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消息，《大西洋月刊》發佈題為“強迫勞動是全球電子產業的支柱”的文章，稱世界各地的窮困人口跑到馬來西亞尋找工廠工作，到了那裡以後，卻往往會發現自己陷入了更大的困境：因為招聘費用等意想不到的開銷債務纏身，因為生活環境惡劣而常常生病……
以下是文章主要內容：
馬來西亞將自己標榜為“外國公司的天堂”。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該東南亞國家已經吸引了來自40多個國家的5000多家外國公司到來，它們在該國專門為企業發展留出的部分地區設立工廠設施。根據馬來西亞的製造業發展機構的數據，電子產業——該國最大的製造行業，致力於打造從半導體到電視再到電腦鍵盤的各種電子產品——佔據了全國36%的出口和四分之一的就業崗位。到目前為止，美國的電子公司在馬來西亞的業務經營上已經投資了數十億美元。
結果是顯而易見的。在吉隆坡，外國投資持續地推動著建設熱潮，起重機在閃閃發光的高樓之間伸展開來。街道一塵不染，治安良好，水很乾淨，政治環境相對穩定。世界各地的消費者也從該國生產的移動設備、電路板和LED屏幕等產品中獲益。
這種經濟成功的核心是外來勞工。他們來自於孟加拉國、尼泊爾、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印度等國家，他們來到吉隆坡國際機場，手裡拿著大量的文件，期盼著能過上更好的生活。對在馬來西亞工作的外國工人數量的估計差別很大，從政府統計的近180萬到360萬不等，360萬的話，相當於該國勞動力的四分之一。據外來勞工擁護者估計，這些工人中有三分之一沒有合法身份。
工人權利組織Tenaganita的約瑟夫·保羅·馬里亞莫夫（Joseph Paul Maliamauv）表示，“許多外國工人認為馬來西亞是富饒之地，街上全是金子。”
“天堂”與 外來勞工無關
但外來勞工一到這裡，就會發現這個天堂並沒有延伸到他們身上。是“馬來西亞一個蓬勃發展的經濟體，是全球最發達的經濟體之一，擁有多元文化和跨國公司，有大量的外國投資。”勞工組織勞聯-產聯(AFL-CIO)下屬的Solidarity Center的戴維·威爾士(David Welsh)說，“但在一個充斥著侵犯人權和濫用勞工行為的地區，馬來西亞在很多方面都明顯是一個壞榜樣。”
馬來西亞提供了窺視全球經濟的一個令人不安的部分的窗口。該國讓整個全球經濟體系運轉起來，觸及和連接全世界的幾乎每一個部分以及數十億人口：流動人口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為全世界創造產品，立足於大量可用的便宜而且靈活的勞動力供給。在馬來西亞，可以看到是什麼在維持著那種人口流動：給工廠帶來工人的招聘策略，保護工人不力的政府政策，改善整條供應鏈工作環境的掙扎，以及維持廉價苦工需求的全球政治和經濟現狀。
2014年，監察組織Verité發佈了一份關於馬來西亞電子行業外來勞工的研究報告。在覆蓋400多名外國電子工人的樣本中，按照Verité的定義，至少有32%的人曾被強迫勞動。報告稱，“這些結果表明，在馬來西亞的電子行業中，強迫勞動的現象並不僅僅是孤立事件，確實可以被描述為普遍存在。”
同年，美國國務院在其年度人口販運(TIP)報告中，將馬來西亞評為“三級”，與伊朗和朝鮮等國家一樣。那是最糟糕的評級。這一評級只針對那些嚴重侵犯人權的國家。次年，這個國家被升級為“二級觀察名單”，然後在2017年被正式升級為“二級”——但許多人認為這種升級是毫無根據的，尤其是因為在2015年，在泰國與泰國的邊境發現了130多個疑似屬於人口販運受害者的墳墓。“這太荒唐了。”Verité的首席執行官肖恩·麥克唐納(Shawn MacDonald)在談到美國國務院的修訂時說，“毫不誇張地說，馬來西亞什麼都沒做。”
威爾士和其他人說，此次升級被普遍認為是由於美國和馬來西亞之間達成的一項補充協議。該協議是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的一部分，將賦予工人更多的權利。麥克唐納稱，美國之所以提高了馬來西亞的評級，是因為後者對TPP“堅定不移”的支持。TPP後來破裂(雙方達成的協議隨之失效)，但儘管如此，美國國務院還是提高了該國的評級，這是鼓勵改善人權問題的最佳方式之一。
吉隆坡附近的巴生的一位議會成員查爾斯·聖地亞哥（Charles Santiago）透露，美國國務院在馬來西亞的工作人員對此次升級報告“非常不滿”。那些工作人員曾參與撰寫上述的人口販運報告。
“我去了國務院，跟他們說，‘你們應該感到尷尬。你們給自己的政府幫了倒忙。”(美國國務院告訴我，一份新的人口販運報告即將出爐，它將在新報告公佈前拒絕置評。)
儘管如此，馬來西亞還是取得了一些改進，至少在紙面上是如此。據聯合國勞工標準組織國際勞工組織的喬蒂·密特拉（Jodie Mitra）稱，政府處理人口販賣問題的努力已經“取得了改進，因為我們注意到與人口販賣相關的調查、起訴和定罪正變得越來越多。”但是，米特拉通過電子郵件告訴我，“鑑於可能等同於強迫勞動的虐待外來工人行為依舊存在，執法和執行工作仍需要加強。”
我4月份到訪馬來西亞的時候，該國的選舉即將到來。各個政黨的旗幟，尤其是執政黨國民陣線藍白相間的旗幟，在幾乎每座建築的正前方都懸掛著。所有人都說，一切都將一如以往。他們指出，儘管當時的總理納吉布·拉扎克(Najib Razak)受到醜聞困擾，但選區劃分不公將會確保他繼續掌權。他的政黨已經執政60年。但今年5月，現年92歲的納吉布的導師、馬來西亞前領導人馬哈蒂爾·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ad)成為了總理。
新政權由中左翼聯盟組成，其中包括聖地亞哥所在的民主行動黨(DAP)。威爾士說，“我可以告訴你，最高級別的官員已經直接向國會議員詢問，在提供優先事務的路線圖時，應該優先考慮哪些事項。”勞工一致性計劃”（Labor Consistency Plan）——在TPP談判期間曾被討論過的工人權利改革——又回到了談判桌上。然而，倡導者對新政權並不是很滿意。政府違背了DAP的意願，在5月底宣佈結束一項針對外國工人的重新僱傭計劃。該舉將取消對數十萬非法入境工人的法律保護。國際勞工組織(ILO)的技術官員凱瑟琳·勞斯(Catherine Laws)說，“政府還沒有制定外來勞工方面的戰略。”
債務纏身
儘管如此，此次選舉的結果可能會推動馬來西亞繼續前進，建立工人保護體系。此前，該國並沒有這樣的體系。威爾士說，缺乏強有力的勞動法反而帶來了一個巨大的機會。
有很多情況會使得外來勞工被困在強迫勞動的環境中，在這種環境下，如果工作條件很差或者遭遇欠薪，他們無法去追索。但問題通常從招聘開始，那是造成一個債務和束縛的惡性循環的開始：可能會讓人們陷入多年甚至幾十年的困境。Verité的研究發現，92%的外國工人為了獲得工作而支付招聘費用，該筆費用也通常超過行業標準(一個月的工資)。這筆錢通常落到在馬來西亞以及在工人自己的國家的招聘人員的口袋中。這些費用在工人離開自己的國家之前就要支付，往往會讓整個家庭深陷債務沼澤。
這就是我採訪過的一位來自印尼棉蘭的工人諾維達·瑪本（Novita Marbun）的情況。當瑪本19歲初到馬來西亞時，她花了1500英鎊——相當於375美元——才得到一份工作，這比她一個月掙的錢要多得多。她的父母通過抵押房子得到一筆15年期的貸款，以便為她支付這筆招聘費用和前往馬來西亞的費用。她現在掙的錢只夠日常開銷和養活她仍在印尼的兒子，但她沒有足夠的時間來賺足夠的錢幫助父母。“我攢不下更多的錢。”她說。正如麥克唐納所言，“現在的體系是讓最貧窮的人來為招聘成本埋單。”
來自亞洲各地農村地區的工人，僅僅為了在一個大城市被僱用，就可能債務纏身。支持本國工人和外來工人的吉隆坡勞工組織NSI的安妮·貝雅特麗齊（Anne Beatrice）告訴我，一位來自尼泊爾的工人到達首都加德滿都的時候，她已經在她的家鄉接洽上了次級招聘中介，有時候這要耗費全家很多的錢。當她到達吉隆坡時，她已經投入了很多，因此即便自己不喜歡招聘人員或者勞動合同，或者招聘人員在她登機前替換掉合同，她都不在意。與外來勞工打交道的律師蘇密撒·沙安希尼（Sumitha Shaanthinni）說：“招聘人員下面有很多的子級人員和次級中介。招聘人員不會親自去村裡招聘勞工，去的是次級中介。”
一旦到達馬來西亞，外來勞工會發現自己的開銷不斷增多。他們會發現自己要為一張工作許可證(這個費用現在法律已經轉移到僱主身上了，至少在理論上是這樣)以及住房和簽證的費用買單。許多僱主也會沒收員工的護照，以防止他們貿然離開，儘管這麼做是違法的。(招聘人員有他們自己的費用要支付——通常有的開銷不那麼光明磊落。據Tenaganita的馬里亞莫夫描述，政府官員向招聘人員提供的工作許可比招聘的崗位數量還要多。招聘人員“是如何得到那些招聘崗位的信息呢？賄賂。”)
勞工權益倡導者告訴我，馬來西亞的外來勞工通常不會非法入境。馬里亞莫夫說，“人們並不是爬過籬笆入境的，他們大多數都有證明文件。”相反，工人們在自己擅自離職或者其僱傭合同沒有續簽時會失去合法身份，因為他們的簽證與僱主關聯。非法入境意味著，工人會面臨被搜捕驅逐出境的風險；讓招聘人員再給他們找一份工作時，他們得付出過高的費用。
比阿特麗斯說：“支付了招聘、護照和住房等方面的費用以後，你的工資就沒剩多少了。”合同中沒有提到這些其他的費用，工人們往往剩不下什麼錢。比阿特麗斯說道，當工人們抱怨時，中介會鼓勵他們繼續做下去，或者跟他們說“‘辭職吧，我再給你找份別的工作。’工人們並不知道，他們不能那麼做，那樣會讓他們變成非法入境。”
生活環境十分艱難
一旦定居下來，不管是否有證明文件，工人們都會面臨非常困難的生活環境。當我與翻譯兼外來勞工曼約·查帕蓋恩（Manjoj Chapagain）交談時，他剛從吉隆坡郊區Petaling Jaya的一個外來工人營地回來，他帶馬來西亞的醫生過去。據他估計，有五六千工人住在這個營地裡。他說，醫生們對這裡的生活條件感到“非常驚訝”。在這裡，有時候20個人共用一處1000平方英尺(約合93平方米)的房子，晚上10個人睡在那裡，早上10個人睡在那裡，因為他們輪班上下班。沒有乾淨的飲用水，也沒有衛生管道。“醫生們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混亂和氣味。”他告訴我。據馬里亞莫夫說，這些生活條件可能會工人陷入一個更加危險的處境，因為如果他們感染了肝炎等某些疾病，就不被允許留在馬來西亞。
馬里亞莫夫說，工人們經常生病，“因為生活環境太糟糕了”。女性員工在懷孕時也經常被遣送回家。據尼泊爾大使館表示，2016年有386名尼泊爾工人在馬來西亞死亡。據該大使館統計，自2005年以來，平均每年約有300人死亡。死亡的原因並不總是確定的，意外的死亡對他們的家庭來說會帶來極大的經濟困難，因為他們由於支付招聘費用而背上債務，但沒有收入，更不用說精神上的損失了。
工人受到的對待在各個公司和行業中不盡相同。知名跨國公司往往有更好的表現記錄，畢竟其中許多都受到國內外監督組織的監督。這些問題在供應鏈下游比較明顯。“大公司，跨國公司，我不認為有什麼問題。”沙安希尼說，“它們大多遵守自己的行為準則，不扣除工資，也不沒收護照，諸如此類。但是它們的供應鏈沒有做到這些。它們對那些問題實施多大程度的監督，則是另一個問題。”
許多公司強調稱，它們有促使供應鏈遵守與它們一樣的行為準則。許多大型的電子產品品牌在其網站上表示，它們希望供應鏈中的公司遵守法律標準和人權標準。然而，供應鏈紛繁複雜：工廠規模不一，僱主往往是招聘人員，在馬來西亞，工人保護措施既薄弱又執行不力。
自2004年以來，許多公司開始求助於監督機構“負責任商業聯盟”(RBA，前稱“電子行業公民聯盟”，簡稱EICC)來幫助它們監控自己的供應鏈。來自RBA的鮑勃·米切爾（Bob Mitchell）告訴我，該組織依賴於“多種方法來解決供應鏈中的普遍問題”，因為這些問題太過複雜。
“你越是深入供應鏈，你作為公司或個人公司的影響力就越小。”米切爾說。RBA致力於利用品牌商的力量向下遊供應商施壓。但一些律師和工人權利倡導者表示，這種做法並沒有帶來改善，部分原因是企業對哪些供應商在其供應鏈中缺乏透明度。即使是那些重視善待員工的公司，比如Patagonia，也仍在與其供應鏈相當下游的供應商作鬥爭。
當然，許多工人也不知道他們的勞動成果最終會落到哪家公司。“如果你要生產一個小部件，有時候你甚至連它具體是什麼也不知道。”沙安希尼說道，“如果是一顆螺絲釘，他們怎麼知道呢？再往下看，他們提供金屬。你問，‘你的工作是什麼？’工人回答說：‘哦，我負責切割金屬。’我怎麼知道它最終會落到哪家公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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