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七一”，人們總會說：7月1日是黨的生日，是建黨節。這樣的說法較普遍，從宣傳的角度說也不能算錯，但細究起來，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7月23日是黨的生日，而7月1日是黨的誕生紀念日。這是怎麼回事呢？其實，這與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有關。本文將結合最新的黨史研究成果，和您聊聊有關中國共產黨創建史的幾個問題，以便大家更加準確地把握中國共產黨歷史起點的基本事實和意義。
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時間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開幕的時間應該就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時間。過去，人們曾經以為一大是7月1日開幕的，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歷史資料和一大代表回憶中所說的時間有：7月1日、7月10日左右、7月20日和7月底。
1972年，有蘇聯學者發表文章，以共產國際檔案為依據，提出中共一大開幕的時間應該是7月23日。改革開放後，我國黨史部門和有關學者對一大開幕時間也進行了研究。1980年，《黨史研究》和《黨史資料叢刊》發表了三份共產國際的檔案文獻。其中一份《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詳細報告明確寫道：“代表大會定於6月20日召開，可是來自北京、漢口、廣州、長沙、濟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達上海，於是代表大會開幕了。”蘇聯學者公佈的《駐赤塔赤色職工國際代表斯穆爾基斯的信件》則更加明確地記載：“從7月23日到8月5日，在上海舉行了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大會”。
經過深入研究，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經中央批准、2002年出版、2011年再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明確寫道：“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21年7月23日晚上開幕。”2011年，經中央批准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也明確記載：“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開幕”。
由於一大於7月23日開幕已成定論，所以，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時間也應該是1921年7月23日。但現在還有一些人對此並不瞭解，不經意間就會說錯寫錯，所以有必要說明和強調一下。
中國共產黨成立紀念日及其由來
黨的生日是7月23日，那麼，7月1日這一紀念日時間是從何而來的呢？
最早對中國共產黨成立進行紀念的是共產國際。1936年6月23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作出《關於中國共產黨成立15週年的決定》。據此，共產國際舉行了一系列紀念活動，《共產國際》雜誌刊登了紀念中共成立15週年的系列文章。
1937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召開黨的活動分子會議，周恩來作《十六週年的中國共產黨》的報告，開創了在7月1日進行黨員教育的先河，但報告沒有提到黨誕生的具體時間。
1938年，抗日根據地舉行紀念建黨17週年的活動，需要確定日期。當時，在延安的一大代表有毛澤東、董必武等人。他們回憶一大是7月份召開的，但確切的日期記不清了，於是就商量將7月1日作為黨的誕生紀念日。董必武1971年曾談道：“七月一日這個日子，也是後來定的，真正開會的日子，沒有哪個說得到的。”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指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十七週年紀念日。”1938年6月24日，中共中央發佈《關於中共十七週年紀念宣傳綱要》。
1941年6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中國共產黨誕生廿週年抗戰四週年紀念指示》，第一次以中共中央名義把7月1日作為黨的誕生紀念日。延安黨政機關和人民團體舉行了紀念建黨20週年活動。此後，在7月1日紀念建黨就一直延續了下來。1948年7月1日，劉少奇在紀念建黨的講話中說：這是我們黨最重要的紀念日，也是中國人民、中國民族最重要的紀念日。
新中國成立後，黨中央慶祝建黨的活動基本上都在7月1日舉行，天長日久，有的人便以為中國共產黨是在7月1日誕生的。實際上，毛澤東等人最初是把7月1日稱作紀念日的。由於一大開幕日期已經查明，所以，7月23日才是黨真正的誕生日，而7月1日則是紀念日，兩個日子是有差別的。無論開展紀念活動還是撰寫有關文稿，都應注意這個差別。
中國共產黨一大閉幕的時間
中共一大開幕的時間已經清楚了，閉幕的時間呢？
有關一大閉幕時間，由於當事人的回憶及檔案資料的記載都不一樣，有1921年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3日、8月4日、8月5日共6種說法，但始終沒有定論。因此，2016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一書中這樣寫道：“7月30日晚，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闖入會場，後又匆忙離去。具有長期秘密工作經驗的馬林斷定此人是敵探，建議馬上中止會議。大部分代表迅速轉移。稍後，法租界巡捕搜查了會議地點。在這種情況下，代表們商定最後一天的會議改在浙江嘉興南湖的遊船上舉行。”這“最後一天”到底是哪一天？仍然是一個待解之謎。
可喜的是，這個謎現在已經解開了。自2013年2月起，嘉興市委部署開展中共一大嘉興南湖會議研究，專門成立了由嘉興市委領導牽頭，市委宣傳部、市社科聯、市委黨史研究室、市中共黨史學會、嘉興學院、市委黨校、南湖革命紀念館等多個部門和單位有關人員參加的課題組，開展了跨領域、跨地域的協同攻關。經過5年的縝密研究，課題組最終確認中共一大嘉興南湖會議時間即中共一大閉幕的日期為1921年8月3日，並於近日向社會公佈了這一研究成果。
那麼，8月3日這個結論具體是如何得出的呢？
1. 7月30日、31日代表的行蹤。經過對7月30日當晚法租界巡捕侵擾會場、代表撤離疏散行蹤的考證，可以確認當晚會議組織者作出的任何決定，都無法在當晚通知到各位代表，特別是五位臨時在其他地方落腳的代表。1921年8月下旬《廣東群報》連載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詳細記載了法租界巡捕侵擾會場當晚的經過和第二天陳公博的所見所聞，佐證了當晚陳公博沒有接到第二天“停會”或去外地續會的通知。
7月31日陳公博夫婦乘坐傍晚7時15分的快車去杭州之前，曾經找過李達和張國燾，告假去杭州遊西湖度蜜月。而李達、張國燾告訴陳公博“打算停會”，說明這一天他們是見過面的，這個事實佐證李達、張國燾等會議組織者31日還在上海。因此，可以排除7月31日召開嘉興南湖會議。
2. 嘉興刮巨風的事實。根據1921年8月初《申報》《新聞報》等報刊的報道，8月1日下午4時半至晚上8時，嘉興颳了一場巨風，南湖邊的裕嘉繅絲廠新蓋38間廠房被吹倒了36間，南湖中的遊船被吹翻四五艘，還淹死3個人。但是，所有代表和王會悟等相關人員的回憶都沒有提及這場巨風。根據這些事實，可以確認嘉興南湖會議不是在8月1日這一天召開的，也佐證了王會悟8月1日不在嘉興。
3. 新寧輪8月4日午刻駛離上海港的事實。《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記載：“回上海第二日我們便附新寧輪歸粵”。經查閱1921年7、8兩個月《申報》商務版刊登的新寧輪進出上海港的日期，明確記載新寧輪於8月4日午刻駛離上海港，而陳公博就是乘坐這班新寧輪離開上海、於8月10日抵達廣州的。陳公博在《我與共產黨》一文中提到：“歸來上海之後，佛海來找我，才知道最後大會已經在嘉興的南湖船上開過，會議算至結束。”如果這一日還在嘉興召開南湖會議，周佛海與陳公博不可能見面。因此，有關新寧輪的證據排除了8月4日及以後時間召開嘉興南湖會議。
“8月4日說”的主要依據是《中國國民黨九十年大事年表》中的記載。經過查考，這一記載缺乏史實依據。
“8月5日說”的主要依據是寫於1921年10月13日的斯穆爾基斯的信件。這封信件明確記載“從7月23日到8月5日，在上海舉行了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大會”。有學者認為，這封信距離中共一大閉幕僅60多天，記載的開幕時間是準確的。課題組認為，信件所說的閉幕日期很可能是嘉興南湖會議選舉產生的中央局成員回到上海後，“立即舉行中共中央的第一次會議”的日子。斯穆爾基斯有可能把嘉興南湖會議與緊接著召開的中央局會議統稱為“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大會”，便把8月5日當作了中共一大閉幕的日期。
4. 滬杭甬鐵路火車時刻表等事實。釐清代表和王會悟是分兩批還是同一批、是同一天還是分兩天到嘉興，是確定嘉興南湖會議在8月2日或3日召開的一個關鍵。這裡有一天的時間差。根據滬杭甬鐵路火車時刻表、嘉興火車站到鴛湖旅館再到獅子匯渡口的實際距離、絲網船需要“先期僱定”等事實，可以確認代表是分兩批、分兩天乘坐早班車到嘉興的，從而排除“8月2日說”。依據有三。
一是從會務準備看。中共一大在上海遭受法租界巡捕的侵擾，事先做好續會的準備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其中，最重要的準備是提前僱好開會所用的船。會議組織者決定到嘉興南湖續會後，就商定由王會悟“回去佈置”“先僱一隻大船等著”。根據《鴛鴦湖小志》記載，絲網船也需要“先期僱定”。而且，王會悟提前一天到嘉興，也沒有僱到開會所需要的大船，只好僱了一艘中號船，進一步證實了絲網船需要提前“僱定”的記載屬實。
二是從滬杭甬鐵路火車時刻表看。如果一大代表是同一天分兩批到達嘉興，王會悟等人乘坐7時35分的104次早班快車到嘉興，其餘代表只能乘坐第二班9時的106次慢車，而這趟慢車到嘉興的時間是12時20分。如此，會議就只能在下午開始，這沒有任何事實依據。因此，一大代表同一天分兩批到嘉興不符合實情。
三是從一大代表和王會悟到嘉興的行蹤看。王會悟和一些代表回憶，她是乘早班快車到嘉興的。到嘉興後，先到鴛湖旅館開好房間，委託僱船，然後去南湖察看地形。而大多數代表也是乘早班快車到嘉興的。代表們到嘉興後，“早有鶴鳴夫人在站等候，率我們上船”“王會悟所僱的大畫艇已泊在湖邊”。這說明大部分代表是在王會悟到嘉興的次日來到嘉興，並直接從火車站到獅子匯渡口上的船，沒有進城，也沒有在嘉興住宿。
上述四個方面的史料，是確定嘉興南湖會議日期的客觀依據，它們之間的內在邏輯聯繫，形成了完整的證據鏈，揭示了中共一大從上海轉移到嘉興南湖續會的經過：8月2日一早，王會悟與幾位代表“作為具體的安排事務的工作人員先行出發”，乘坐7時35分的104次早班快車赴嘉興。到了嘉興後，入住鴛湖旅館，預訂好第二天開會用的船隻，併到南湖察看地形。同一天，張國燾在上海“通知各代表明早搭車前往”。8月3日，其他代表乘早班快車於上午10時13分到達嘉興，王會悟接站後即帶領代表們到獅子匯渡口登船，進入南湖，於上午11時左右至下午6時左右，在預定的遊船上召開了嘉興南湖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第一個決議，選舉產生了中央局領導機構和成員，完成了大會的所有議程，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會後，大多數代表乘坐當晚8時15分的115次快車返回上海。
此外，課題組還通過研究中共一大安全保衛工作，對中共一大為什麼選擇在上海法租界召開、為什麼最後確定到嘉興南湖續會、李漢俊與何叔衡有沒有出席嘉興南湖會議等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也對嘉興南湖會議上的選舉方式、選舉結果等進行了深入考證等等。
課題組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專家們的充分肯定。中共黨史學會常務副會長、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傑認為：“嘉興方面對南湖會議的研究，是以組織的力量，對南湖會議進行的一次最系統、最全面、最深入、最細緻的研究”“通過大量縝密的考證和研究，得出結論，認為南湖會議是1921年8月3日召開的……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成果，它將黨的一大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史實查清了”“代表了目前對南湖會議研究的最新、最高的水平”。
（根據李忠傑文章《偉大的歷史起點——關於中國共產黨成立的若干重要史實》、祝亞偉文章《揭開中共一大嘉興南湖會議那些鮮為人知的歷史之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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