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快樂，不必正常》
英國作家珍妮特·溫特森在她的養父去世後，發現了關於自己被領養的舊文件，她試圖根據文件的線索尋找生母。在這一過程中，她重新思考了自己的生活世界並迫切地渴望表達，於是有了我們眼前的這本自傳。她形容此書是自己那本處女作《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的“沉默的雙胞胎”，直面曾經難以言說的過往。《我要快樂，不必正常》的非線性的、碎片化敘述方式，也使讀者在曲曲折折之中得以逐漸接近溫特森的情感內核。
這本自傳以“錯誤的嬰兒床”為起點，被養父母錯誤領養，使她的人生從一開始便被置於錯誤與缺失的境地。她寫道：“領養就是身在門外。”在她的家庭生活中，養父的生活平靜規律，養母則終日清醒抑鬱，把宇宙比作一個巨大的垃圾桶，合著蓋子，無人可以逃脫。珍妮特的生活常常圍繞著與養母的爭執展開，16歲時她試圖把對女友的愛解釋給溫特森太太聽，“和她在一起的時候，我很快樂。”而得來的只有一句反問，“可以正常的話，你為什麼要快樂呢？”溫森特太太也曾試圖用燒書的方式阻止她閱讀，在注視著悶燃的紙片和文字之時，珍妮特決心自己成為一名寫作者。如此種種，使愛的面目變得不可靠。直至數年後在尋找生母的過程中，她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養母所給予的並非無用的“黑暗的禮物”，並做出了自己的選擇，與過往達成某種程度的和解——“無論多麼貧乏，仍要愛生活，無論怎樣尋找愛，也要愛自己……以鮭魚一般的決心逆流而上，無論水流多麼洶湧，因為這是你的河流。”珍妮特·溫特森執著於自我與愛的書寫，並期望在這份熱愛中賦予自身以創造和救贖的力量，這份誠實與勇敢或許能給予困境中的人們一些溫暖和鼓勵。
值得一提的是，本書原版書名為“Why Be Happy When You Could Be Normal？”也就是溫特森養母的那一句反問。臺版的譯名為《正常就好，何必快樂？》，簡體中文版則選擇譯為陳述句“我要快樂，不必正常”。箇中視角、語氣及譯法優劣，也是一個值得玩味的問題。
《光年》
“光年”的書名裡暗含著時間的刻度，而這個故事則指向了婚姻，指向了每一對夫妻或多或少都經歷著的時間對愛與激情的磨損和消耗，指向了日復一日的生活在家庭與自我、佔有與放棄之間促生的裂痕。美國小說家詹姆斯·索特用細膩的筆觸，描述和記錄了這些碎片式的生活與心情。
維瑞和芮徳娜夫婦是一對模範夫妻，丈夫事業有成，妻子優雅聰慧，有兒女一雙和好友一群。我們初見芮徳娜時，她身處河畔大宅的廚房裡，聚精會神於食譜和法式餐刀。在這一部分裡，與生活品位相關的修辭精緻而空洞，它們引領我們認識主人公及其家庭，又刻意在其間製造距離。在摘除種種符號之後，我們得以專注於故事本身的敘說。索特的語言精巧考究，直抵內核，於是，我們在閱讀中可以發現，他精細刻畫的日常場景下流動著對於世俗與規則構成的平庸生活的反抗。芮徳娜投身於生活，把它當成一件藝術品，拒絕以庸常而缺乏想象力的方式去對待，因此，她掌控著小說的精神氣質，“我只怕一件事，那就是‘平庸生活’這個詞。”她對於生活的熱愛與對平庸本身的恐懼，使得小說的平常情境也充滿了張力。
關於作者詹姆斯·索特，譯者孔亞雷在譯後記裡這樣寫到，“他創立了一種新的文學價值觀，它與《光年》中芮德娜的人生價值觀形成完美的對應：本質即表面，文學即語句，形式即內容。”而作為索特第一本被譯介為中文的作品，《光年》或將帶我們與這位美國當代文學“被遺忘的英雄”展開一場關於日常意義的遲來對話。
《暮色將至：偉大作家的最後時刻》
《暮色將至》的原名為“The Violet Hour”，出自T.S.艾略特的長詩《荒原》，意為“暮色蒼茫的時刻”，用以形容人彌留之際的景象。凱蒂·洛芙選擇了5位作家，通過閱讀他們的作品、書信和與他們的創作相關的一切資料，以及訪談他們的家人、朋友和看護，採用倒敘的方式，為讀者呈現了他們是如何面對死亡，又是如何在死亡的陰影和恐懼中生活的。
蘇珊·桑塔格有著強悍的意志，堅信自己是必死之命運的例外，她懷著某種深刻的非理性信念抵抗著死亡的必然，“死亡，太抽象；我，太具體”。弗洛伊德對死亡保持著“英勇的清醒”，為清楚地思考而拒絕服用任何比阿斯匹林藥效更強的藥物，他選擇菸斗，選擇死亡的時刻，“生物只想以自己的風格死去”。約翰·厄普代克的故事裡纏繞著家庭的羈絆，幾任妻子和同父異母的孩子們的愛恨糾葛摻雜其中，在被醫生宣判了死期之後，他只是去寫詩。在死前的一個月，厄普代克把腦袋靠在打字機上，選擇完成與死亡有關的最後詩歌。狄蘭·托馬斯在喝下第十八杯威士忌後步入死亡，他貧窮酗酒、敏感多病，又情感豐富、浪漫不羈，混雜著熱烈的生命力與自我毀滅的力量，危險卻真實，“帶著鎖鏈歌唱，如同大海一樣”。莫里斯·桑達克用不羈的想象力和童真重塑了死亡的面目，他收集與死亡相關的物品和記憶，用插畫馴服恐懼，將愛與死亡在創作中融合以獲得安慰。
《暮色將至》的作者凱蒂·洛芙在童年時就曾與死亡打過照面，這一經歷使她本能地期待理解或捕獲死亡，以求真誠地面對人生的終結。她在書中選擇的這一群寫作對象，在面對和描述自身的死亡時，有著她認為自己所不具備的更強的想象力、感知力、精確性與可能性。死亡的迫近在某一層面上意味著生命的解放，濃烈情感擠壓之下的偉大心靈表達，意外地鮮活、誠實而優美。
《破壁書：網絡文化關鍵詞》
“在新媒介環境下，如何保護個人‘具體生活’的權利？如何在沒有時空壁壘的網絡空間保持本土性、民族性？”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邵燕君認為，這是在網絡時代我們必須正視和重新討論的問題。她主編的這本《破壁書》由北大中文系學術團隊共同完成，他們從層出不窮的網絡新詞中，擇選出了最具生命力和代表性的網絡文化關鍵詞——具體包括二次元宅文化、同人文化、女性向、網文、遊戲、社會流行詞等6個單元的245個核心關鍵詞，考據源流，對網絡“部落式”的文化做了一次溯本清源的梳理，以期達成對二次元文化的“破壁”，實現亞文化社群的自我言說。
邵燕君在北大開設與網絡文學及其寫作相關的課程，曾在2015年出版《網絡時代的文學引渡》一書，討論了網絡時代如何引渡文學傳統、如何將網絡文學置於更廣闊的文學史脈絡中來理解等問題。她認為，在媒介革命的視野之下，網絡文學是網絡時代的文學，即“新媒介文學”，它是“去中心化”後人們因“趣緣”結識的產物，也是對雅俗二元對立的顛覆、對精英話語壟斷的打破。在這一背景的觀照下，我們不難體會他們撰寫《破壁書》這一網絡文化詞典的信念和野心，“只有建立起一套網絡文學批評話語，才能真正建構一套網絡文學的評價體系。”本書的兩個致敬對象：雷蒙德·威廉斯的《關鍵詞——文化與社會詞彙》與韓少功《馬橋詞典》，在一定程度上都促進了語言意義的豐富與不同文化觀念間開放溝通的可能。語言塑造著我們的思維和想象，對語言源流的理解則使我們返回自身，在碎片化的時代裡，保存某種表達的完整。
《做工的人》
這本書2017年初於臺灣出版時曾引起不小的反響，在半個月內加印了五六次之多。作者林立青以工地監工的視角，在《做工的人》一書中記錄了工地工人的日常勞動與生存狀態，他思考著工人作為人被尊重的可能性，並將勞工議題重新帶入了公共視野。
在文本組織上，林立青摒棄宏大敘事，毫不避諱地將個人的主觀情感融入了觀察與敘述的過程中。《做工的人》講述了工地勞動者的生命樣貌，比如工地的年輕一代“八嘎囧”，他們不求上進，卻積極擁抱社區、熱情加入宮廟祈福繞境，比如那些最愛喝酒的粗工，他們需要讓自己感到輕鬆，於是用酒精埋藏多餘的時間以及重複而無意義的對話。在受累受苦之外，工人也會通過行動進行抗爭，比如和圍觀群眾團結一心，將環保部門六萬元的罰單降到一千二。只是有時，抵抗的方式會滑向背面，有些勞工會選擇再次越軌甚至犯罪，“累積人生最後的可利用價值，直至入獄服刑。”從工作環境、僱傭關係、勞動結構到借貸醫療、宗教信仰以及對政府的態度，勞動者生活情境中的方方面面，作者均有涉及。貼近的視角與情感的介入使得這些故事鮮活樸素，又彌散著沉重與苦悶。作家房慧真在為此書寫的評論中說，“他（指作者林立青）身在其中，也得分擔那悲恨怨怒的一部分。”
監工，這一介於施工方與工人之間的角色，使得林立青能在一線保持與工人的接觸，也使他的視角和立場不可避免地面臨著質疑。對這本書的批評，多集中在他的中產身份帶來的觀察與敘述的曖昧性上，作者回應並坦言了自己能力的侷限，但更希望能保持“誠實的文字、誠實的主觀”。臺灣出版人傅月庵認為，此書“足以描繪一個階層的結構、流轉、困境與掙扎”。不可否認，樸素而真實的文字有著撼動人心的力量，情感的表達也不應被簡單冠以非理性的質疑。或許，人們總要在某種情感的共振下才能有所行動和抗爭，只要對人類際遇的同情心始終在場，正如林立青在書的扉頁所寫下的那句話，“如有雷同，請哀矜而勿喜。”
《酒杯裡的世界史》
“酒，也可以導出一部世界史嗎？”世界史學者宮崎正勝認為，“人類的軌跡與酒的軌跡必然會重複交疊，因為酒也是人類文化的一部分。”也因此，面對酒吧老闆的疑問，他在此書中做出了詳盡而有趣的解答。
酒在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如同人類歷史的“液體標本”。酒文化隨著時代進步而衍生和嬗變：遠古時期，酒與神性相連，在貴族生活中扮演著儀式性的作用，“伴隨著快感、幻覺和眩暈，人們彷彿進入了非日常的世界。”酒也有治癒之功效，中國素來有泡藥酒養生的傳統，而在14世紀的歐洲，黑死病導致白蘭地風靡一時，人們選擇用酒來維繫生命。在大航海時代，食物匱乏單一，遠航船上常年備有大量葡萄酒。雞尾酒的流行則是全球化的產物，“不同的酒文化通過雞尾酒的交集延伸出新的酒世界。” 酒的社會功用同樣也是不可忽視的，“通過飲酒，人們也能建立起溫和的面對面的的人際關係，並從自由自在的對話中產生新的創意。”
這本十萬字的小書輕鬆好讀，以酒為線索，在介紹酒的基本常識與背後故事的同時，也串講了世界史。宏大史觀與細節考證兼具，為觥籌交錯的酒桌增添了不少談資，25種酒的介紹亦有助解鎖新品，嘗試新的可能。更具啟示意義的，或許是宮崎正勝寫作的起點，在酒這一日常之物上，標記下人類命運變遷的脈絡和刻度。
《失衡——為什麼我們無法擺脫肥胖與慢性病》
“失衡，是後工業文明時期整個人類的困境，如何找回平衡，是一個時代命題。”瑪麗·瓦格納博士在《失衡》一書的推薦序中說，而如何在食品、營養與健康中找到平衡，更是一個與我們的生活時刻相關的主題。
《失衡》一書的作者馬勝學致力於食品研究，在上世紀80年代他離開中國前往美國求學時，中國人仍在跟溫飽較勁，美國的營養過剩問題卻已初現端倪，然而，21世紀以來，隨著物質的豐富，中國的膳食結構也出現了“報復性反彈”，朝著重油重鹽重口味的方向高歌猛進，貧困的記憶使人們繼續過度警惕飢餓。但營養不足僅是“營養失調”的一面，除此之外，營養過剩與不均衡，同樣容易導致人體代謝紊亂與免疫系統衰退，進而導致疾病。本書正是希望通過系統講解營養學知識，幫助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樹立均衡營養的觀念和習慣，處理食品與身體的動態平衡關係，通過合理均衡的營養攝入保持生命有機體的健康和活力。
“食色，性也，”人們通過吃表達情感、進行社交，懂吃在今天已成為一種對生活熱愛的表達，然而，從整體上思考吃與身體健康之間的關係一直以來都缺席於我們的生活安排。對於那些一邊大快朵頤、一邊焦慮健康的“朋克養生”城市青年，這本書或許能為重新認識和掌控身體提供一些有益的觀點。
《加拉帕戈斯群島 : 演化論的朝聖之旅》
1835年，博物學家查爾斯·達爾文跟隨一艘名為“小獵犬”號的英國海軍測量船，來到了加拉帕戈斯群島。他被群島上豐富且奇特的生物所吸引，併為物種之間的差異感到困惑，於是在島上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採集標本。島上的雀鳥啟發達爾文提出了“自然選擇”這一革命性的理論——這些鳥是偶然從南美洲飛抵至此的古老品系的後代，它們在島上棲息、繁衍，進化成不同品種，品種之間的嘴部差異證明了適應性傳播的可能。1859年，在離開加拉帕戈斯24年後，查爾斯·達爾文的《物種起源》面世了。
而今，加拉帕戈斯，這一跨越南美洲西海岸赤道的原始群島，以其保持原始風貌的獨特生物物種而聞名於世，作為“生物進化活博物館”在科學史上留名，BBC在2006年亦將鏡頭對準了這裡。在《加拉帕戈斯群島》一書中，作者將群島的歷史、演化理論和自己在島上的經歷編織在一起，描述了群島上豐富多元的生命形式與令人感嘆的自然景觀，並講述了人類踏足於此之後，加拉帕戈斯群島從荒野到生物測試場、再到全球生態旅遊地的漫長變遷史。在書的最後，他提到了群島面臨的生態挑戰，並呼籲人們關注保護與發展之間的平衡關係。作者亨利·尼科爾斯在演化生物學、環境保護及科學史方面頗有研究，他的第一本書《孤獨的喬治》便講述了加拉帕戈斯群島及全球性保護的故事。
通過閱讀加拉帕戈斯群島的變遷史，我們或許可以重新理解地球生命及其多樣性，對自然的創造力好奇探索並同時保持謙卑，反思人類與自然關係的處理方式，以及與未來命運相關的種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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