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地理命名有一個通用規則：山南水北為陽，山北水南為陰。耒陽，就是因縣城在耒水之北而得名。那麼。耒水又是因何而得名呢？這與一個傳說有關。
耒水源頭在羅霄山脈萬洋山之萬王城的三官山。萬洋山景色瑰麗，峰巒層疊，溝壑深邃，茫茫林海，鬱鬱蔥蔥。其屏水山頂叫三官山，是一片大草原，相傳遠古時神農常來這一帶採集山稻和藥草，在大草原中央忽然發現有一小塊溼潤的地方，一株山稻生長得與眾不同，稻杆粗壯而穀粒果實飽滿。他想，如果山稻能移植在有水的土中，稻穀產量不是會更高嗎？於是，他將手中的“耒“朝地下用力一插，整個草原突然凹陷下一大片，一股仙泉從草原中間噴射出來，水柱高達數百丈，草原瞬間形成美麗而奇妙的百畝天然湖泊，這就是耒水之源。
羅霄山脈
作為神農創耒教民耕作之地，耒陽也是中華民族農耕文明的發祥地。數千年來，勤勞樸實之古老民風一直影響著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子民。
在傳統社會，職業分途主要有：士、農、工、商。地處內陸腹地，耒陽之工商業不甚發達，耕讀傳家一直以來的傳統。有錢人家，設立私塾，謂之“夥同”，聘請塾師，教授子弟在耕作之餘識字讀書。同一宗族的寒門子弟也可來旁聽學習。“學而優則仕”，考取了功名即可作官。沒有考取功名的讀書人，在鄉村社會也是受尊重的，謂之“士人”。
我們家族可以做一個例子。清朝同治年間，我曾祖父的祖父考取了進士，鄉下的祖宅就是這位老先生手上修建的。大大小小有數十間房子，以迴廊、過道相連，天井五個用來採光通風，迴廊欄杆以雕花為飾，門前大理石座上立一對大獅子，清石鋪砌的甬道數十米，旁有石馬左右各一。我就出生在這座老宅的私塾裡，解放後私塾停辦，房子分給了我的曾祖父。由於重視子弟教育，我們家族一直到我祖父這一輩，兄弟二十五人，大多受過較好的傳統文化教育。大概在三十年前，記得有一次過年，排行十一的“十一爺”喝酒後，拉住我講《論語》,子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受耕讀傳家這一民風影響，耒陽人至今對子弟教育都很重視。
太平盛世，耕讀民風盛行；遭逢亂世，則耕戰尚武。這兩者看似相反，實則相成。聯繫到湖南士子的普遍傳統，就不難理解到這一點。湖湘士人從來不讀死書，而是崇尚經世濟用，以天下為己任，報效國家民族。耒陽也不例外。此風氣影響所及，在國家遭遇動盪、民族深處危難時期，尤為明顯。
“秋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耒陽人才鼎盛期出現在風雲激盪的20世紀上半葉。
翻開黃埔軍校學生名冊，可以發現在北伐戰爭前的前6期學生中，耒陽籍的有數十人中之多，國共兩黨大概各佔一半，共產黨員中，除上文提到的工農革命軍第四軍12師34團團長鄺墉之外，還有紅軍早期將領紅一軍團第12軍軍長伍中豪。在井岡山，毛主席曾經多次講到：“中豪同志能打仗，會做群眾工作，是個文武全才。”
伍中豪
此外，還有紅一方面軍獨立第3師師長劉鐵超、湖南省軍委書記李漢藩、湘贛省委軍委書記兼湘贛軍區副總指揮李天柱、國民革命軍第六軍第19師政治部主任段子中、湖南赤色遊擊總隊隊長譚衷、工農革命軍第4師參謀長徐傳琨、工農革命軍第4師3團團長資桂林等，幾乎全部在井岡山時期犧牲。此前的東征、北伐、南昌起義也犧牲了一批，包括黃埔一期的伍文生、譚鹿鳴等人。
在國民黨方面，總人數比共產黨員略多，比如凇滬抗戰時任78師468團團長的抗戰名將謝義鋒，後任國民黨第69軍中將軍長，其餘三十餘人皆被授予中將或少將軍銜，有的犧牲在抗日戰場上，也有解放戰爭後期參與起義的。比如，網絡上有名的黃埔軍校十大帥哥之一谷黎光將軍，三期畢業後任六期的馬術教官，後任蘇州城防司令，1949年參加雲南曲靖起義。
黃埔軍校以外，1928年參加朱德、陳毅領導的湘南暴動後，耒陽有數千人上了井岡山，包括朱德夫人伍若蘭，井岡山有名的“雙槍女將”，以及王紫峰、譚冠三、伍雲甫等將領。
伍若蘭
1949年，王紫峰任第二十兵團66軍政委，解放後任中國人民志願軍66軍政委，參與抗美援朝戰爭，後任山西軍區司令員，北京軍區副政委，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譚冠三，曾任紅一方面軍團政委，後任第18軍政委，1950年進軍西藏，參與指揮昌都戰役，完成和平解放西藏任務。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將軍銜，後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副院長。
譚冠三
伍雲甫參加秋收起義和湘南暴動後，任中央軍委三局政委，受命組建中國工農紅軍無線電總隊，擔任政委，成為紅軍無線電通訊事業的創始人。長征後任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主任，中央軍委秘書長。
原題：耒陽民風略考（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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