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畫家所繪表現鄉村生活場景的水墨畫。
蕭公權（1897-1981），著名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臺灣中研院首屆院士。1918年考入清華高等科，1926年從美國留學歸國後至1948年，歷任或兼任燕京、清華、光華、華西等名校教授。1949年離臺赴美，長期執教於華盛頓大學遠東和蘇聯研究所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政治多元論》《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鄉村》等。
《中國鄉村：19世紀的帝國控制》
譯者：張皓 張升
版本：九州出版社
2018年2月
蕭公權學術代表作之一，考察19世紀清王朝統治中國鄉村的政治體系，包括理論基礎、措施和效果。1960年出版當年即獲得“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的學術獎，為東方學者受此殊榮第一人。
描摹19世紀中國的鄉村圖景，很難幾筆帶過，也無法一概而論。富庶怡人的村落、焦黑貧瘠的土地、辛勤勞作的鄉人、中飽私囊的官吏，都是特定史料為我們呈現的眾多面相之一。它們或多或少能映畫出某時期某地域的鄉村形態，卻也需要被置於歷史與社會的脈絡中，才能進一步判辨其虛實真假，或偏見與否。
蕭公權於上世紀50年代完成的研究專著《中國鄉村》，即在搜閱大量中外文史料的基礎上，考證19世紀清王朝的鄉村基層統治體系。資料來源除了官方正史，還有地方縣誌、私人著述，以及西方在華人士的書信、遊記。其中不乏對當時中國鄉村的景象和活動的生動描寫及詳細記載，讓我們得以再現19世紀的中國鄉村一瞥。
農民 順從堅忍
“到處都是桑樹、水稻、菸草、攀援在竹架上的葫蘆；所有農民——男人和女人——都在辛勤勞作，一起用力，腳踩水車灌溉田地。”
對動盪的外界全然不知，從來都更在乎過好自己的日子，這好像就是大多數目不識丁的鄉村大眾給外人留下的印象。1850年便來華並在中國生活了60餘年的美國傳教士兼教育家丁韙良，在他19世紀末的《花甲憶記》中也提及，“據說幾千年前，堯帝在視察途中聽到一位老人擊壤唱道：‘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今天的皇帝如果也作同樣視察，也會遇到同樣的情況。”
“帝力何有於我哉？”一句沿襲千年的反問，彷彿早已潤上世代農民的底色。他們平順、堅忍，“對政治漠不關心、對自己的經濟狀況不滿意”，既不會主動效忠朝廷，也不願刻意反對它。遇到類似災害或饑荒的難事，他們更直接的應對也是“忍”。出生於上海，畢生致力於研究中國問題的美國學者鮑大可在1948年未刊發的論文《四川地方政府筆記》中也有相應表達：“農民雖然過著非常艱辛的生活，卻忍受著。在他們所處的生存環境——包括物質的和社會的——之間存在著看上去十分穩定的平衡。”
這種“看上去”的平衡，實則並不能承受連續不斷的自然災害和人口壓力的衝擊。歷史學家羅爾綱曾在《太平天國起義時期的人口壓力》一文中估計，18、19世紀中國鄉村人均可耕地數量一直在下降，從18世紀中葉的3.86畝，到1812年的2.19畝，再到1833年的1.86畝，“農民手中早已不擁有足夠的土地（每人3畝多）來維持自己的生存”。
1896年河南《鹿邑縣誌》裡記下“農苦而不勤，播種既畢，旱澇皆聽之於天”；安徽《蒙城縣志書》則寫有“其土地薄滷，田無灌溉之源，家無累世之富”；1908年四川《綿竹縣鄉土志》中評論，“每人約佔田二畝六分零……僅給衣食，若遇冠婚喪祭、水旱偏災，則負債失業，流離轉徙，此民之所以日即於貧。”當土壤的貧瘠導致積糧的短缺，沉淪的經濟引發村莊的衰頹，非常時期的地方社會很容易陷入“失控”危機、觸發暴力，而這也正是清廷一直以來所極力避免的。遼闊疆土如何確保安全，清帝國政府對鄉村的基層控制體系也正緣此建立。
鄉村 控制無力
具體研究19世紀帝國控制的《中國鄉村》裡，蕭公權逐一勾勒了保甲、裡甲、糧倉、鄉約四大鄉村政治體系，分別對應著清王朝在治安、稅收、賑災和思想上渴望建立的秩序。
相較於村莊這種自然發展起來的組織，保甲和裡甲制度明顯都是人為設計的體系。以保甲為例，大體來說，即十戶為一牌，十牌為一甲，十甲為一保，以此來設置一套獨立的基層組織。保甲的職能在於維繫治安、監控預防犯罪，裡甲則負債徵收賦稅和攤派徭役。二者常被混淆，原因在於，初始階段它們都需要對一定區域內的人丁戶口進行編審排查，保甲是為了摸排後有效監管，裡甲則為了登記後方便稅收。然而，這兩種制度在19世紀的推行效果都不甚樂觀。
擔任過雲南廣通縣知縣的何紹祺，在1844年上任伊始就寫下，“今之保甲，虛貼門牌，隱匿不知，遷徙不問，徒飽胥役，即詡善政。民病盜喜，官乃恬然”；裡甲也面臨“賦有常經，徭無定額，日久弊升”等諸多難題，一方面全額稅款很難收齊，另一方面，則由於稅吏和鄉紳從中作梗，牟取私利，使得處在更底層的平民鄉親們往往被攤派更多。1897年廣西《容縣誌》中便有記載“時賦耗無定章，任意浮收，凡徵銀一兩者，加收銀七八錢，其不及一兩者倍之，至二三分之戶，則收至二三錢不等，民苦無告。”
防止飢荒的地方糧倉體系，也會面臨官吏腐敗無能以及農民積餘匱乏的阻礙。雖然經濟狀況相對較好的地區，遇上正直得力的官員，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擋住艱難時期災荒的不良影響。但更多情況下，普通農民們並沒有富裕的餘糧捐出貯藏，也不能一直指望鄉紳富民的慷慨解囊，久而久之糧倉制度名存實亡。針對鄉人大眾、作為通俗教化工具的鄉約宣講體系，也並未如預期發揮功效。
無論是順治帝最初創立頒佈的《六諭》，還是康熙帝擴充的《聖諭》十六條，抑或雍正帝撰寫的萬字《聖諭廣記》，其實越到後來越會發現鄉約講習制度推行日益艱難。同治帝在1865年發佈的上諭中也不滿當時的“人心風俗敗壞滋深”，認為這在很大程度上源於鄉約體系的荒廢。而實際上“無知”鄉人悲慘淒涼的生活處境，才是他們無心無力接受這些訓示影響的根源。
正如蕭公權在“鄉村控制的侷限”一節中小結道，“面對貧窮和動盪的上升浪潮，無論什麼鄉村治安體系、思想控制體系、災荒救濟體系，還是其他控制工具，都無能為力。”
衝擊 西方影響
畢竟規模巨大的自然災害給村莊和村民帶來的破壞無法恢復和估計。1849年，浙江某地發生持續水災，法國天主教傳教士古柏察（Evariste -Régis Huc）在《中華帝國紀行》（1855）中便記載，“一切苦鬥徒勞無益後，村民們開始成群結隊，揹著口袋，流浪他鄉，到處乞討。他們看上去又髒又醜，衣不蔽體；頭髮直立、粗糙，臉部縮在一起，嘴唇呈青灰色。這些不久前還是愛好和平、勤勞的農民，明顯受絕望的驅迫而更容易做出各種暴行。”
這種從苦痛和人心中升騰出的絕望，其實是19世紀中葉中國鄉村社會逐漸瓦解的內因，再加上後來西方宗教文明以及現代工商業的強勢注入，加劇了清王朝的混亂與危機。在到達1900年義和團之亂頂點之前，其實有無數次排外運動，它們要麼源自鄉紳和儒者最直接的反對，因為正是所謂西方的這些新思想、新觀念聲稱要取代他們曾經堅守多年的傳統文化；要麼是依託家庭手工業謀生的普通村民，因為外來商品奪走了他們的生計而產生出怨恨心理。
鴉片的貿易擴張和吸食成癮，也好像讓鄉村完全換了一幅圖景。美國醫生滿樂道（Robert Coltman）在《中國人的現在和未來》（1891）中就報告，“山西省一些村子裡，男女老少都在吸食鴉片。走近這類村子，一看到破敗的房屋和廟宇，立馬就知道整個村子是由煙鬼組成的。山東省，幾乎每個村莊都有鴉片煙館，所有廟會和市場都在出售鴉片煙。”
煙鬼和煙館聚集的鄉村，除了煙霧繚繞，就是敗家喪身。“街上沒人賣菜，僅有的一兩間店鋪也關著門。房屋的陰影裡，幾個男女躺著或蹲著——看上去都麻木不仁。他們的臉像皮革一樣皺巴巴，眼睛無神，遲鈍……即使是女人手中抱著的嬰孩，也是皮膚乾燥、臉色憔悴。”赤貧和麻木早已讓鄉村喪失活力，只有相對平靜的社會才有可能讓百姓安分守己。
怡人和諧有可能曾經存在於清王朝的全盛時期，但不得不承認隨著時間變遷它逐漸在19世紀消失殆盡。水旱天災，貪腐人禍，終將落後貧窮鄉村那些絕望無助的鄉民逼上求變的道路，追隨能讓他們生活處境變得更好的人。不過，這裡所概述的19世紀鄉村畢竟只能呈現個別側影，因為終是一個個不同的村落和一個個不同的人，曾經紮實地生長在此。無法抹去，也無從忘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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