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堅
魯迅曾經說過，“我也是從‘讀經’過來的。我幾乎讀過十三經。”在這“十三經”中，有《論語》，也有《孝經》。 關於《孝經》的作者，可謂眾說紛紜。有說孔子作的，如班固：“《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漢書•藝文志》）有說曾子作的，如司馬遷：“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有說孔子門人作的，如司馬光：“孔子與曾參論孝而門人書之，謂之《孝經》”（《古文孝經指解序》）；等等。後人也有諸多見解。例如。顧炎武認為，《孝經》在春秋晚期形成之後可能又經增刪、潤色。范文瀾則說：“孔子述而不作，經有明文，況此篇首雲‘仲尼居，曾子侍’，自命其書曰‘經’，稱曾子為‘子’，其非孔子、曾子所作明矣。大抵如百三十一篇之記，出七十子後學之手也。”又自注：“《呂氏春秋》之《孝行》、《察微》諸篇並引《孝經》，可知是先秦之書。”（《范文瀾全集》第一冊）此外，也有說成書於秦漢之際的。
沒有將《論語》所述之“孝”與《孝經》一一比對，我只是覺得，至少關於“孝順”與“孝敬”，《孝經》所述，與《論語》中孔子或孔門弟子所述有些區別。
父母如果有過錯，當兒子的怎麼辦呢？按照孔子的看法，你可以下氣怡色，柔聲以諫。如果父母聽不進去，你還得恭敬不違。等到他（她）高興的時候再諫，如果父母還是聽不進去，甚至因此發怒，你也不敢疾怨。（《論語•里仁》：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有經學家稱此為“起敬起孝”，我以為這基本上屬於“孝順”的範疇，父母有過錯，兒子可以進言，聽不聽卻是由著父母的，父母聽不進去，兒子還得順從。在這一點上，與“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也”，其基本精神一致。
《孝經》卻相當強調一個“爭”（即“諍”）字，明確屬於“孝敬”而非“孝順”了。《孝經》之《諫爭章第十五》有言：
曾子曰：……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荀子•子道篇第二十九》中也有類似的話，只是在《荀子》中，提出這個問題的是魯哀公，而不是曾子。“天子有爭臣七人”，“諸侯有爭臣五人”，“大夫有爭臣三人”，也分別是“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然而，《荀子》一書並未說這一番話出自《孝經》。據此，就有理由懷疑《孝經》成書於《荀子》之後，至少，在《荀子》之前無此內容，是由後人根據《荀子》一書，改頭換面地補充進去的。
荀子還將上述主張，以“傳曰”歸結為“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並說：“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讀過《論語》的人都知道，“入孝出弟”，乃是孔子提出來的，原文為：“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篇），但在荀子眼裡，此乃“小行”而已。這意思與出現在《論語》中的孔子不同，也與出現在《論語》中的曾子有別。
《孝經》將一個“孝”字按人之等級分為五等，即天子之孝、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庶人之孝。其中對於卿大夫之孝的要求是：“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這意思，倒與孔夫子的四個“非禮勿”（即“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十分吻合。
魯迅對《孝經》中的這一條，曾有過辛辣的諷刺。
在上個世紀的“五四”之後，曾有過尊孔讀經的復古思潮。以至於辦刊物的，也有從“四書五經”中取之為刊名的，有名曰《大學》的，有名曰《中庸》的，林語堂則以《論語》為名辦刊。對此，魯迅相當不以為然。在《論語》創刊一年之際，應林語堂之約，他寫了《論語一年》這篇短文，明確表示“他所提倡的東西，我是常常反對的。先前，是對於‘費厄潑賴’，現在呢，就是‘幽默’”，然而，魯迅又肯定《論語》策劃的“《蕭的專號》是好的”，因為“它發表了別處不肯發表的文章，揭穿了別處故意顛倒的談話，至今還使名士不平，小官懷恨，連吃飯睡覺的時候都會記得起來”。
魯迅如是說：
最猛烈的鞭撻了那主人們的是蕭伯納，而我們中國的有些紳士淑女們可又憎惡他了，這真是伯納“以無意得之，大奇！”然而也正是辦起《孝經》來的好文字：“此士大夫之孝也。”
《中庸》《大學》都已新出，《孝經》是一定就要出來的；不過另外還要有《左傳》。在這樣的年頭，《論語》那裡會辦得好；二十五本，已經要算是“不亦樂乎”的了。
魯迅所謂的“士大夫之孝”，也就是《孝經》中的“卿大夫之孝”，那些紳士淑女們憎惡的蕭伯納，大概就是有違於“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的“卿大夫之孝”了。
魯迅對於儒家孝道的直接批判，還有一條，就是“以孝治天下”。
在《論語》中是找不到“以孝治天下”的。孔子要的是“以禮治天下”，只是他說的“以禮治天下”中，業已包含了“以忠詔天下”與“以孝治天下”。《論語》給人一個突出的感受，是所謂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以及孔門弟子總是將包括父子關係在內的家族或宗族關係，擴展到以君臣關係為主的政治倫理關係上。
例如：有人問孔子，你為什麼不出來從政（“子奚不為政”）？孔子回答說：“《書》雲：‘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論語•為政》）他引用《尚書》來說明自己的觀念：懂得孝敬父母，友愛兄弟，並以這種風氣影響政壇，也就是參與了政治，為什麼只有做官才算是參與了政治呢？
孔門弟子自然也深諳其道。所以有子（有若）才會說：“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在此，“孝”已上升為“仁”即防止“犯上作亂”之根本了。
孔子的“孝道”，包含在他的為政之道中；孔子的“孝治”，也包含在他的“禮治”之中。像處理家事一樣地處理政事，像治家一樣的治國，這既與中國古代的宗法制度有關，也維護了中國古代的宗法制度，將國當做自己的家一樣來治，或許會比較負責比較敬業，這是其積極的一面。其負面效應卻也十分明顯，突出的一條，就是為歷代帝王搞“家天下”與“一言堂”提供了思想理論依據。
在《孝經》中，就專門有《孝治》一章，明確提出“以孝治天下”了，且以孔子的名義：但實際上，那裡面說的並不是兒子如何“孝”於父親，而是“先王”治天下之道，君主治國之道，以及大夫治家之道：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這意思或可與《大學》中之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相吻合。
自漢代起直至清代，中國確有不少“以孝治天下”的具體措施，使“孝”得出了名的可以被推舉為官，於是也就有人專為達到做官的目的而“孝”，如《宋史•選舉志》所述：“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但這其實不是“孝”，只是誘人沽名釣譽罷了。
對此，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中，曾有辛辣的嘲諷：
漢有舉孝，唐有孝悌力田科，清末也還有孝廉方正，都能換到官做。父恩諭之於先，皇恩施之於後，然而割股的人物，究屬寥寥。足可證明中國的舊學說舊手段，實在從古以來，並無良效，無非使壞人增長些虛偽，好人無端的多受些人我都無利益的苦痛罷了。
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中，也批判過“以孝治天下”的治國方略，但這與孔子並無多大關係，與《孝經》中的“以孝治天下”也沒有多大關係。魯迅在那篇著名的講演中，著重說了被權勢者以不“孝”的罪名殺掉的兩個典型實例。
一是曹操殺孔融，其真實原因，是因為孔融“屢屢反對自己”，用的罪名卻是“不孝”。
因為孔融主張母親和兒子的關係是如瓶之盛物一樣，只要在瓶內把東西倒了出來，母親和兒子的關係便算完了。假使天下饑荒，而你有點食物，給父親不給呢？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親是不好的，寧可給別人。曹操便以此為“不忠不孝”的根據，把孔融殺了。其實，曹操並非把一個“孝”字看得很重的人，他在徵求人才時就說過，不忠不孝不要緊，只要有才便可以的。他殺孔融，“不孝”只是一個藉口。
二是司馬氏殺嵇康。魯迅說的是司馬懿，其實與史實有點出入，殺嵇康的已是司馬昭了。司馬氏殺嵇康的真實原因，乃是嵇康的言論，“於司馬氏的辦事上有了直接的影響”，但殺嵇康的罪名，依然是“不孝”，這是由嵇康的朋友呂安牽連的，因為呂安的兄長呂巽誣陷呂安“不孝”，而嵇康為呂安申辯，也就一起跟著“不孝”了，所以魯迅說，司馬氏之殺嵇康，其“罪案和曹操的殺孔融差不多”，“不孝”同樣只是一個藉口。
曹操以“不孝”為罪名殺孔融，司馬氏以“不孝”為罪名殺嵇康，他們自己又何嘗是孝子呢？魯迅在這篇講演中，不僅指出其然，也對其所以然作了深刻的論述：
魏晉，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殺。為什麼要以孝治天下呢？因為天位從禪讓，即巧取豪奪而來，若主張以忠治天下，他們的立腳點便不穩，辦事便棘手，立論也難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實行不孝，其實那時倒不很要緊的，嵇康的害處是在發議論；阮籍不同，不大說關於倫理上的話，所以結局也不同。
這批判的鋒芒所及，已經不是孔子以及儒家的孝道，而是以“孝”為幌子，實行專制統治的權勢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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