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葉然（方塘書社主筆）
“多一個人看奧威爾，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
人們向來對自由情有獨鍾，一如《工業與帝國》的作者埃裡克對英國的社會所描述的：自由是一種社會狀態，當它充滿了政治氣味，自由便成了恰恰相反的社會奢侈品。
所以，英國的工業社會在經過短暫的工業革命黃金期之後，也迅速陷入了有著世界性特質的“大蕭條”困境，待到所謂的第二次革命時，如作者所言的，它實則並沒有大的根本性的大變革。英國的經濟發展，難逃社會和世界的影響。有戰爭的地方，便有社會動盪，有社會動盪，便有經濟和社會苦難。
當然，這只是從社會發展的角度對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的解讀。但是，也毋庸置疑地表達了另一種觀點：自由和文明是以社會狀態而存在，非政治鎮壓下的存在形式。
奧威爾的反烏托邦思想，從一定程度上說，與埃裡克所著的《工業與帝國》的時代背景幾近相同，或者說，奧威爾思想存在的時間階段是作者埃裡克所著《工業與帝國》的其中一部分。他們都因為破壞性戰爭和政權鬥爭的存在，而萌生一種給予自由以新的姿態，甚至是基於社會穩固和世界和平而有的反對極權的思想。
民主的社會是高貴的，是有尊嚴的，會左右該國家的政治生態。這是《論美國的民主》所表達出的民主社會的狀態，也是對何為自由和文明社會的闡釋。然而，這種觀點，實則也是對極權統治下的一種極度反駁。
極權是壓抑的，是主動破壞性的，一如反烏托邦的奧威爾給出的判斷：當統治了政權之後，如果少了民主監督，沒有形成法治依據，這樣的政治統治最終只能被束之高閣，成為再次政權爭鬥的開始。
所以，對於奧威爾而言，在《1984》中提出“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不免有著上文提到的對真正的民主、自由社會的期待。對於奧威爾及其作品的解讀，根據所處時代背景，直至今天，都有著不同的解讀。
1、奧威爾和他的政治寓言小說的誕生
人曾經經歷過什麼，他便會寫出什麼。將這句話移接到奧威爾身上，便是合適的。
奧威爾出過一本自傳體小說——《巴黎倫敦落魄記》，該作品是他的處女作，在稚嫩的文字中凸顯出他對貧困生活的真情表露。奧威爾的一生都在為貧困和弱者、反對極權主義而發聲。
在印度出生的奧威爾，之後便相繼在英國、緬甸、西班牙、法國等國家，都有他到過的足跡。而正是因為他親眼目睹了世界範圍內的大動亂，便一度讓其在這種政治壓抑、極權主義氾濫的環境下，感受到了一個動盪的社會對於個人的迫害，以及社會不公所產生的所謂的“革命”。
他曾說過：“貧困的生活和失敗的感覺增強了我天生對權威的憎恨，使我第一次意識到工人階級的存在。”這成了他相信“社會主義思想”的開端。1927年，不諳於現狀動亂的他，走向了長達四年的流浪生活，於是，便有了以上所提到的處女作當中，巴黎、倫敦城市的存在，也是在這四年的流浪中，萌生了“社會主義思想”。
奧威爾是不幸的，在他的一生當中，都在極權主義環境下度過，而同時，他又是最幸運的，因為他的反對與傾向，便有了人們普遍對壓抑的極權主義持反對聲音的現象。他一生都在尋找自由，而歷史環境則註定這種尋找需要時間的沖刷才能讓自由重見天日。
讓奧威爾產生完全反對極權主義的想法，除了少年時所受到的壓迫和經歷的難以訴說的苦難，便是所經歷過的西班牙內戰。由原來從幼年到長大後，因為不滿於被排擠、壓迫和極權主義怪相橫生，而攜妻子轉向來到西班牙，參加西班牙的內戰活動。在這期間，他感受到了到處存在的權力與支配，看到了壓倒性地、只可追尋極權主義的專制體制，看到共和軍對妻子的醜惡行為，而這則讓他更加堅定地走向了社會主義或者民主社會主義。
因緣結果，都在人一生的經歷中註定。貧困讓人產生同情，極權專制讓人看到“革命”。他曾在自己寫就的文章中說：“西班牙內戰和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間發生的事件改變了態勢，此後我就知道我的立場如何。一九三六年以來，我所寫的每一行嚴肅作品都是直接或間接反對極權主義，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會主義。”
而這，便也成了舉世聞名的政治寓言小說——《動物農場》和《1984》誕生的歷史背景。從此，反對極權主義，嚴肅地批判壓抑的極權專制，便成了他於1928年開始投身寫作後一生的追求。
在對政治小說的嚴肅作品創作中，奧威爾是聰明的。在當時那個極度黑暗、壓抑的政治背景下，他深知直截了當地批判並不是糾正社會和爭取自由的時候。出於對自身安全的考慮，也為了避免自己有無故煽動的動機，以及受到另外兩部反烏托邦作品《美麗新世界》和《我們》的影響，便有了在表達形式上以寓言的形式，揭露一個所謂的“烏托邦”式的極權主義的真相。
2、極權專制背景下的《動物農場》和《1984》
在一個過度安靜的夜裡，曼納農場裡的農場主一如往常地將農場收拾完畢，回到住房。此時，一場反動“革命”正在農場裡，被一群早已按捺不住的動物蓄謀著。以“老少校”的豬為頭領的它們，不甘被人類統領和殘害，以及毫無人性地將其壓榨。於是，決定造反，將農場主趕出農場。
故事由此開始，一切都是順利的。農場成了它們的絕對勝利之所。在這群動物眼中，人類是可憎的，他們製造出了極度不公的社會環境；他們壓榨底層；他們是食利層......所以它們要將他們的政權推翻，重新建立一個自由、公正的新政權。
他們視所有兩條腿走路的為仇敵，四肢行走的是朋友。它們制定在它們眼中認為是最公平的“政策”，所有動物皆生來平等，不允許互相傷害，只有人類才是它們一致的敵人。
然而，新的政權並沒有維持多久，領導“革命”的豬們便發生了分裂，擁有絕對領導權的豬——拿破崙有了特別待遇和最大特權，另一頭豬——雪球便成了它的敵人。而新的政權最終則淪落成為了人類曾經所統治的獨裁、專制的舊政權。這便是《動物農場》所述故事。
但是，一如在小說的最後，作者奧威爾所揭示出的真相：圍觀的“窗外的動物們從豬看到人，又從人看到豬，再從豬看到人；但它們已分不出誰是豬，誰是人了。”
而在這整個的動物政權爭鬥過程中，始終有一箇中立者——本傑明。在諸多對該角色解釋的版本中，便一致認為它意指奧威爾本人。本傑明雖然以保持圍觀的中立態度生存，但是在它的骨子裡，依然對公正、自由、文明的社會和城市持積極態度。所以，它便一如奧威爾。
然而，發生在假想的政治空間裡的政治寓言小說《1984》，與《動物農場》不同的是，主人翁溫斯頓最終依然沒有接受住拷打，而服從了極權統治者“老大哥”以及老大哥統領的所謂的“大洋國”。以“老大哥”為首的獨裁者，以追求權利為最終目的，利用強權之便利將人性徹底抹殺，藉著自由的幌子將自由徹底剝脫，在思想受到嚴酷的鉗制後，讓他的人民徹底臣服於他及由他統領的“大洋國”。人民的貧困生活，從此再無緩和之日。
奧威爾將主人翁溫斯頓印上了自己的影子。
“誰控制了過去，誰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誰就控制了過去。”這是始終貫穿整本書的，有著深度含義的一句話。所以，“老大哥”便擁有著這一切控制權。而主人翁溫斯頓則主要負責“篡改”歷史的工作內容。
在那個從未發生過戰爭的國度裡，溫斯頓是唯一的清醒者。他面對這樣極度恐怖、滅絕人性的極權政治，反抗精神始終在他內心活躍著。他清醒地認識到，他是這個瘋狂社會里的異類。他沒有同類，他更像一座孤島，活得小心翼翼，孤獨、害怕，對恐怖社會感到悲哀。他試圖用日記記錄他的所見所思。
然而，覺醒後的溫斯頓終究不能逃脫被拷打的命運。奧勃良作為“老大哥”的直屬下屬，他對人的思想有著絕對的管制和訓斥權，他是一個思想警察。
奧勃良發現了溫斯頓覺醒的變化。他像一個狡詐殘忍的獵人，一步步將溫斯頓引入圈套，將其關進101囚室，實行嚴刑拷打，以實現對其從身體到思想的完全控制。
然而，人人都將屈服於自己的軟肋面前。或許，當溫斯頓被關進囚室的那刻起，他便永久地死去了。沒有思想和獨立精神的人，一如躺在棺材裡的等待下葬的逝者。腐肉的氣息讓溫斯頓喘不過氣來。
一同受難的另一個人便是茱莉亞（根據版本的不同，所譯人物名字有所不同）——溫斯頓所鍾愛的情人。在極權專制背景下，當溫柔的茱莉亞將寫著“我愛你”的紙條塞進溫斯頓的手中時，便似乎讓人感受到了在腐肉、恐怖的極權社會里，人類最原始情感的可貴。一如有人對此形容的：“在權力者眼裡，愛情可笑的像在鼻頭塗了胭脂的布娃娃，愚蠢而又不堪一擊。”
但是，當溫斯頓對著填滿老鼠的鐵籠時，卻滿腹恐懼到放棄了人性的最後一道防線。他衝著思想警察——奧勃良聲嘶力竭地大喊：“去咬茱莉亞，去咬死那個該死的娘們兒！”
這不僅讓人想起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那首經典詩歌《自由與愛情》：“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拋後方知曉。如若沒生命。愛情哪裡找。”生死麵前，情感顯得微不足道。然而，也正是透過奧威爾所刻畫的茱莉亞這個女性的角色，讓人從側面也看到了純粹情感存在的可能性，文明社會有存在的可能性。
3、何為社會文明
嘶喊之後的101囚室，恢復了平靜，然而，這卻成了民主社會主義和反抗極權主義失敗的開始。文明在假想的未來社會中，像煤油燃盡的燈盞，立在黑暗裡，再無人將其點亮。
奧威爾曾在他的隨筆集中提到：文明有時候可以自由發展。當然，從上文提到的，文明和相對自由的社會需要民主監督的角度來說，文明自由的發展是違揹他個人意願的。
然而，並非如此，他隨後解釋到：一個國家的生活水平，有時候並不一定是經濟所決定的，在一個等價交換的商品貿易中，提供一個公正的市場和逐漸將法治趨於完善，就是文明自由發展的開始。
而奧威爾提出的這種觀點，卻在某種程度上和《社會契約論》存在相似性。作為一部經典的政治哲學著作，《社會契約論》對政治權利、自由和人民民主主權的闡釋，有著深刻的理論基礎。
在這部書中，作者認為，自由人人都有，而且這種自由皆產生於人的天性。人的天性的首要法則是保護他自己的生存。一旦他到了能夠獨立判斷的理智的年齡，他就擁有了相對自由。
於是，作者盧梭便說出了在我看來相對理想化甚至趨向於“烏托邦”的理論：一個國家的人民只要一選出了代表，他們就不自由了，他們就無足輕重了。從這個角度與奧威爾的理論思想相比較，自然又是對立的。然而，這也從某種程度上說明了他們二者之間的共通點：都用正反兩個方面闡釋了文明、自由和民主是維護國家政治秩序、社會穩固和發展城市文明的未來的基礎，亦是根本——反對黑暗、壓抑的絕對極權主義，走向民主社會主義。
另外，在奧威爾所提到的反對極權專制觀點中，殘忍的戰爭成了首選。
在季羨林先生所著的《繁華落盡是孤獨》中，他描述了自己於德國的一座小城求學的經歷。然而，不幸的是，在這期間，他親眼目睹了世界大戰給人帶來的慘不忍睹的迫害。
曾經“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宜居宜遊的小城，一時間化為灰燼。高樓大廈在他面前被轟炸機投來的彈藥擊中，轟然倒塌。被埋在樓底的民眾從未想過，希特勒曾告訴他們的飛機很脆弱，像紙糊的“軟柿子”，然而只是剛硬到無法輕易擊穿的硬東西。
愚民教育與極度的專權統治，讓德國小城光鮮不再。文明小城和文明社會再也無從說起。站在一片廢墟中的季羨林憤恨交加。若論生命的自由與可貴，全都比不過市民。只是，曾經生長在小城裡的他們，此時已經沒有生還的可能。
小城內大部分人的遭遇，便是奧威爾眼中曾經生在水深火熱中的自己。所以，他們於絕望中重新尋找希望，在希望中暗自哀傷。一個人的孤島，註定是失敗的，也註定是不被允許的。所以，禁書便一度成為了奧威爾人生失落的代名詞。也因此，他的思想理論、政治傾向、文明見地、自由追求和盧梭有著極度的相似性，使其作品成為今天的經典。然而，奧威爾和他經典的存在，似乎在人們極度反對極權主義的背後，也在講述一個文明社會的未來。
不論是盧梭的政治哲學之思想，還是“反烏托邦”的奧威爾，我想，他們都在試圖給社會文明，一個與眾不同的概念：文明社會應該是永久的，社會文明才能成為可能。極權主義、失去自由和獨立精神的社會，與文明相去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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