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6歲至今20多年，吳文理經常在腦海中覆盤他人生的另一種可能：6歲那年，如果沒被人販子拐賣，他會在親生父母呵護下健康成長，接受良好教育；也許，早已過上了一直嚮往的“朝九晚五”的白領生活。
從1986年至今，32年了，每當翻出那幾張泛黃的舊照片，汪星榮夫婦內心就充滿了自責和悔恨。他們常想：當年，如果長子汪啟明沒有被拐走，現在他們早已兒孫繞膝了吧。
當年的汪啟明，就是現在的吳文理。
幸運的是，6月30日，在南昌市公安局便衣支隊民警楊敏及“寶貝回家”志願者的幫助下，吳文理得以和親生父母汪星榮夫婦相認。至此，一個橫跨32年的尋親故事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吳文理(中)與母親張鳳蘭相認擁抱，一家人終於團聚
吳文理(中)在民警楊敏的陪伴下去見父母
“堅信不是親生父母把我賣了”
復讀無望，吳文理早早就出門打工了。
沒有穩定的工作，終日辛苦奔波，吳文理認為，這和自己學歷有很大的關係。他開始重新審視自己，迫切想要弄清楚自己從哪裡來。他決定“尋家”，找到自己親生父母。
“我堅信不是親生父母把我賣了。”吳文理說，有周邊人曾告訴他，他是被親生父母以7000元價格賣到吳家的，但他從來沒有信過。
最終，突破口從家裡愛喝酒的大伯口中打開。
“我大伯愛喝酒，容易醉。”吳文理說，一次醉酒後，大伯說他養父手中有一份“賣身契”。於是，吳文理藉機讓大伯拿出來，“賣身契上寫著，我是1986年10月份被賣的，上面還有人販子的簽名”。
看到人販子的簽名，吳文理認為有根可尋了，他立即找到當地派出所報了警。然而，報警的事卻被同族的一位長輩發現並阻攔了下來。
2000年後，他跟著養父南下廣州，被帶進一家公司，專門跑業務。“我營養不良，個子很矮，去到人家辦公室談業務，沒人瞧得起我，都認為我是來搞笑的。”吳文理說，在廣州的那段時間，他非常的壓抑。白天出門跑業務，常常受到冷眼，晚上回到住處，還要受到養父的責罵。“罵我沒用，用非常難聽的髒話罵我。”他說，曾經一度他曾想到自殺。“上吊的繩我都買好了，準備到公墓去自殺，但最後沒有勇氣。”談及此事，吳文理再一次激動地掩面痛哭。
少小離家老大回
之後，在養父母的安排下，吳文理娶了當地一位女子為妻。後來，夫妻兩人前往雲南，開了一家小店。
妻子給吳文理生了兩個孩子，日子越過越好，尋根的想法愈加強烈。2014年，吳文理在“寶貝回家”網站發帖寫道：“我身高1.6，右腿大腿正面中間，有個好像是小時候打預防針留下的小疤痕……媽媽常給我吃西紅柿、醬油飯，經常罰我跪。我有次看到當時人販子和我養父母的賣身契，上面日期記得是1986年。”
與此同時，遠在鷹潭的汪星榮夫婦也從未放棄過尋找長子“汪啟明”。上世紀80年代交通不便，為了兒子，汪星榮基本上跑遍了安溪、莆田、廈門等城市。
原本經濟條件不錯的汪星榮家，為了找兒子花了很多錢，日子過得並不如意。儘管始終沒有音訊，但汪星榮、張鳳蘭夫婦從沒放棄過，為了讓兒子回來能恢復點兒時記憶，他們的老房子，仍然保持著32年前的樣子。
希望之火在今年3月重新燃起。當時，一直致力於幫助尋找被拐人口的南昌市公安局便衣支隊二大隊民警楊敏，注意到了汪星榮的求助信息。
“現在找被拐人口，可以通過DNA比對。”楊敏已經成功地幫助過76個家庭重新團聚，經驗豐富。得知汪星榮夫婦曾經採集過血樣後，他立即趕赴鷹潭。
很快，汪星榮DNA信息和遠在雲南的吳文理匹配上了。楊敏立即和吳文理取得聯繫，尋親心切的兩方，決定儘快見面認親。
6月30日，吳文理攜妻從雲南乘坐飛機到南昌，後坐車前往鷹潭。在汪星榮家中，父母、兒子再次見面。
“我記得爺爺很會喝酒。”
“對，爺爺是很會喝酒。”
“還記得打醬油嗎？我們家醬油都是你打的。”
“這個不記得了。”
……
雖然記憶有出入，但大腿上的疤痕、手指上的螺紋、單眼皮……一個個“暗號”對比，都無誤，汪星榮、張鳳蘭以及吳文理三人都覺得“真的找到了”。
當然，更讓他們放心的是楊敏帶去的一份蓋有南昌市公安局便衣偵查支隊公章的情況說明。現場，身著警服的楊敏拿著這份《汪星榮、張鳳蘭、吳文理DNA比對情況說明》，高聲地念出：“經鑑定，汪星榮、張鳳蘭就是吳文理的生物學父母親。”
現場響起熱烈的掌聲。兩行熱淚從吳文理和汪星榮夫婦臉上流了下來。“感謝大家，我終於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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