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曹林
深圳警察強制傳喚女孩一事，在網絡上發酵得快，平息得也快。這倒打破了過去涉警輿情的一個魔咒：在衝突中不斷滋生新的發酵點，樹欲靜而風不止，公眾情緒被攪動，事件成為一段時間的焦點。
這一次之所以能很快平息，源於當地警方應對得當，既及時，又坦誠，第一時間作了回應，沒有推諉拖延，相關領導也作了坦誠回應和道歉，涉事警察很快受到了處理。
雖然深圳警察強制傳喚女孩事件平息很快，但也在網絡上引發了不少次生輿情，在爭論中製造了不少口水和撕裂——這種撕裂所呈現出的情緒對立，可能比事件本身更值得思考。這些衝突，對警方、對很多公共部門都是一種提醒：輿情應對需要對話和溝通，不要掉進對抗和仇恨的陷阱中，必須在事實和法律中尋找基本共識。面對類似個案所引發的衝突，有關部門在輿情應對上需要避免掉進幾個陷阱：
第一個陷阱是，用陽光個案去對沖醜陋個案，寄望用正能量蓋住和洗掉負能量，用正面宣傳轉移公眾對負面的關注。 其實，醜聞就是醜聞，問題就是問題，必須正視和解決，硬洗是洗不掉的——尤其在自媒體的全景直播下，根本無法迴避和掩蓋，眾目睽睽下模糊關鍵事實、試圖顛倒是非的“洗地”，只會滋生新的發酵點。個案上暴露的醜陋，只能用坦誠地面對和積極的辦法去化解，寄望用一些正面個案去洗白是陳舊落後的無效思維。
一些地方和部門依賴“對沖思維”，熱衷於集中宣傳一些正面案例來抵消負面。比如，被拍到某個城管暴力執法的場景，就宣傳城管雨中背老太太；被曝出某個警察暴力執法的視頻，就宣傳警察冒險與歹徒搏鬥的事蹟；媒體曝光某部門官員大吃大喝，就宣傳公務員工作很辛苦“壓力山大”。
傳統媒體時代，以這種方式設置議題去引導可能還有一定作用，但在自媒體時代，越來越難製造讓民眾跟著走的“輿論一律”了——“對沖”只會招致“對立”，醜陋的釘子不拔掉，越宣傳陽光個案可能越會刺激反感。
第二個陷阱是，用“群體內認同”對沖“群體外批評”。很多群體都容易陷入這種充滿誘惑的輿情幻覺中，比如官民發生衝突時，官員會藉助尋找群體內的“抱團”來頂住來自外在的輿論壓力——醫患、警民等衝突也常掉入這種陷阱中，在站隊中形成群體間的情緒激烈對抗。比如，當發生涉警輿情時，要想紓解輿情和化解衝突，警察更多需要說服那些對本部門有情緒和誤解的人，從而爭取公正旁觀者的支持——無視那些無理取鬧和謾罵攻擊，而正面群體外的那些理性批評，在基於事實和法理的討論中爭取群體外的理解和支持，這樣才有引導的意義。群體內是不需要宣傳和引導的，因為群體內本就因為利益而有本能的認同，群體外才需要說服和引導，衡量說服效果的是爭取到多少群體外力量的支持，化解了多少批評的聲音。
可一些部門的輿情應對掉進了自閉的陷阱，用“群體內認同”對沖“群體外批評”，用“領導的讚許”對沖“外界的批評”，給自己營造一個舒服卻虛假的封閉環境，沉迷於立場站隊中的圈子支持。自我營造的圈子環境中，越是極端維護自身利益的立場，越容易得到圈子認同，就抱得越緊――贏得了圈內歡呼，自說自話自娛自樂，卻離本來真正需要說服的對象越來越遠，把本來不那麼反對的人變得更反對，製造了撕裂和敵人。小圈子似乎越來越抱團，可整體的輿論環境卻因為自閉的抱團而越來越惡劣。
第三個陷阱是：陷於意氣之爭、逞於口舌之快的求勝心。不用事實去講理和說服，就會變成意氣之爭，情緒化地只圖一時、一事嘴上壓過對方，不顧大局和整體形象。打嘴仗好像嘴上佔了便宜，氣勢上壓倒了對方，出了胸中那點悶氣，其實可能在整體形象上輸得一敗塗地。開放透明的討論下，是非黑白是顛倒不了的，用修辭、偷換概念、煽情這些很低級的方式去詭辯，只會丟分。
第四個陷阱是，被“害群之馬”所綁架，把個案上的問題當成一場捍衛集體形象和榮譽的戰鬥。 其實，很多時候出問題的只是個人，哪個部門哪個行業沒有幾個“害群之馬”？一個健康的、有糾錯能力的系統，應有與這些“害群之馬”切割的自淨能力，而不是主動在身份上進行標籤綁架。一旦被個案綁架，就容易陷入“我在捍衛集體形象”的正義幻覺和悲情想象中，走向不分是非的極端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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