因為加沙和約旦河西岸，本身就是被以色列分割的，兩塊獨立的地理單元。在以法塔赫為首的主和派，佔據核心板塊“約旦河西岸”後，土地面積更小，人口密度更大的加沙地帶，則成為了哈馬斯重點經營的根據地。
當巴解組織和以色列達成初步和解，併成立自治政府之後，下一步就是進行正常的政府運作了。一個合法的政府運作，除了在所轄土地上，建立各級政治機構以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將之前分屬各派的武裝力量，合併成為統一受中央政府領導的軍隊。這個進程，在內戰之後的黎巴嫩就已經開啟過了。只是相比黎巴嫩真主黨，哈馬斯戰鬥下的理由顯得更為充分，加沙地帶相比黎南山區，也要更為獨立。黎巴嫩政府收不了真主黨的槍，巴解組織也同樣收不了哈馬斯的槍。在經過一系列內部博弈，甚至武裝衝突後。試圖在加沙地帶收權的法塔赫被趕出了加沙地帶。巴勒斯坦的內部派系之爭，正式演變成了，帶有地緣分裂色彩的博弈了。
事實上，由於加沙和約旦河西岸的分裂狀態，即使沒有原教旨色彩濃厚的哈馬斯，佔據加沙地帶。也會有其他形態的政治力量，以此為基地不接受約旦河西岸的管束的。換句話說，除非兩地地緣力量對比懸殊，否則這種地理上的分裂，導致政治上的分裂幾乎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說，無論有沒有哈馬斯，客觀上都不應該看好，巴勒斯坦能以加沙和約旦河西岸為國土，建立一個“正常國家”。
那麼是不是說，如果巴勒斯坦人捨棄掉加沙地帶（比如交給埃及人），是不是就有可能建立一個完整的國家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因為巴、以雙方還一個個解不開的死結——耶路撒冷，而在這個死結當中，還有一個死結當中的死結——“阿克薩清真寺”。作為中東部分的結束篇，中東問題真正的暴風眼，也即將登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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