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海兒曾在《新週刊》做了二十餘年的攝影師，也曾為巴黎VU圖片社工作。他拍女人，拍同性戀，拍異裝者，拍民工，還連續多年混跡於巴黎高級時裝秀的後臺。
張海兒最為人所知的是他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拍攝的女性肖像：他鏡頭裡的女性大多羅裳半解，酥胸半露，但又不是搔首弄姿式的迎合；面對男性的迫視，這些女性並不怯於漸次展示自己身體的反應，某些照片裡的女性甚至看上去帶有挑逗的意味。1988年，張海兒作為最早一批在法國阿爾勒國際攝影節亮相的中國攝影師，讓這些被他譽為具有“自由精神”的女性被全世界看見。“他的《壞女孩》系列之所以能在阿爾勒脫穎而出，因為在那時，官方並不認為這種’生物’在中國存在。”張海兒工作過的VU圖片社創始人Christian Caujolle曾這麼評價。
回溯張海兒的成長和創作經歷是理解Christian評價的路徑之一。1957年，張海兒出生於廣州，1974年作為知青下鄉，1977年高考恢復，他回到廣州參加高考，1978年考入上海戲劇學院舞臺設計系，1982年畢業，與胡源莉結婚，1985年考入廣州美術學院攻讀油畫碩士。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他拿起相機拍妻子和身邊的女性，並逐漸明確了用攝影作為自我表達的方式。
釐清了這個時間脈絡，就可以知道張海兒的整個青春時代經歷了時代的鉅變——從文化大革命到改革開放。文革時期，女性被鼓勵參與到社會勞動中，呈現的是“不愛紅妝愛武裝”的形象，“去性”化束縛了女性的自我表達，也壓抑了男性對女性帶有性慾的觀看。改革開放後，文藝作品裡流行的女性形象是：或清純甜美，笑容具有治癒力量；或堅強隱忍，突出的是母性特徵。在這個階段，男性依舊沒有直面慾望本身，他們躲在“唯美”的女性形象背後，避免暴露目光裡的“有色”成分。張海兒的照片顛覆了這種觀看方式，他把鏡頭對準了女性身體的質感和姿態，捕捉女性在被迫視時的情緒和身體反應。通過拍攝這種行為，張海兒將被荷爾蒙驅使的男性凝視，堂而皇之地呈現在公眾面前。
在當時，這樣的影像極具先鋒性，開啟了將這種半地下的性別觀看方式作為主題的攝影潮流。就像語詞的脫敏帶來觀念的解放一樣——當曾經是禁忌的某個詞彙被不斷公開討論，禁忌逐漸被打破，張海兒則通過創造影像不斷地進行自我表達，讓慾望從恥感裡解放出來，獲得了合法性。
張海兒的觀看帶有某種暴力特徵，他的鏡頭與被拍攝女性之間有著壓力感的距離，“強迫”女性必須對他本人的存在做出回應。在這種逼視下，“乖女孩”的回應被設定為害怕、躲閃、嬌羞。傳統觀念要求女孩表現得像淑女，不然就會被道德審判。但在張海兒的照片裡，女性則勇敢回望著男性的凝視。“壞女孩”們公然回應男性對她們的慾望，看起來危險，不聽話。這樣的女性形象，通過影像的方式被不斷傳播，一次次挑動著傳統觀念的神經。“主流是一個很可恥的詞。”張海兒認為好的藝術不應只在造型層面標新立異，應該帶有知識分子似的批判，顛覆某些陳舊的觀念。
張海兒，《廣州1989 NO.9》。張海兒供圖
對性別政治的日益敏感，使得攝影也面臨新時代的語境。張海兒照片裡的女性，儘管看上去離經叛道，但她們仍然置於“被看”的狀態。因為不斷強化女性的性吸引力，當年看起來先鋒的影像，其中赤裸裸的男性凝視飽受質疑。“離經叛道的是創作者，不應該是被拍攝對象。”張海兒接受採訪時表示。“我所做的是為了歌頌那種肉體無可爭議的美，那種性的美好。”他的作品不僅是簡單的慾望投射，他更看重的是通過拍攝這一行為，讓他自己和被拍攝對象雙方的慾望得到釋放。
張海兒堅持自己是女性主義者。在此之上，他更像一個堅定的性自由捍衛者。在他看來，諸如女性不被允許上桌吃飯的社會習俗對女性的壓迫，至少應該獲得與地鐵上的“鹹豬手”等量的憤怒。顯然，在當前的中國社會，女性對習俗的隱形壓迫還不夠敏感。
張海兒認為，在地鐵痴漢事件裡，除了女性是受害者，這個男性也極可能是脆弱的，“他還沒有學懂怎麼樣能有一個好的方式去獲得他在性上面的撫慰。從人性的角度說他是備受煎熬的。”張海兒抱持的女性主義觀點，恰好與法國百名女性在《世界報》裡發表的公開信裡，質疑#MeToo運動的觀點相呼應——對性的重新道德化保持警惕。
張海兒，《林小姐》，1989。張海兒供圖
涉及性的題材，一直都是張海兒的興趣點。除了拍攝女性，張海兒還拍攝了二十幾年的法國同性戀者巡遊，“第三性”也是他的拍攝對象——他從不用“異裝癖”之類的詞來定義。張海兒是阿根廷“性別自決”法案的擁護者，在他眼中，一個人是男是女，理應由自己決定。量變帶來質變，孜孜不倦拍攝了三十幾年，這個性格內向的攝影師以攝影為手段，主觀為自我表達，客觀上勾勒出了時代的肖像，傳遞出了時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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