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6岁至今20多年，吴文理经常在脑海中复盘他人生的另一种可能：6岁那年，如果没被人贩子拐卖，他会在亲生父母呵护下健康成长，接受良好教育；也许，早已过上了一直向往的“朝九晚五”的白领生活。
从1986年至今，32年了，每当翻出那几张泛黄的旧照片，汪星荣夫妇内心就充满了自责和悔恨。他们常想：当年，如果长子汪启明没有被拐走，现在他们早已儿孙绕膝了吧。
当年的汪启明，就是现在的吴文理。
幸运的是，6月30日，在南昌市公安局便衣支队民警杨敏及“宝贝回家”志愿者的帮助下，吴文理得以和亲生父母汪星荣夫妇相认。至此，一个横跨32年的寻亲故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吴文理(中)与母亲张凤兰相认拥抱，一家人终于团聚
吴文理(中)在民警杨敏的陪伴下去见父母
“坚信不是亲生父母把我卖了”
复读无望，吴文理早早就出门打工了。
没有稳定的工作，终日辛苦奔波，吴文理认为，这和自己学历有很大的关系。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迫切想要弄清楚自己从哪里来。他决定“寻家”，找到自己亲生父母。
“我坚信不是亲生父母把我卖了。”吴文理说，有周边人曾告诉他，他是被亲生父母以7000元价格卖到吴家的，但他从来没有信过。
最终，突破口从家里爱喝酒的大伯口中打开。
“我大伯爱喝酒，容易醉。”吴文理说，一次醉酒后，大伯说他养父手中有一份“卖身契”。于是，吴文理借机让大伯拿出来，“卖身契上写着，我是1986年10月份被卖的，上面还有人贩子的签名”。
看到人贩子的签名，吴文理认为有根可寻了，他立即找到当地派出所报了警。然而，报警的事却被同族的一位长辈发现并阻拦了下来。
2000年后，他跟着养父南下广州，被带进一家公司，专门跑业务。“我营养不良，个子很矮，去到人家办公室谈业务，没人瞧得起我，都认为我是来搞笑的。”吴文理说，在广州的那段时间，他非常的压抑。白天出门跑业务，常常受到冷眼，晚上回到住处，还要受到养父的责骂。“骂我没用，用非常难听的脏话骂我。”他说，曾经一度他曾想到自杀。“上吊的绳我都买好了，准备到公墓去自杀，但最后没有勇气。”谈及此事，吴文理再一次激动地掩面痛哭。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之后，在养父母的安排下，吴文理娶了当地一位女子为妻。后来，夫妻两人前往云南，开了一家小店。
妻子给吴文理生了两个孩子，日子越过越好，寻根的想法愈加强烈。2014年，吴文理在“宝贝回家”网站发帖写道：“我身高1.6，右腿大腿正面中间，有个好像是小时候打预防针留下的小疤痕……妈妈常给我吃西红柿、酱油饭，经常罚我跪。我有次看到当时人贩子和我养父母的卖身契，上面日期记得是1986年。”
与此同时，远在鹰潭的汪星荣夫妇也从未放弃过寻找长子“汪启明”。上世纪80年代交通不便，为了儿子，汪星荣基本上跑遍了安溪、莆田、厦门等城市。
原本经济条件不错的汪星荣家，为了找儿子花了很多钱，日子过得并不如意。尽管始终没有音讯，但汪星荣、张凤兰夫妇从没放弃过，为了让儿子回来能恢复点儿时记忆，他们的老房子，仍然保持着32年前的样子。
希望之火在今年3月重新燃起。当时，一直致力于帮助寻找被拐人口的南昌市公安局便衣支队二大队民警杨敏，注意到了汪星荣的求助信息。
“现在找被拐人口，可以通过DNA比对。”杨敏已经成功地帮助过76个家庭重新团聚，经验丰富。得知汪星荣夫妇曾经采集过血样后，他立即赶赴鹰潭。
很快，汪星荣DNA信息和远在云南的吴文理匹配上了。杨敏立即和吴文理取得联系，寻亲心切的两方，决定尽快见面认亲。
6月30日，吴文理携妻从云南乘坐飞机到南昌，后坐车前往鹰潭。在汪星荣家中，父母、儿子再次见面。
“我记得爷爷很会喝酒。”
“对，爷爷是很会喝酒。”
“还记得打酱油吗？我们家酱油都是你打的。”
“这个不记得了。”
……
虽然记忆有出入，但大腿上的疤痕、手指上的螺纹、单眼皮……一个个“暗号”对比，都无误，汪星荣、张凤兰以及吴文理三人都觉得“真的找到了”。
当然，更让他们放心的是杨敏带去的一份盖有南昌市公安局便衣侦查支队公章的情况说明。现场，身着警服的杨敏拿着这份《汪星荣、张凤兰、吴文理DNA比对情况说明》，高声地念出：“经鉴定，汪星荣、张凤兰就是吴文理的生物学父母亲。”
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两行热泪从吴文理和汪星荣夫妇脸上流了下来。“感谢大家，我终于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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