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卿美
1856年始，英法聯軍陷廣州、攻天津、佔北京，火燒圓明園。咸豐皇帝狼狽逃往承德，古老的東方帝國再次遭遇羞辱。《天津條約》的簽訂則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焦點。
今年，是《天津條約》簽訂160週年。作為近代眾多不平等條約中的一個，《天津條約》無論從影響力，還是賠款、割地程度來說，都不是最大的。比如《南京條約》、《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的影響力都比《天津條約》深遠很多。但《天津條約》仍有許多劃時代的地方。一百六十年後，回望《天津之約》，它的特殊之處在哪裡呢？筆者以為，主要體現為“三個最”。
《天津條約》 的簽訂儀式
中方最不能忍——外國使節駐京
兩國交往，互派使節，如今看來稀鬆平常的事情，但在晚清初期，是中國斷然無法接受的。1858年，最早於清政府簽約的俄國、美國都沒有提出駐京使節的明確要求，俄國只是要求在通商口岸設立領事館，美國的意思是，如果允許其他國家設立駐京使節，也要同時允許美國設立。俄國、美國的要求比較溫和，相反、英國、法國方面異常強硬，直接提出，本國使節必須常駐北京。
讓洋人常駐北京，這在當時的清廷看來，無異於是一種羞辱。本來洋人到中國來，就一百個不樂意，還要常駐北京，簡直是天朝的奇恥大辱。如果你無法理解這種感受，就看一下此前的廣州是如何對外洋人的。
廣州是全國唯一對外通商口岸，洋人的商船隻允許停靠廣州。而且，洋人的活動區域只限制在十三行區域。這片區域是完全隔離的，出入口都有清軍把守。洋人在廣州生活不能帶女眷，冬天必須離開廣州，回到澳門去。重要的是，洋人與中國官員都不能直接通信，有事只能通過行商轉達。如此規定的原因很簡單，華夷之別。洋人都是野蠻、未開化的人種，不能與天朝上國的人來往。
廣州都不允許洋人進城，何況讓洋人常駐北京城，讓洋人在皇帝眼皮底下晃悠，這絕對忍受不了。再者，接受外國使節駐京，就要接受使節覲見皇帝。在廣州連大臣都不見洋人的，皇帝怎能會見洋人呢。可以想象，這個要求對清廷上下的心理衝擊有多大。眾大臣慷慨激昂，紛紛上奏反對，奏摺像雪片般飛到咸豐手裡。尤其是吏部尚書周祖培等24人的聯名奏摺，更是讓咸豐感慨不已。
周祖培等人將外國使節駐京的危害總結出了八大條，諸如夷人傳教會損害中華文明悠久燦爛的文化；華夷雜處，有傷風化，且易生出事端；違反納貢體制，會導致朝鮮、琉球藩屬國產生滋生輕慢之心等。這些理由現在看也是有道理的，但有些反對理由就很荒唐可笑了。如擔心洋人站在高處用“千里鏡”偷窺紫禁城，皇家秘密恐被洋人竊取。皇家威嚴何在？皇帝的面子往哪擱？
咸豐遇到了人生最糾結的事情可能就是這個。前線談判大臣桂良、花沙納一臉苦逼，說英法態度強硬，不答應不行。而反對的大臣們也態度堅決，外國使節萬萬不可行。實在不行，豁出去了，跟丫拼了！
清廷請求俄國、美國公使出面說情，但英國、法國根本不吃這一套。無奈，最終還是同意了外國使節駐京這個要求。6月26日，中英簽訂《天津條約》，27日，中法《天津條約》簽訂。條約中，都明確了英法兩國駐京使節一事，且使節的家眷也可常駐北京。
反對外國使節駐京，縱然有一萬個理由也難掩清廷缺乏自信的心理。一個遊牧民族入主中原後，本來面對中原文化就非常膽怯，剛剛適應過來，又遇到了西洋文明。中原文化是溫和的，清廷可以通過嚴厲的專制手段保衛自己的文化自信。但西洋文明具有明顯的侵略性，清廷的文化自信、制度自信不堪一擊，瞬間陷入手足無措、無所適從中。
英方最大收穫——禁止中方使用“夷”字
仔細觀察各國與中方簽訂的《天津條約》，會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唯獨英國人最在乎歧視的問題。在中英《天津條約》的第51款中，為此特別強調，“嗣後各式公文，無論京外，內敘大英國官民，自不得提書‘夷’字。”明確禁止中方再使用“夷”字稱呼英國人，也就是不能歧視英國人。
“夷”本來就是與“華”對應的地域概念，泛指中原以外的少數民族，同時也含有一定的歧視之意，夷，代表的就是未開化、野蠻。當外國人來到中國後，“夷人”就成了他們的代名詞。外國人的船，稱為“夷船”，涉及外國人的事務，稱為“夷務”。“華夷”成了對立的兩種文明，確切地說，只有“華”才是真正的文明，“夷”就形同畜生。“夷性犬羊，番鬼逆夷”則極具貶損色彩。
最早外國人並不知道“夷”字是什麼意思，以為就是“陌生人（Stranger）”或是“外國人（Foreigner）”的意思。後來英國人發現不對勁，“夷”是“野蠻人(Barbarain）”。為此，英國人大為光火。自己堂堂的世界第一強國，到了中國這裡竟然還是野蠻人，實在不能忍受這種羞辱。
英國人為了一個“夷”字，不斷向清政府抗議。比如英軍統帥義律就曾為此多次提出抗議。他認為，在中國官方的各種文書中，大量頻繁使用“夷”字貶低英國人，有違平等的原則。尤其是與英方的往來書信中，仍採用“夷”字，英方是不能接受的。
清政府對英方的抗議根本置之不理，仍然我行我素，即使第一次鴉片戰爭戰敗，依然“夷”字不離口。在魏源編著的《海國圖志》一書中，又提出了“以夷制夷”、“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觀點。一方面對洋人的先進性予以承認，一方面仍堅持自己為文明正統。對洋人依舊採取蔑視的態度。
1832年，東印度公司高級職員胡夏米來到上海，與當時蘇松太道道臺吳其泰就“夷”字進行了辯論。雙方在書信中你來我往，爭執不下。吳其泰說，中國一直就有“東夷”的說法。胡夏米說，大英帝國在西邊，怎麼是“東夷”呢。最後，吳其泰不想與洋人過多糾纏，便改口稱其為“英商”。
德國傳教士郭實臘在《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中也多次反駁“夷”的說法。郭實臘還專門提出了建議，用“遠客”一詞代替“夷”字。因為中國人自古有“懷柔遠客”的說法，而且“客”與“主”相對應。“遠客”不行，乾脆就直接稱呼具體國名。但他的建議沒有人採納。
最終英國人忍無可忍。在《天津條約》中談判中，英國駐華全權公使璞鼎查態度堅決，異常強硬，要求中方禁止使用“夷”字。對於這個要求，清政府答應還是比較爽快的，畢竟只是換個說法而已。但對英國人來說，則視為重大勝利。其實，英國人追求的是文化認同與平等。相比爭取的其他權利，相信這個才是他們最看重的。
中方最大的損失——毀約、不誠信
中外雙方能坐下來談判，至少說明，雙方都願意妥協。但雙方的矛盾並不在於利益的多少，而在於清政府試圖對英法兩國不斷毀約的行為。中方的誠信問題開始讓西方有所警惕，並第一次上升為國際問題。這對後來西方制定對華政策產生了諸多不利影響，這種無形的損失應該說是中方最大的失敗之處。
在條約簽訂前，桂良曾經上奏咸豐，意思是，與洋人的和約只是假此數紙，讓洋人撤兵而已，萬萬不可當真。將來要是背盟棄好，只需將奴才以辦理不善治罪，即可將和約廢掉。桂良這些話大概有兩層意思，一是安慰咸豐，簽約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只不過是讓洋人退兵而已。二是給自己找臺階下，簽約沒什麼大不了的，所以自己作為談判代表也就不需要承擔那麼大責任。在咸豐看來，中國儒家自古就有“要盟無質”的傳統，即強迫別人立約，背之改盟，不算不守信義。
英法退兵，但這事並沒有完。英法兩國開始籌劃在上海修約的問題，而長期在華的外國商人根本高興不起來，因為他們擔心清政府是否能真正執行。
條約簽訂僅僅四天後，法國公使葛羅突然告訴英國駐中國全權代表額爾金，
說俄美特使要求英法兩國放棄使節駐京與內地遊行、貿易兩項條款，因為清政府的談判代表很可能因為答應這兩個規定而被殺頭。額爾金大怒，剛剛簽訂的條約怎麼能輕易反悔。額爾金認為，是清政府在耍小伎倆。
當年9月，雙方按計劃要在上海修約，談判稅則問題。咸豐希望藉此機會能挽回《天津條約》的損失，說白了，就是想推翻一些條款。桂良與花沙納兩位談判代表故意拖延赴上海，讓額爾金苦等了一個月，額爾金這下真的開始擔心《天津條約》能否正常履行。
桂良、花沙納等人就使節駐京問題希望英方撤回，額爾金非常不理解，本已經簽訂好的，怎能剛簽完就反悔呢？讓他更不理解的是，清政府已經在天津、廣東等地大規模佈防，尤其是廣東，一直在騷擾英法聯軍。額爾金提出抗議，這與條約精神不符。與此同時，英法國內的媒體也在頻繁造勢，認為不能放任中方反悔《天津條約》。
1859年6月，英法聯軍再次北上，要求按規定在北京換約。但咸豐指責英法聯軍沒有按照清政府指定路線來京。雙方在天津大沽口發生激戰。沒想到的是，大沽口之戰居然勝了，對英法聯軍造成重創。這是清政府二十年以來的第一次勝利，咸豐大喜。正是這次勝利給清廷毀約奠定了信心。咸豐以“英夷背約無禮，反將中國以誠信相待之心有失”為由，徹底毀約。原來還是悔約，現在則是毀約。
英法聯軍不服，調集重兵，最終攻破天津，殺向北京。中途議和大臣被清政府扣留，部分被虐待致死。雙方在重新談判時，英法一直擔心清政府的誠信問題。在《北京條約》簽訂前，以儀仗隊的名義派出大量官兵作為武力恫嚇手段，甚至還揚言要炮轟紫禁城。
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曾這樣評價中國人，他們是世界上最會騙人的民族。《天津條約》毀約的背後，是歐洲人對中國的重新認識。原本以為中國人只是野蠻，後來又增加了不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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