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說明：自左至右依次為：相華、王闡勝、姚筱舟、張鷹。
一首歌，飽含深情地傳唱了半個世紀，堪稱經典。提及姚筱舟，可能知道的人不多，但他寫的《唱支山歌給黨聽》卻是家喻戶曉。五月的一天，我們未央作協的幾位朋友慕名拜訪了他。在銅川礦務局機關家屬院，姚老熱情地接待了我們。說明來意後，姚老便打開了話匣子，向我們談起了他坎坷的人生以及《唱支山歌給黨聽》的幕後故事。
姚筱舟
姚筱舟1933年出生在江西省鉛安縣石塘鎮。1949年5月，年僅16歲的他便投筆從戎，考入了中人民解放軍二野軍政大學第五分校，畢業後被分配到二野十七軍五十一師政治部。1951年他加入抗美援朝大軍，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在異國鏖戰3年，1954年底回國在陝西銅川礦務局從事宣傳、秘書工作。1956年調到焦坪煤礦任技術員。1957年元月7日，焦坪煤礦發生瓦斯爆炸，14名礦工遇難。姚筱舟當時雖不在現場，但身為技術員還是受到牽連，被撤職下礦採煤，月工資由58元降到40元。因礦工們大都是文盲，寫黑板報和材料、稿件就自然落在姚老的肩上，正因為此，礦工們不讓他乾重體力活。在礦井下的摸爬滾打中，他發現這些掙扎在社會最底層的群體，愛憎分明，對黨的感情極深，雖沒文化但他們善於編順口溜，如：“黨是媽，礦是家，聽媽的話，建設好自己的家”、“鞭子是窯主的槍桿子，煤窯是礦工的棺（材）板子”等。由於受礦工的感染，姚筱舟便有了創作的衝動。1958年初春的一個晚上，他在煤油燈下一口氣寫了3首詩歌，其中就有《唱支山歌給黨聽》。他回憶道：當時寫了3段共12句，除現在傳唱的兩段外，後面還有4句：“母親給我一顆心，暴風雨中一孤萍，億萬紅心跟著黨，乘風破浪齊躍進。”詩中把黨比作“母親”，是出自礦工們對黨感恩的原話。他說，剛開始的初稿是“舊社會三座大山壓我身，推倒大山做主人。”但他反覆斟酌，總覺得不夠味，但又找不到合適的詞句代替。期間，他不經意地翻閱一本小人書，偶然看到一個胖地主拿著鞭子打長工，他突發靈感，覺得用“鞭子”來形容舊社會比“三座大山”更形象更貼切，於是，便改成了“舊社會，鞭子抽我身，……奪過鞭子揍敵人。”詩寫好後，姚筱舟以“蕉萍”為筆名，寄到陝西省民歌整理小組，很快被登在1958年6月26日的《詩傳單》上，並得到2元稿費。1959年，又被陝西春風出版社收錄在《新民歌三百首》一書中。
一首《唱支山歌給黨聽》飽含了對黨的熱愛，對舊社會的憎恨，極富思想和鮮明的情感，使雷鋒產生了強烈的共鳴，為此雷鋒便將這首詩摘抄在自己心愛的日記裡，並對詩進行了3處改動：將原詩中“母親只能生我身”改成“母親只生了我的身”；另一句“黨號召我們鬧革命”改為“共產黨號召我鬧革命。”雷鋒又刪掉了第三段有關“大躍進”內容的最後4句。
1962年8月15日，雷鋒因公殉職。次年3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主席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全國立刻掀起一場轟轟烈烈的學雷鋒熱潮。《雷鋒日記》也隨之傳遍了神州大地。上海歌舞劇院曲作家朱踐耳看到剛出版的《雷鋒日記》時，被《唱支山歌給黨聽》這首詩深深打動了，他當即為這首詩譜了曲，取名《雷鋒之歌》，並註明摘自《雷鋒日記》。也就是說，這首歌由朱踐耳作曲，雷鋒作詞。
再回到陝西銅川焦坪煤礦。1963年5月，姚筱舟初次聽到這首歌的時候驚呆了，他不明白自己的一首小詩竟會被譜上曲並廣為傳唱，而詞作者又是全國人民學習的榜樣——雷鋒。經過再三考慮，他決定給朱踐耳寫信，說明《雷鋒的歌》歌詞是他發表的一首小詩的前八句。朱踐耳是一位嚴謹的作曲家，為了弄清真相，他給銅川礦務局焦坪煤礦黨委書記趙炳儒寫信尋找“蕉萍”，幾經周折，終於找到了姚筱舟。於是，從1964年12月起，這首歌的詞作者才正式署名為姚筱舟。2001年，姚筱舟開始享有《唱支山歌給黨聽》的音樂著作權，每年有千元以上的收入。
1997年5月9日，是姚老終生難忘的日子！他應“上海東方電視臺”之邀，赴滬參加第17屆“上海之春”音樂會開幕式。導演與主持人精心為他安排了一場意想不到的驚喜：在演播大廳，姚老見到了作曲家朱踐耳和首唱者、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瑪。在雷鳴般的掌聲和照相機閃光的簇擁中，三位老人忘情地擁抱，三雙手緊緊地握在一起。那首傳唱了半個世紀的優美旋律，在南京路上海電視臺演播大廳久久迴盪著，令在場的觀眾無不為之動容。
姚老告訴我們，2012年3月初，他赴湖南電視臺錄製“我們都是活雷鋒”專題片，再次和才旦卓瑪、雷鋒的戰友、雷鋒小學的同學、長沙雷鋒紀念館館長以及雷鋒初戀的女友等相聚湖南臺，再現了那激動人心的瞬間。
訪談即將結束時，姚老動情地說，雷鋒在這首歌的問世和傳播上功不可沒！如果沒有他把這首詩收集在自己的日記裡，就沒有朱踐耳的發現和譜曲；如果沒有被人們誤以為是雷鋒的作品，這首歌就不可能流傳得如此廣泛和久遠。是啊，這肺腑之言既是姚老的謙辭，也是對雷鋒的感恩與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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