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名年收入僅4萬美元的工廠工人被降薪10%，你會同情他嗎？那如果對象換成年收入40萬美元的高管呢？
問題的關鍵或許在於人們對社會階層概念的理解。根據一項來自美國西北大學凱洛格商學院的調查，平均來看，大部分人會同情工人多於高管。
人們的觀念對他們的選擇有很大影響。對於這些平等主義支持者，他們傾向於平直的社會結構的同時，比起反平等主義者會對工人展現更多的共情。而對於反平等主義者來說，他們會更加同情高管。
“比較常見的說法是，反平等主義者比起平等主義者，擁有較低的共情能力。而後者對所有人都展現這種能力。”凱洛格商學院管理和組織助理教授Nour Kteily說。
選擇性的同情
Kteily與來自康奈爾大學的的合著者Brian Lucas共同進行了一項超過3000參與者的網上調研以及親身實驗。在這項試驗中，參與者們被要求完成一項問卷調查，內容包括自我測評平等主義等級。比如，問卷會要求他們回答“有些人必須在他們應該在的的位置上”或者“有些人比較適合在社會頂層，有些人適合在底層”之類的問題。
此外，Kteily和Lucas也設置了不同的情景，為參與者展現了來自社會不同階層的人面臨各種各樣的困難。
舉個例子，有一個情景設置如下：一位經濟條件優越、社會地位高的高管和一位兩者皆無的學校老師同樣遭遇了入室盜竊。參與者被要求回答他們有多同情，感覺多麼悲傷，有多擔憂等等此類問題。
對於學校老師，平等主義者永遠比反平等主義者展現了更多的共情。對於高管，反平等主義者展現了更高的共情。其中支持社會分層的參與者會更加同情和擔憂高管的遭遇。
有趣的是，這次的調研結果和Kteily此前的研究發現還有點出入。
“我們此前研究的結果是——有些人（反平等主義者尤其）是天生缺少共情能力，他們生來如此。”Kteily說。但此次調研卻顯示，反平等主義者實際上對兩者的同情等級比較中立，沒有很極端地同情某一方。反而平等主義者展現了相對強烈的共情等級，更加偏向弱勢一方。
總的來說，平等主義者會展現更高的共情等級，但“有些情況下他們也可能比不過反平等主義者。”
調查同時顯示，造成這種差異與樣本人群的社會定位也有關係。研究者同樣還考慮了導致不同的因素是否還有與情景對象的價值觀差異。比如說，他們認為平等主義者會假設自己的價值觀更貼近工人，而不是高管，因此會展現更多共情。
不過這些因素還不足以解釋這個現象。
對“損失”的認知差異
調查認為，兩個群體的共情差異也許是因為對“傷害”這個概念不同的認知。平等主義者認為，減薪或者入室盜竊對於底層人員會造成更大的傷害，而高管因為社會地位優越社會資源豐富的原因，會更有能力去處理解決問題。
為了證實這個假設，研究者將上文情景重現，不同的是，要求參與者回答到底對老師和高管造成了多少實際損失。比如說，在減薪的例子裡，參與者要回答：“你認為對工人和高管分別造成了多少實際損失？”
平等主義者和反平等主義者都認為對於年薪4萬美元的工人來講，10%減薪確實會造成損失。當提到40萬年薪的高管時，反平等主義者認為20%的減薪已經會對其造成很大損失，而平等主義者認為1/3的減薪才會對其造成實際損傷。換一種說法就是，平等主義者認為高管有更多社會資源去調和經濟損失。
經濟損失的認知差異是一方面。研究者設置了另一個相對生活化的損失：工人和高管都誤機了，並且沒有趕上兒子的生日會。儘管此次的“損失”跟金錢沒有什麼關係，平等主義者還是不怎麼同情高管。不過除開跟金錢有關的損失衡量，雙方的態度明顯差異比較小。因為不是所有人都覺得錯過兒子的生日會是件“損失”很大的事。甚至有少部分人認為，若是不幸孩子在車禍中喪生，對於富人來講也是相對不那麼毀滅性的打擊。
社會階層，維持還是瓦解？
在過去的時候，研究者之間有一個共識：反平等主義者比較不那麼富有同情心，平等主義者反之，造成這個的現象的原因很大程度來自於他們的性格不同。不過這個結論恐怕要被推翻了。
相反的，結果顯示，無論對社會階層有沒有個人傾向，在各種意識形態因素的交叉作用下，共情也許都會產生。
反平等主義者，對於弱勢人群，或許會相對保留共情，因為這麼做可以一定程度上維持社會階層的分佈。同樣的，平等主義者對於社會地位高的人，或許不那麼同情他們的“損失”，因為他們潛意識裡有一種想瓦解社會階層的傾向。
“我們的共情能力和傾向是組成人性的一部分。”Kteily說，“我們的意識形態決定了我們認為誰值得同情——或者不值得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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