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在不棄中完美

唐玄宗時期，隨著均田制（由於土地兼併問題，這裡就不詳細敘述），建立在均田制基礎上的府兵制也隨之瓦解。開始施行募兵制，隨著募兵制的發展，藩鎮逐漸坐大。安祿山就是憑藉范陽，平盧，河東三鎮而起兵。

安史之亂爆發，朝廷不得不依靠藩鎮鎮壓藩鎮，這樣無異於飲鴆止渴。藩鎮從原來的邊疆地區，發展到內地。

即便如此大部分藩鎮依然還是沒有割據的能力，只有河朔等極個別藩鎮割據，但即使割據藩鎮也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須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後來真正進入藩鎮割據是黃巢暴亂爆發。

在安史之亂後，唐朝曾經試圖削藩，但是由於對安祿山反叛沒有徹底清除留下了禍患。河北的叛軍將領薛嵩、張忠志、田承嗣、李懷仙等先後率部向唐諸軍投降。朝廷下詔：“東京及河南、北受偽官者一切不問。”，並且還任命以上諸叛將為節度使。張忠志上賜姓名為李寶臣，任成德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節度使、李懷仙為幽州節度使。

沒見過有這麼愚蠢決定的皇帝，即便要優待叛軍降將，也應該讓他們換個地方去任職吧，然而唐朝偏不。

元和十五年，唐庭接管河朔，盧龍發生兵變，將士囚禁朝廷派去的新節度使張弘靖，盡殺其幕僚，“河朔三鎮”復叛。三鎮要求恢復舊制，繼續割據一方。裴度的討伐軍無功而還，朝廷因軍費浩大，無法支撐長期作戰，只好承認現狀。直到黃巢之亂爆發，朝廷不得不依仗藩鎮剿滅叛亂。

廣明元年十二月，黃巢攻破長安，宣告了唐帝國中央政權的瓦解。此時出現很多藩鎮割據勢力，之後唐帝就成了傀儡，再無能力削藩。

漁耕樵讀

不是唐朝皇帝不想，而是做不到。

安史之亂之前，藩鎮勢力過於強大，有尾大不掉之勢，就已經成為很多人都關注的問題，並且不斷上奏朝廷，希望玄宗能夠加以注意，及早預防。但玄宗認為，有朔方節度使在，安祿山不至於造反，即便造反，朝廷也可以依靠自己強大的實力完全碾壓。結果是安祿山真造反了，朔方軍確實也去鎮壓了，但初期作戰不利，朔方軍據城自守，不肯出戰，玄宗催促出戰，結果反而是朔方軍被安祿山擊敗了。

其實朔方軍的作戰方案並沒有什麼問題，只是玄宗認為自己被打臉了，面子上掛不住，所以才堅持要求朔方軍作為朝廷軍隊，要以堂堂之陣，正面完全徹底的碾壓安祿山，以此來證明他事前的判斷是沒有問題的，安祿山根本就不足掛齒。這就犯了平叛的大忌。叛軍初起時一般都氣勢甚銳，利在速戰，如果朝廷軍隊只是進行封鎖和壓迫，但不正面野戰，叛軍的氣勢慢慢就衰竭了。

朔方軍戰敗後，玄宗也慌了，就開始準備出逃。然後從各地調集援軍，想在洛陽以東組織防禦力量，把安祿山阻止在洛陽以東。按照這個方案組織軍隊之後才發現，雖然朝廷調集的軍隊數量和規模確實已經很大了，對叛軍是有優勢的，但戰鬥力實際上並不如叛軍，而且也前線將領下屬部隊太多，也有可能形成尾大不掉的結果，所以很快朝廷就進行了戰區劃分，分為不同的規模小一點的藩鎮，以此來組織防禦體系。

此後，隨著戰爭的進展，朝廷不斷調整關東地區的防禦體系，在今天的河南、河北、山東一帶劃分了很多藩鎮，其中一些是安祿山、史思明叛軍中又反正投降朝廷的，朝廷也都劃分了防區，形成為藩鎮，其中比較著名的就是河北和山東一帶的幾個藩鎮，叛服無常。

朝廷起初試圖通過軍事行動來消滅這些倔強不服的藩鎮，但連續出現了幾次派到前線的藩鎮軍隊也跟著一起叛亂的情況，叛亂不但沒有被消滅，反而擴大了。尤其是在德宗到憲宗的時期，朝廷和藩鎮之間進行了長期的拉鋸，但朝廷自己掌握的禁軍不足以完全壓倒藩鎮，平叛也只能依賴其它藩鎮的軍隊。朝廷無可奈何，只能承認現實，劃分更多的藩鎮，縮小每個藩鎮的實力，避免單個藩鎮勢力過大，危及朝廷權威。

朝廷與藩鎮之間的這個博弈持續了差不多四五十年，最後形成的均勢就是這個。除了憲宗時期朝廷一度處於上風之外，其它時間朝廷拿藩鎮都沒有太多辦法。最典型的則是德宗時期，朝廷調動其它藩鎮去圍攻公然背叛朝廷的藩鎮，結果被派去的藩鎮也跟著一起造反了。朝廷從關中調派的涇原兵在路過長安時，因為朝廷賞賜不到位，就發動了叛亂，德宗不得不出逃奉天，這也就是所謂的涇原之亂。

不過，朝廷和藩鎮經過一番折騰之後，最後達成的均勢就是像春秋時期的各個小國和周天子的關係一樣，雖然在自己的轄區內實際上就是土皇帝，完全掌握軍事、行政、人事和財政權力，朝廷無力干涉，但表面上還是對朝廷表示服從，儘量避免和朝廷發生正面衝突。而朝廷試圖通過擴大禁軍規模來消滅藩鎮的努力在憲宗死後也基本上就結束了，也接受了現實，不再強硬要求藩鎮完全服從朝廷，只要不公開挑戰朝廷就行。

這種局面一直維持到黃巢起義，才被完全打破。黃巢起義打破了原來的藩鎮勢力的均衡格局，在鎮壓黃巢起義的過程中，形成了一些比較強大的勢力，其中最著名的比如朱溫和李克用，他們通過征服和消滅自己周邊的藩鎮，不斷增強自己的勢力，最終是在兼併戰爭中強大起來的朱溫給了唐朝朝廷最後一擊，徹底消滅了唐朝。

蕭武

非不為也，乃不能也

安史之亂的起因肇始於地方節度使權力過大的問題，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節度使權力過大問題可謂由來已久：

唐之前是隋，隋之前是漫長黑暗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從東漢末年黃巾起義到隋文帝楊堅重新一統天下中國人口由5007萬銳減至1200萬。當然人口的銳減並不意味著減少的人口全部死亡了，也有的是淪為流民，脫離了政府的戶籍統計，但大量流民的湧現依然是國家動盪不安的表現。隋統一南北後也曾開創開皇之治，新生人口和重新納入國家戶籍編制的流民使中國人口恢復到4612萬，遺憾的是由於隋煬帝濫用民力導致隋朝二世而亡，經過隋末混戰中國人口又減少到1251萬。

李唐取代隋朝後調整了隋朝濫用民力的政策，轉而輕徭薄賦，但在國家政治經濟體制上的大體延續之前北魏、西魏、北周以及隋所創立的租庸調製、均田制、府兵制、三省六部制和科舉制。經過唐太宗李世民貞觀之治的恢復，李唐王朝國力強盛，萬邦來朝，無論國家府庫或是百姓家的糧倉都日漸充實，人口開始穩步增長。

隨著人口的增長土地問題開始變得日益尖銳起來。正所謂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人首先是要解決吃飯問題的。在那個年代絕大多數老百姓都是農民，土地問題關係到每個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可謂國之大事。唐初延續自北魏以來確立的均田制，所謂均田制並不是打土豪分田地，把貴族人家的土地分給農民耕種；而是建立在魏晉南北朝長期戰亂人口大量死亡或流亡後出現大量拋荒的無主土地的基礎上，國家把這些無主之地收歸國有再分配給農民，以減免賦稅的方式鼓勵他們開荒種糧。隨著人口的穩步增長，國家手中控制的土地越來越少，而在民間伴隨著豪強地主的土地兼併，越來越多的農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均田制越來越難以為繼。

而唐初實行的軍事制度府兵制恰恰就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礎上，府兵制實際上是一種兵農合一寓兵於民的軍事制度：它直接立足於基層，在各地設立儀同府專門負責士兵的徵發、動員和訓練，兵源來自那些勤勞耕稼品質優異身材矯健的農家子弟。府兵制和均田制是一體的：接受了國家封賞的田地就有為國出征的義務，這些農家子弟平時務農，利用農閒時間訓練，戰時則被徵發為兵。一旦戰爭結束則兵散於府、將歸於朝，中央政府握有對軍府的絕對控制權，而領兵將帥無握兵之重。隨著均田制日益難以為繼，再為國出征就不能得到國家封賞的土地了，當然拿不出實際利益的政府也可以通過頒發勳章等激勵軍人榮譽的手段激勵士兵，可長期給士兵們許諾空頭支票而遲遲不能兌現，久而久之人們開始逃避兵役，社會上開始流傳“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說法。作為中華民族歷史上最為雍容華貴的盛世王朝卻悄悄潛伏下了尚武精神軍人榮譽失落的種子。

當然尚武精神軍人榮譽的失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不是一兩日的事，早在初唐時期大唐王朝就征服了東西突厥、朝鮮半島等地，東起朝鮮半島經東北、漠北直到今天的整個中亞地區都在大唐王朝的勢力範圍之內。這是我們民族尚武精神的集中體現，是我們先人開創的赫赫武功，但另一方面這也意味著唐朝其實四面皆敵：在西部同吐蕃和阿拉伯帝國對峙，在北部同突厥復國勢力相持，在東北和新羅、倭國以及新興的渤海國有爭執，在南部需要防備新興的南詔。建立在均田制基礎上的府兵制已無法滿足唐朝多線作戰的需求，於是募兵制應運而生。所謂募兵制就是招募職業軍人取代以前兵農合一的府兵，為了提高軍事效率李唐王朝開始放權給領兵將帥，後來唐朝的軍事制度逐漸演變為節度使制度。

李唐王朝的節度使權力極其之大：上馬管兵，下馬管民。節度使不僅有權自行調度兵馬委任將帥，還有權干涉節度使轄區內的財政和民政工作。自古以來對中央政府而言有兩樣權力是必須操之於手的：一為兵權，二為財權。現在節度使手中公然掌握著一支擁有自己獨立財政體系而不需要朝廷撥款的軍隊，這對朝廷而言簡直就是一場惡夢。此時的唐玄宗李隆基卻沉浸在自己所開創的開元盛世的迷夢中，此刻他正忙著把自己的兒媳婦楊玉環變成自己的貴妃，絲毫沒意識到節度使制度對他的帝國而言意味著什麼，他甚至允許某些節度使同時身兼幾個節度使轄區並長期在位而從不進行調動。終於在這些節度使中出了一個安祿山，後面的事大家都清楚了：隨著安史之亂的爆發唐朝由盛轉衰。

鴻鵠高飛一舉萬里

開宗明義，因為撤不掉。

唐代安史之亂的起因，很多人從課本里瞭解到的是節度使的權力過大，所以安祿山一朝構難，天下震動。

其實，藩鎮割據存在的基礎並不是“節度使”的撤與廢，而在於唐代兵制已經不可遏制地走向了募兵制，這些職業士兵不允許藩鎮的時代過去，而他們的利益訴求也形成了獨特的軍將群體，讓唐朝的撤藩、削藩成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事實上，節度使的形成遠比募兵制更早，是在武則天執政的時期，為了統一指揮邊境上的“軍”，而創造出來的官職。

而在唐初，實際上是沒有常設的“軍”的單位的，邊境的日常戍守是由服役的民戶擔任的“鎮戍”來完成，單一編制人數很少，高昌鎮達到1000人，其餘的鎮戍編制往往在100人以下，服役期也相對固定，為一年。

這些“鎮戍”實際上就是邊防哨所或者說是預警的點，並不承擔野戰重任。

唐初的野戰軍是臨時編組的“行軍”，這是非常設部隊，在戰爭動員發起時，由兵部根據戶籍點選參軍的“行人”，也稱“兵募”，名義是“募”，其實是強制服役，這部分人在戰爭結束後，就要解散放歸各家，不會久駐戰區。

在唐太宗的時代，“行軍”滅國很輕鬆，“行人”很快就可以回家，但是到了高宗武則天時代，西方的吐蕃，東方的高句麗、百濟，北方的後突厥，乃至後起的東北的契丹人，都對唐朝的邊防形成了巨大的威脅。

所以，本來臨時出征的“行軍”在解散後，開始保持一定規模的“鎮軍”在防禦樞紐和要點，比如唐朝從吐蕃手中奪回安西四鎮後，就在安西駐軍3萬多人。

不過由於各個要點的“鎮軍”規模往往不大，在萬人以下，甚至只有1000人，在進行防禦作戰的時候，面對後突厥、契丹動輒數十萬的兵力力不從心，為了鞏固鞭長莫及的邊防的“防禦”，注意，是防禦，唐朝朝廷開始派出“節度使”節制戰區“鎮軍”，形成更大的兵團對敵。

鎮軍的久駐，也造就了兵員的分化，其中一部分人由於武力強悍，被一次次地超期留任服役，這種人就叫“健兒”，後來甚至形成了特殊的編制名詞“長征健兒”，這部分幾乎職業化的“武士”，也就成為了“鎮軍”的戰鬥力主體。

一直到唐玄宗繼位初期，唐代邊防的兵員種類已經複雜到出兵詔書上都要寫幾十、上百字的程度了，比如兵募、蕃兵募、城傍、健兒等等。

為了進行邊防整頓，唐玄宗對整個軍事體系進行了調整，長安的禁衛軍被整理為南衙和北衙兩部分，南衙管理的禁衛軍原本是全國的府兵輪番宿衛組成的，卻基本破壞殆盡，只能重建為“長從宿衛”、“彍騎”（這是前後兩支），來負責長安城和皇城的警衛；北衙禁軍則由左右龍武軍、左右羽林軍和左右神武軍（開元二十六年置，旋即廢）組成，負責防衛宮城和護衛皇帝。

邊軍，則將邊軍所轄的健兒與願意從軍的邊民，編定兵額，建成了十個節度使統轄的49萬職業軍隊。

安史之亂爆發後，唐朝的平叛，其實是通過西北方面的安西、河西、隴右和朔方軍，其中最為強大和重要的就是朔方軍，撲滅東北方向的范陽、平盧。

長期的平叛戰爭，讓唐朝不堪重負，只能對河北地區的河朔三鎮採取姑息策略，而從遼東渡海而來的平盧軍也佔據了山東半島的一部分。

為了控扼和統一，“姑息”的代宗皇帝到“剛勇”的德宗皇帝搞了一次大轉彎，德宗皇帝的削藩戰爭，先把尾大不掉的朔方軍拆分，又組建新軍“神策軍”主導對河北的討伐，結果，河朔三鎮是平一節度使，立一新藩鎮。

平叛戰爭的巨大負擔又促成了其他軍鎮的反叛，最終連長安都丟掉了。

之所以如此，很多人認為是德宗的平叛戰爭太過操切，其實沒有考慮到一個根本問題，就是唐代的軍將，其實已經形成了獨立的“利益集團”，他們的飯碗和出身、富貴，全都繫於軍籍，削藩的結果必然是裁軍，而士兵們決不允許自己的立身之本喪失掉。

而唯一能夠和這種“階層自覺”對抗的就是大唐天子的“厚賞”，但是，唐代脆弱的稅收體系，實際上是繫於漕運一身，中央能夠掌握的財富，只有淮南、江南、山南、劍南等地，以及部分關中地區，根本不足以“買回”佔據天下財富1/3的河北道地區的士兵的忠誠。

河朔三鎮的軍將集團，很容易發現，保持割據的成本收益遠遠大於歸順朝廷。

所以，哪怕是在唐憲宗的元和年間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各地方藩鎮的士兵仍然需要朝廷供養，等到他一死去，唐穆宗長慶年間，剛剛一舉起裁軍的大旗，河朔三鎮就再次反叛。

而到了這個時候，唐朝的職業軍人總數已經達到了99萬人，是開元天寶年間的2倍左右。

自此之後，對於藩鎮，唐朝還採取了類似於“推恩令”的擴大節度使“支郡”權力，也就是非節度使治所的下屬州郡的權力，讓鎮下有鎮，互相牽制。

可用的手段也不過如此了，就此，一直混到了黃巢起義，席捲的起義軍將武力急劇退化衰落的藩鎮打得屁滾尿流，唐朝朝廷失去了藩屏，最後的一點點實力也煙消雲散了。

所以，並不是說唐朝皇帝不想撤藩鎮，而是撤了藩鎮，數以百萬計的職業兵無處安置，反倒失去了約束，與其如此，還不如以藩鎮牽制藩鎮，形成一定程度的平衡，保護唐朝朝廷作為最大的“藩鎮”和擁有“大義名分”的朝廷繼續存在下去。

劉三解

首先，需要明白的是在安史之亂中平叛最為得力的就是各地的節度使，當時的朝廷已經沒有多少本錢。只能依靠藩鎮的兵力。比如讓大唐回血的郭子儀當時是節度使。在唐肅宗復國之後，同樣沒有能力改變節度使兵權過大，尾大不掉的局面。皇帝除了依靠節度使，沒辦法維持統治。這就是為什麼郭子儀的兒子醉打金枝卻還能安然無恙。

其次，節度使入朝為相成為慣例。安史之亂之後，雖然地方節度使之間實力有很大的懸殊。但是實力強悍的節度使到朝廷擔任宰相成為一條不成文的傳統。對於出身節度使的宰相來說，維護自己的地位不被威脅才是首要的任務，又有誰會主動去革自己的命。朝廷出兵滅掉某個節度使，更多的時候是對地方控制的利益之爭。即便某個宰相想用武力消滅其他勢力，其目的也只是增強自己是勢力而已，為加強皇權，維護皇帝統治的少之又少。

其三，安史之亂為宦官的崛起創造了條件。對於宦官來講，強大而不可撼動的皇權是可怕的，那就意味著他們又只能躲在幕後變成奴才。但是藩鎮的存在為他們走上前臺創造了條件，畢竟藩鎮都各懷鬼胎，只要進行利益交換就行。不管藩鎮多強大，把他們控制在不威脅中央統治的範圍內就行。

其四，皇權和相權的需要。宦官勢力太大，如果沒有藩鎮支持，皇帝就會面臨嚴重的統治危機，甚至喪命。唐朝中後期在宦官干政的嚴峻情況下多位皇帝死於非命就是最好的例證。節度使雖然危險，但是當宦官威脅自己統治的時候同樣也是一張好牌。相權之爭，比如牛李之爭，同樣需要各地節度使，各個藩鎮的勢力支持。

二二相偶

簡單說，藩鎮是一種有效地駕馭帝國的手段。

譬如我們打遊戲，就三國志吧，管理3、5個城的時候挺開心的。之後疆域不斷變大，有30座城了，每個城都要自己操作，那實在是太麻煩了！可以怎麼辦呢？可以把幾個城組編起來，建立一個軍團，委任一個都督，讓電腦來管。這樣一來，自己還是隻管3、5個主要的城；餘下的地方就不用自己操心了。一個軍團不夠，還可以建立多個軍團，每個軍團各幾個城，有的負責給自己運糧食，有的負責輸送兵源，有的負責防禦一片區域等等。

唐代的節度使，就是類似遊戲裡軍團的存在。

我們知道，唐朝一開始有很多很多的州，有多少呢？後來甚至超過300個。一開始，這些州就相當於我們遊戲裡看到的城。每個州都可以單獨向中央彙報，中央有指示，也要下達各個州。我們打遊戲的時候，十幾二十個州就覺得麻煩了，何況是三百個！而且，打遊戲的時候，我們點一下鼠標，指令直接就從首都下達到地方了，可是在古代，這些政令都需要通過驛站來傳遞，效率是非常低了。總之，如果每個州都是中央直轄的，那中央根本忙不過來；全國早就亂成一鍋粥了。

那中央可以怎麼辦呢？

當然是分而治之。這就是行政區劃的意義，把不同的州組編起來，形成一個大區，中央只要握住大區的長官，這樣效率就高了。當然，這樣做有一定的風險。比如，唐玄宗派安祿山一個人負責三個大區，那他一旦造反就麻煩了！這件事告訴我們，一個地方長官，管理的地方不能太大，不能帝國最強的兵馬都落到他手上。

所以，唐帝國把河北分割成三四個藩鎮，每個都不能威脅唐朝統治了，甚至，節度使為了維護自己在本地的統治，還需要依靠中央的權威。再在淮南、江南等地建立一些節度使、觀察使，就好比我們在遊戲裡建了幾個軍團，讓他們負責給主城運錢運糧——反正那裡的部隊戰鬥力也不是很強。糧食運到主城以後，主城用來幹什麼呢？河東、西北還有一些軍團，這裡負責出兵的，但是這裡經濟相對落後一點，正好把東南運來的錢糧補上去。這些軍團收了你提供的錢糧，自然更加願意為你出力啦~

總之，帝國就運轉起來啦！

當然，這些也只是簡而言之，如果你真的想知道藩鎮制度為什麼這麼有效，可以找一本《危機與重構：唐帝國及其地方諸侯》來看~

在野武將

先說答案

安史之亂後，唐朝先後經歷了唐德宗和唐憲宗兩次削藩，唐德宗沒能成功，但給唐憲宗打下了良好的經濟、軍事基礎，使得唐憲宗削藩成功，實現了元和中興。

簡單說明一下

隋唐兩代，以軍事集團立國，興於兵，也亡於兵。

李唐得到了關隴軍事集團，和山東軍事集團的支持，輕而易舉取得了天下。

為了制衡軍事集團，李淵還用突厥人幫他打天下。

後來，唐朝皇帝，又使用回紇人，沙陀人，等各路蠻夷兵幫自己打仗。

以兵制兵，層層制衡，直到鬧出來了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爆發，唐玄宗入蜀避難，藩鎮受命協助肅宗、代宗平叛，原本由於募兵制而軍力強大的藩鎮勢力更加強大。

安史之亂後，河北叛軍首腦被滅，留下底層軍隊，藩鎮實質控制權仍未收回。又因為平叛擴大了藩鎮數量權勢，朝廷親藩與叛亂獨立藩鎮對峙。

而這時恰逢外患爆發，唐朝遭到突厥、回紇、吐蕃、党項輪番侵擾。

為了解決內部應付新的外部矛盾，無法根除收回各藩鎮的實際控制權。

毫無節制的軍事集團，弄出來了無法收拾的藩鎮割據大亂世。

而另外一方面，唐朝繼承了隋朝的土地制度，戶籍制加均田制。

武則天時期開始，唐朝均田制全面崩潰。自耕農紛紛破產，失地農民為了逃戶和逃稅，要麼去進寺廟做佃戶，要麼就去當兵變成職業軍人和僱傭兵。

流入藩鎮的百姓，進一步增強了藩鎮的勢力。

唐德宗平定安史之亂後，面對自北向南的一系列割據藩鎮，雄心勃勃想要削藩。

於是，唐德宗任用宰相楊炎創立了兩稅制，以江南財賦藩鎮支撐全國朝廷財政，再用京畿直屬藩鎮和禁軍聯合中原親近中央的藩鎮攻擊河朔三鎮和平盧鎮。

建中三年（西元782年），淮西節度使李希烈聯合李納、田悅、朱滔各自稱王，公然反唐。德宗調集淮西鄰道兵攻討李希烈，諸道兵都觀望不前。

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朝廷任命李勉為淮西招討使，哥舒曜為淮西副招討使負責討伐李希烈。四月，哥舒曜率兵駐守襄城，多次與李希烈作戰，都沒有勝利。 八月，希烈率二萬兵馬圍攻河南襄城。淮西招討使李勉令唐漢臣與劉德信率兵作為哥舒曜的援兵，但與李希烈一戰即潰。九月，唐德宗為解襄城之圍，命舒王為荊襄、江西、沔鄂等道節度諸軍行營兵馬都元帥。又令涇原諸道兵馬援救襄城。

卻發生涇原鎮士卒兵變，攻陷長安。

唐德宗倉皇出逃至奉天（今陝西乾縣），並被亂軍包圍一月有餘。

將領李懷光救援解圍，被朝臣盧杞等人挑唆，不令其入朝，於是反而聯合朱泚反叛。德宗接著逃往梁州（漢中）。

名將李晟收拾爛攤子，平叛收復長安。

大危機之後，朱泚被平定為部將所殺﹐李懷光被平定自殺﹐李希烈為部將陳仙奇毒殺，陳仙奇又被吳少誠殺死代替，淮西鎮暫時安穩。河北﹑山東四鎮（朱滔剛好病逝）也表示重新服從朝廷﹐全國形勢表面上重新歸於統一穩定。

但是德宗削藩的根本目的沒有達到。

憲宗李純是德宗的孫子，當政以後，任用名臣杜黃裳、武元衡、裴度、李絳等人相繼為相。中央政權軍隊精良，財賦充足。

元和元年（西元806年），憲宗剛剛即位，西川節度使劉闢就進行叛亂。憲宗派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神策京西行營兵馬使李元奕等率軍前往討伐。劉闢屢戰屢敗，最後徹底潰敗被俘，被送到長安斬首。開始了削藩的大業。

元和九年（西元814年）九月，彰義（淮西）節度使吳少陽死，其子吳元濟匿喪不報，自掌兵權。朝廷遣使弔祭，他拒而不納，繼又舉兵叛亂，威脅東都。

元和十年（西元815年）正月，李純決定對淮西用兵。淮西節度使駐蔡州汝陽（今河南汝南），地處中原，戰略地位重要。自李希烈以來，一直保持半獨立狀態，李純對其用兵，正是改變這種狀態的決心表現。

對淮西用兵，震動很大。淄青節度使李師道感到威脅，就採用聲言助官軍討吳元濟，實際上支持吳元濟的兩面派手法，企圖鞏固自己的地位。

元和十二年（西元817年）七月，李純命自願親赴前線的裴度以宰相兼彰義節度使。裴度立即奔赴淮西，與隨鄧節度使李愬等，大舉進攻吳元濟。九月，李愬軍首先攻破蔡州，大敗淮西軍。吳元濟沒有料到李愬軍快速異常，毫無防備地束手就擒。持續三年的淮西叛亂宣告結束了。

吳元濟敗死，李師道恐懼，初欲獻地歸順朝廷，並以長子入侍為質，後又舉兵叛唐。

元和十三年（西元818年）七月，憲宗調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海諸鎮前往討伐。在大兵莊境的情況下，李師道內部矛盾激化，其都知兵馬使劉悟殺李師道，淄、青、江州地被唐朝廷平定。

平凡2850

當時唐朝有許多藩鎮和節度使，只有安祿山叛亂了。可見，叛亂是因人，而不是因制度。

安祿山本是個胡人，最初也只是一鎮節度使(平盧節度使)，權力有限。但因為他偽造軍功(殺普通人冒充殺敵)，又善於討好奸相李林甫，唐玄宗和楊貴妃，認楊貴妃為乾媽，非常得唐玄宗的喜愛。不僅封他為郡王，而且除平盧節度使，還讓他兼范陽和河東節度使，這樣他就控制了北方大部分地區。他秘密擴充兵力，提拔了史思明蔡希德等一批猛將，任用漢族士人高尚嚴莊幫他出謀劃策，囤積糧草，磨礪武器，準備叛亂。

李林甫死後，楊國忠當了宰相。楊國忠與安祿山有矛盾，提醒唐玄宗安祿山要謀反，唐玄宗不信。後來雖有所覺察，但也未做準備。

公元七五五年十月，安祿山假造了一份唐玄宗的聖旨，召集將士說，"接到皇上密令，要我立即回京討伐楊國忠。"第二天，楊國忠就帶領十五萬大軍南下。一路上煙塵滾滾，鼓聲震地。中原官員，望風而逃。不久，就渡過了黃河，佔領了洛陽。之後，長安失陷，唐玄宗倉皇西逃，途中，因將士強烈要求，在馬嵬驛，縊死了楊貴妃，誅殺了楊國忠等一家人。後來唐玄宗的兒子，太子李亨繼位(唐肅宗)，繼續領導平叛。經過數年力戰，才將戰亂平息。

唐朝最初在邊境設立藩鎮和節度使，是為了邊境的防禦，這沒有錯。

歡迎點評。

WM曉奇

映山紅英雄紅

因為此時的大唐中央政府，實力已大不如前。和黃巾起義後的東漢政府相比，要好得多；和安史亂前的狀況相比，要差得多。畢竟“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大唐軍閥割據的第一罪魁禍首，就是唐玄宗這條扒灰的老狗。安史之亂，就是地方軍閥和中央矛盾攤牌的開始。後來的唐代宗、唐德宗均準備削藩，結果都是差點被藩鎮所削。唐憲宗時期，雖然削藩取得了一是成效，但寵信宧官的唐憲宗，卻被他所寵信的宦官給殺了。有時侯，大唐中央還得依靠藩鎮的力量，來抵禦外寇的入侵。內受制於宦官朋黨，外受制於四鄰夷狄的大唐，面對藩鎮割據的這一痼疾，只能是有心無力，直到大唐進入墳墓。

關鍵字: 募兵制 安史之亂 均田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