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一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忍受了很多孤独和寂寞，不抱怨不诉苦，以后说起时，连自己都能被感动的日子。”年轻时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总是以诸如此类的豪言壮语来勉励自己，同时要求学生们也来上这么一段美妙的时光。后来，慢慢对成功学不那么狂热了，一方面是觉得成功实在很不容易，成功的路上并不拥挤，因为很多人都半途而废了，甚至刚出发就回头了；一方面觉得家人团聚和睦、生活简单平静，普通人过普通的日子，也是一件相当不错的事情。
不过，我是一个相当没主见的人，当我听说我喝的那么多于丹式的心灵鸡汤都是既得利益阶层精心炮制出来，想让我们喝了之后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现实，甚至还能从中感到幸福，不仅又有些愤怒了。当下比较同意这样一种观点：过于在意幸福、刻意追求幸福的人往往不幸福，最幸福的是那些为了实现人生价值努力奋斗并取得一定成就的人。不丹、尼泊尔等佛教盛行的国家，国民幸福指数确实较高，幸福感指数这个概念也正是由不丹国王提出，但这些国家往往没有什么竞争力，经济发展也十分落后，像尼泊尔人均GDP还远远没到1000美元。小国寡民安贫乐道、悠然自得挺好，但泱泱大国如果以此作为生存之道，那是很容易误国殃民的。作为大国之民，个体自然有选择人生道路和行走方式的自由，就整体而言，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还是应该崇尚进取奋斗、追求成功的人生观。既然这样，那不妨来唠唠成功学。
虽然最近看到很多文章，都在说高考状元的“悲惨世界”，我还是要首先强调智商，因为这毕竟是知识改变命运、科技改变世界的时代。智商是智力商数的简称，广义的智力除了观察力、记忆力、想像力、分析判断力，还包括注意力和适应变化环境的能力，与我们日常接受的概念并不完全一样。由于下文还要讲到情商，我们就把智商界定为相对狭义的前四种能力，而把后两种能力并入情商的范畴。智商是成功的基础，现代社会，如果一个国家能让智商最高的人在科研和实体经济领域把聪明才智都发挥出来，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个国家的发展环境肯定是最不坏的，国民的生活水平也肯定是很不坏的，如果表达得有腔调一点，就是“如能如此，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但在现实社会中，一个智商很高的人要取得最后的成功、有大作为并不容易，因为上帝据说比较公平，不喜欢把所有优质禀赋集中到一起，智商高的很多人，往往情商不高。问世间“情”为何物？我们很多人都把情商理解成人际相处的能力和适应环境的能力，其实，情商包含了自制、热忱、坚持，以及自我驱动、自我鞭策的能力。因为这些概念都是舶来品，西方无缘受到博大精深儒家文化的熏陶，人际关系比较简单，人际相处在那里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们还是以我们中国化的概念来分析。情商确实很重要，一个人要取得成功，缺少情商是万万不能的，但是如果一个国家让情商高的人把人际关系相处和适应环境的能力发挥到极致，结果又会如何呢？关系也许是生产力，一旦代替科技变成第一生产力，那肯定是悲剧。情商其实是领导力的核心，对于奋斗在实验室和科技最前沿的人，人际关系还是简单一点好。对于企业家，他们大多要有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确实需要较高的情商，但是企业家最核心的能力，也是应付不确定性和创新的能力，如果要应付政策和人际关系的不确定性，情商很重要，如果仅需应付市场的不确定性，情商就没那么重要。近日，山上的树叶全落了，一批知名企业家也落了，他们是情商太高还是太低呢？所以别再动不动拿高考状元说事了，他们的智商肯定是佼佼者，最后不能才尽其用、泯然众人，作为个体当然有值得总结的地方，但这是国家的损失，真正应该反思的是我们的制度环境。那些落马的企业家也一样，他们的结局固然罪有应得，也很让人扼腕叹惜。
除了智商和情商，成功还特别需要逆商——面对挫折、走出困境的能力。逆商确实是每一个真正成功者的标配，科技已经发展到了3D时代，市场经济的竞争百舸争流、群雄逐鹿，一帆风顺就脱颖而出的可能性不大，除非是天生贵胄。你想成功，就必须有顽强的意志品质，忍受寂寞，卧薪尝胆，百折不挠，永不言败。智商不高可以说父母，情商问题可以怨社会，逆商不行只能怪自己。当然，这里我们还要提倡一种失败学，成功再怎么衣着光鲜，也不过是衣袖褴褛的失败的亲生儿子，我们如果真想成功，就必须学会宽容失败、接受失败、尊敬失败，让那些暂时的失败者有勇气、有机会、有能力从头再来。
我们是如此看重成功、渴望成功，但请记得，失败学也许比成功学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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