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七一”，人们总会说：7月1日是党的生日，是建党节。这样的说法较普遍，从宣传的角度说也不能算错，但细究起来，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7月23日是党的生日，而7月1日是党的诞生纪念日。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有关。本文将结合最新的党史研究成果，和您聊聊有关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几个问题，以便大家更加准确地把握中国共产党历史起点的基本事实和意义。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开幕的时间应该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过去，人们曾经以为一大是7月1日开幕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历史资料和一大代表回忆中所说的时间有：7月1日、7月10日左右、7月20日和7月底。
1972年，有苏联学者发表文章，以共产国际档案为依据，提出中共一大开幕的时间应该是7月23日。改革开放后，我国党史部门和有关学者对一大开幕时间也进行了研究。1980年，《党史研究》和《党史资料丛刊》发表了三份共产国际的档案文献。其中一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详细报告明确写道：“代表大会定于6月20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苏联学者公布的《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基斯的信件》则更加明确地记载：“从7月23日到8月5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
经过深入研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经中央批准、2002年出版、2011年再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明确写道：“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晚上开幕。”2011年，经中央批准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也明确记载：“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
由于一大于7月23日开幕已成定论，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间也应该是1921年7月23日。但现在还有一些人对此并不了解，不经意间就会说错写错，所以有必要说明和强调一下。
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及其由来
党的生日是7月23日，那么，7月1日这一纪念日时间是从何而来的呢？
最早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进行纪念的是共产国际。1936年6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的决定》。据此，共产国际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共产国际》杂志刊登了纪念中共成立15周年的系列文章。
1937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周恩来作《十六周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报告，开创了在7月1日进行党员教育的先河，但报告没有提到党诞生的具体时间。
1938年，抗日根据地举行纪念建党17周年的活动，需要确定日期。当时，在延安的一大代表有毛泽东、董必武等人。他们回忆一大是7月份召开的，但确切的日期记不清了，于是就商量将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董必武1971年曾谈道：“七月一日这个日子，也是后来定的，真正开会的日子，没有哪个说得到的。”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1938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
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廿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第一次以中共中央名义把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延安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举行了纪念建党20周年活动。此后，在7月1日纪念建党就一直延续了下来。1948年7月1日，刘少奇在纪念建党的讲话中说：这是我们党最重要的纪念日，也是中国人民、中国民族最重要的纪念日。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庆祝建党的活动基本上都在7月1日举行，天长日久，有的人便以为中国共产党是在7月1日诞生的。实际上，毛泽东等人最初是把7月1日称作纪念日的。由于一大开幕日期已经查明，所以，7月23日才是党真正的诞生日，而7月1日则是纪念日，两个日子是有差别的。无论开展纪念活动还是撰写有关文稿，都应注意这个差别。
中国共产党一大闭幕的时间
中共一大开幕的时间已经清楚了，闭幕的时间呢？
有关一大闭幕时间，由于当事人的回忆及档案资料的记载都不一样，有1921年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3日、8月4日、8月5日共6种说法，但始终没有定论。因此，2016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一书中这样写道：“7月30日晚，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后又匆忙离去。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断定此人是敌探，建议马上中止会议。大部分代表迅速转移。稍后，法租界巡捕搜查了会议地点。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们商定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这“最后一天”到底是哪一天？仍然是一个待解之谜。
可喜的是，这个谜现在已经解开了。自2013年2月起，嘉兴市委部署开展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专门成立了由嘉兴市委领导牵头，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市委党史研究室、市中共党史学会、嘉兴学院、市委党校、南湖革命纪念馆等多个部门和单位有关人员参加的课题组，开展了跨领域、跨地域的协同攻关。经过5年的缜密研究，课题组最终确认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时间即中共一大闭幕的日期为1921年8月3日，并于近日向社会公布了这一研究成果。
那么，8月3日这个结论具体是如何得出的呢？
1. 7月30日、31日代表的行踪。经过对7月30日当晚法租界巡捕侵扰会场、代表撤离疏散行踪的考证，可以确认当晚会议组织者作出的任何决定，都无法在当晚通知到各位代表，特别是五位临时在其他地方落脚的代表。1921年8月下旬《广东群报》连载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详细记载了法租界巡捕侵扰会场当晚的经过和第二天陈公博的所见所闻，佐证了当晚陈公博没有接到第二天“停会”或去外地续会的通知。
7月31日陈公博夫妇乘坐傍晚7时15分的快车去杭州之前，曾经找过李达和张国焘，告假去杭州游西湖度蜜月。而李达、张国焘告诉陈公博“打算停会”，说明这一天他们是见过面的，这个事实佐证李达、张国焘等会议组织者31日还在上海。因此，可以排除7月31日召开嘉兴南湖会议。
2. 嘉兴刮巨风的事实。根据1921年8月初《申报》《新闻报》等报刊的报道，8月1日下午4时半至晚上8时，嘉兴刮了一场巨风，南湖边的裕嘉缫丝厂新盖38间厂房被吹倒了36间，南湖中的游船被吹翻四五艘，还淹死3个人。但是，所有代表和王会悟等相关人员的回忆都没有提及这场巨风。根据这些事实，可以确认嘉兴南湖会议不是在8月1日这一天召开的，也佐证了王会悟8月1日不在嘉兴。
3. 新宁轮8月4日午刻驶离上海港的事实。《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记载：“回上海第二日我们便附新宁轮归粤”。经查阅1921年7、8两个月《申报》商务版刊登的新宁轮进出上海港的日期，明确记载新宁轮于8月4日午刻驶离上海港，而陈公博就是乘坐这班新宁轮离开上海、于8月10日抵达广州的。陈公博在《我与共产党》一文中提到：“归来上海之后，佛海来找我，才知道最后大会已经在嘉兴的南湖船上开过，会议算至结束。”如果这一日还在嘉兴召开南湖会议，周佛海与陈公博不可能见面。因此，有关新宁轮的证据排除了8月4日及以后时间召开嘉兴南湖会议。
“8月4日说”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国民党九十年大事年表》中的记载。经过查考，这一记载缺乏史实依据。
“8月5日说”的主要依据是写于1921年10月13日的斯穆尔基斯的信件。这封信件明确记载“从7月23日到8月5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有学者认为，这封信距离中共一大闭幕仅60多天，记载的开幕时间是准确的。课题组认为，信件所说的闭幕日期很可能是嘉兴南湖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局成员回到上海后，“立即举行中共中央的第一次会议”的日子。斯穆尔基斯有可能把嘉兴南湖会议与紧接着召开的中央局会议统称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便把8月5日当作了中共一大闭幕的日期。
4. 沪杭甬铁路火车时刻表等事实。厘清代表和王会悟是分两批还是同一批、是同一天还是分两天到嘉兴，是确定嘉兴南湖会议在8月2日或3日召开的一个关键。这里有一天的时间差。根据沪杭甬铁路火车时刻表、嘉兴火车站到鸳湖旅馆再到狮子汇渡口的实际距离、丝网船需要“先期雇定”等事实，可以确认代表是分两批、分两天乘坐早班车到嘉兴的，从而排除“8月2日说”。依据有三。
一是从会务准备看。中共一大在上海遭受法租界巡捕的侵扰，事先做好续会的准备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其中，最重要的准备是提前雇好开会所用的船。会议组织者决定到嘉兴南湖续会后，就商定由王会悟“回去布置”“先雇一只大船等着”。根据《鸳鸯湖小志》记载，丝网船也需要“先期雇定”。而且，王会悟提前一天到嘉兴，也没有雇到开会所需要的大船，只好雇了一艘中号船，进一步证实了丝网船需要提前“雇定”的记载属实。
二是从沪杭甬铁路火车时刻表看。如果一大代表是同一天分两批到达嘉兴，王会悟等人乘坐7时35分的104次早班快车到嘉兴，其余代表只能乘坐第二班9时的106次慢车，而这趟慢车到嘉兴的时间是12时20分。如此，会议就只能在下午开始，这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因此，一大代表同一天分两批到嘉兴不符合实情。
三是从一大代表和王会悟到嘉兴的行踪看。王会悟和一些代表回忆，她是乘早班快车到嘉兴的。到嘉兴后，先到鸳湖旅馆开好房间，委托雇船，然后去南湖察看地形。而大多数代表也是乘早班快车到嘉兴的。代表们到嘉兴后，“早有鹤鸣夫人在站等候，率我们上船”“王会悟所雇的大画艇已泊在湖边”。这说明大部分代表是在王会悟到嘉兴的次日来到嘉兴，并直接从火车站到狮子汇渡口上的船，没有进城，也没有在嘉兴住宿。
上述四个方面的史料，是确定嘉兴南湖会议日期的客观依据，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揭示了中共一大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续会的经过：8月2日一早，王会悟与几位代表“作为具体的安排事务的工作人员先行出发”，乘坐7时35分的104次早班快车赴嘉兴。到了嘉兴后，入住鸳湖旅馆，预订好第二天开会用的船只，并到南湖察看地形。同一天，张国焘在上海“通知各代表明早搭车前往”。8月3日，其他代表乘早班快车于上午10时13分到达嘉兴，王会悟接站后即带领代表们到狮子汇渡口登船，进入南湖，于上午11时左右至下午6时左右，在预定的游船上召开了嘉兴南湖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局领导机构和成员，完成了大会的所有议程，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会后，大多数代表乘坐当晚8时15分的115次快车返回上海。
此外，课题组还通过研究中共一大安全保卫工作，对中共一大为什么选择在上海法租界召开、为什么最后确定到嘉兴南湖续会、李汉俊与何叔衡有没有出席嘉兴南湖会议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也对嘉兴南湖会议上的选举方式、选举结果等进行了深入考证等等。
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专家们的充分肯定。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认为：“嘉兴方面对南湖会议的研究，是以组织的力量，对南湖会议进行的一次最系统、最全面、最深入、最细致的研究”“通过大量缜密的考证和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南湖会议是1921年8月3日召开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它将党的一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史实查清了”“代表了目前对南湖会议研究的最新、最高的水平”。
（根据李忠杰文章《伟大的历史起点——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若干重要史实》、祝亚伟文章《揭开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之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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