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格中国|张海儿:凝视“坏女孩”

张海儿曾在《新周刊》做了二十余年的摄影师,也曾为巴黎VU图片社工作。他拍女人,拍同性恋,拍异装者,拍民工,还连续多年混迹于巴黎高级时装秀的后台。

张海儿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拍摄的女性肖像:他镜头里的女性大多罗裳半解,酥胸半露,但又不是搔首弄姿式的迎合;面对男性的迫视,这些女性并不怯于渐次展示自己身体的反应,某些照片里的女性甚至看上去带有挑逗的意味。1988年,张海儿作为最早一批在法国阿尔勒国际摄影节亮相的中国摄影师,让这些被他誉为具有“自由精神”的女性被全世界看见。“他的《坏女孩》系列之所以能在阿尔勒脱颖而出,因为在那时,官方并不认为这种’生物’在中国存在。”张海儿工作过的VU图片社创始人Christian Caujolle曾这么评价。

回溯张海儿的成长和创作经历是理解Christian评价的路径之一。1957年,张海儿出生于广州,1974年作为知青下乡,1977年高考恢复,他回到广州参加高考,1978年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舞台设计系,1982年毕业,与胡源莉结婚,1985年考入广州美术学院攻读油画硕士。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拿起相机拍妻子和身边的女性,并逐渐明确了用摄影作为自我表达的方式。

厘清了这个时间脉络,就可以知道张海儿的整个青春时代经历了时代的巨变——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文革时期,女性被鼓励参与到社会劳动中,呈现的是“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形象,“去性”化束缚了女性的自我表达,也压抑了男性对女性带有性欲的观看。改革开放后,文艺作品里流行的女性形象是:或清纯甜美,笑容具有治愈力量;或坚强隐忍,突出的是母性特征。在这个阶段,男性依旧没有直面欲望本身,他们躲在“唯美”的女性形象背后,避免暴露目光里的“有色”成分。张海儿的照片颠覆了这种观看方式,他把镜头对准了女性身体的质感和姿态,捕捉女性在被迫视时的情绪和身体反应。通过拍摄这种行为,张海儿将被荷尔蒙驱使的男性凝视,堂而皇之地呈现在公众面前。

在当时,这样的影像极具先锋性,开启了将这种半地下的性别观看方式作为主题的摄影潮流。就像语词的脱敏带来观念的解放一样——当曾经是禁忌的某个词汇被不断公开讨论,禁忌逐渐被打破,张海儿则通过创造影像不断地进行自我表达,让欲望从耻感里解放出来,获得了合法性。

定格中国|张海儿:凝视“坏女孩”

张海儿的观看带有某种暴力特征,他的镜头与被拍摄女性之间有着压力感的距离,“强迫”女性必须对他本人的存在做出回应。在这种逼视下,“乖女孩”的回应被设定为害怕、躲闪、娇羞。传统观念要求女孩表现得像淑女,不然就会被道德审判。但在张海儿的照片里,女性则勇敢回望着男性的凝视。“坏女孩”们公然回应男性对她们的欲望,看起来危险,不听话。这样的女性形象,通过影像的方式被不断传播,一次次挑动着传统观念的神经。“主流是一个很可耻的词。”张海儿认为好的艺术不应只在造型层面标新立异,应该带有知识分子似的批判,颠覆某些陈旧的观念。

定格中国|张海儿:凝视“坏女孩”

张海儿,《广州1989 NO.9》。张海儿供图

对性别政治的日益敏感,使得摄影也面临新时代的语境。张海儿照片里的女性,尽管看上去离经叛道,但她们仍然置于“被看”的状态。因为不断强化女性的性吸引力,当年看起来先锋的影像,其中赤裸裸的男性凝视饱受质疑。“离经叛道的是创作者,不应该是被拍摄对象。”张海儿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所做的是为了歌颂那种肉体无可争议的美,那种性的美好。”他的作品不仅是简单的欲望投射,他更看重的是通过拍摄这一行为,让他自己和被拍摄对象双方的欲望得到释放。

张海儿坚持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在此之上,他更像一个坚定的性自由捍卫者。在他看来,诸如女性不被允许上桌吃饭的社会习俗对女性的压迫,至少应该获得与地铁上的“咸猪手”等量的愤怒。显然,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女性对习俗的隐形压迫还不够敏感。

张海儿认为,在地铁痴汉事件里,除了女性是受害者,这个男性也极可能是脆弱的,“他还没有学懂怎么样能有一个好的方式去获得他在性上面的抚慰。从人性的角度说他是备受煎熬的。”张海儿抱持的女性主义观点,恰好与法国百名女性在《世界报》里发表的公开信里,质疑#MeToo运动的观点相呼应——对性的重新道德化保持警惕。

定格中国|张海儿:凝视“坏女孩”

张海儿,《林小姐》,1989。张海儿供图

涉及性的题材,一直都是张海儿的兴趣点。除了拍摄女性,张海儿还拍摄了二十几年的法国同性恋者巡游,“第三性”也是他的拍摄对象——他从不用“异装癖”之类的词来定义。张海儿是阿根廷“性别自决”法案的拥护者,在他眼中,一个人是男是女,理应由自己决定。量变带来质变,孜孜不倦拍摄了三十几年,这个性格内向的摄影师以摄影为手段,主观为自我表达,客观上勾勒出了时代的肖像,传递出了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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