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藥神》還沒正式公映，“山爭哥哥”徐崢早已穩穩站在了社交平臺的C位。
甚至因“山爭哥哥”而帶起了微博話題#叔圈101#，花樣中年男神們紛紛被pick，可見徐崢本人和《我不是藥神》這部電影的火熱程度不一般。
目前，貓眼專業版顯示，在排片佔比只有10.2%的情況下，《我不是藥神》點映票房就已經超過1億，綜合票房排名第一。
甚至有人提出，我們終於不用羨慕“別人家的電影”了，如今我們也能拍折射現實的電影。
一些看過電影的小夥伴們不僅強烈安利給身邊的人，還建議觀影的時候一定記得帶紙巾！
“藥神”背後的真實故事
電影熱議度爆棚的情況下，影片的主題“仿製藥”也成了大家關注的焦點。
影片講述了賣印度神油的保健品小店老闆程勇，從一個交不起房租的離異小商販，一躍成為印度仿製白血病特效藥“格列寧”的獨家代理商，大發一筆後良心發現，回頭又低價賣藥給病友的故事。
而現實中，“藥神”確有其人。
12年前，陸勇確診患上了慢粒白血病，並開始吃醫生開給他的“格列衛”。
格列衛一盒23500元，一盒只能吃一個月。格列衛還不能進入醫保報銷，他吃了兩年後經濟拮据難以繼續吃下去。
2004年，他在網上搜索到日本有一種仿製藥，託人從日本購買了印度格列寧，價格只有原版藥的1/8，一個療程摺合人民幣不到4000元。
之後他開始直接從印度購買，最低售價只有200多塊。
所謂仿製藥，就是在劑量、安全性和效力、質量、作用和適應症上與它的原研藥相同的一種仿製藥品。
它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專利到期之後的合法仿製藥，這個時候大家都可以生產。
另一種則是原研藥專利未到期，在受到專利保護的國家，生產或銷售這種仿製藥就都是非法的，該藥也就被統稱為“假藥”。
絕處逢生之際，陸勇不僅自己買來吃還為病友們提供幫助，並且幫著銷售該藥的印度企業打理在華藥款賬戶。
但因為觸碰了國家醫藥管理機構的審批權限，而涉嫌“銷售假藥罪”，他被檢察機關逮捕，並被起訴到了法院。
最終, 檢察機關準確界定，陸勇的行為是“買方行為”，而非“共同銷售行為”,因而根本不構成“銷售假藥罪”。
2015年1月29日,被羈押了119天的陸勇被釋放。
2015年2月26日, 沅江市檢察院宣佈《對陸勇決定不起訴的釋法說理書》，並解除了取保候審, 陸勇重獲自由，為陸勇一案畫上了句號。
第三世界藥房：
印度仿製藥500億美元的大生意
不論是影片中還是現實生活裡，印度仿製藥都成了白血病群體能承擔得起的救命藥，而這背後的則是印度早已被人們熟知的仿製藥大生意。
在印度大部分人經濟情況不佳，買不起高價專利藥的背景下，印度政府制定了特殊的專利強制特許，無論專利保護期是否結束，該藥品都允許直接被仿製。
由於沒有對藥品化學成分的專利保護，印度的藥品價格為全球最低，一直受到貧窮患者和人道醫療組織的歡迎。
醫療人道救援組織“無國界醫生”指出，該組織有80%的抗艾滋病病毒藥物從印度購買。
截至2015年，印度有10500個製藥單元（工廠），3000多家藥企。從規模上看，印度藥品市場規模約佔全球市場2.4％，生產的藥品數量佔比為10％。
IBEF報告指出，印度的生產成本比美國低近33%，勞動力成本是西方國家的一半左右，而在印度建廠的成本也僅為西方的60%。
2017年印度藥品市場規模為296.1億美元，預計2011-2020年印度藥品市場將保持11.3%的年均增速。2020年，印度藥品市場規模或達到550億美元。
同時，印度還在法律上允許仿製藥出口到其他國家。其中，約有550個實驗室為利潤豐厚的美國市場進行供藥，佔領了九成的市場份額。
仿製藥出口量約佔全球20%。2016財年，印度出口仿製藥價值168.9億美元，增速為9.44%；預計到2020年，印度仿製藥出口額將達到400億美元。
印度為何能光明正大的生產仿製藥？
1970年印度通過專利法，打破了外資藥企的專利壟斷。
將藥物專利分為產品專利和方法專利，1970專利法只保護方法專利，意味著印度本土藥企可以通過“逆工程”的方式對外資藥企產品進行仿製。
同時，1970專利法還大幅縮短了藥物專利的保護時間。
於是，有了政策的庇護，印度的仿製藥市場開始迅猛發展，在新藥引進方面也縮短了與歐美國家的時間差距。
即使在加入世貿組織後，印度也利用十年知識產權過渡期來繼續進行仿製藥品研發。
不僅如此，印度還充分發揮自身發展中國家的“優勢”，以國民收入低，但是應該享受到前沿藥物為由，對藥物執行“強制專利許可”。
可以說，印度本土製藥企業充分利用了規則，加上自身勞動力廉價、成本低廉的巨大優勢， 向歐美出口大宗原料藥、中間體、成品製劑和生物製劑，成為了歐美醫藥巨頭的貨源。
但在專利保護上印度政府還是被告了。
然而，印度雖承認專利法，但只支持1995年後研發的新藥，且不支持現有藥物經混合或衍生而成新藥專利的申請，“格列衛”便屬於後者，瑞士諾華再次敗訴。
2014年4月，德里的印度最高法院就這宗長達七年的訴訟作出判決，維護《印度專利法》。
這一判決讓印度藥廠光明正大地生產起了仿製藥。
這也是大量“印度格列衛”出現在印度本土市場甚至暢銷日本、韓國、中國等周邊國家的重要背景。
當然，瑞士諾華並不是第一家試圖挑戰印度專利法的西方藥企巨頭。
2012年3月，印度專利監察員簽發強制許可，命令德國藥企拜耳向當地藥企許可生產一種腎癌藥Nexavar。隨後，拜耳向印度政府在欽奈（Chennai）的知識產權上訴委員會（IPAB）提出申訴，要求推翻這一項強制許可，但遭到拒絕。
激烈競爭和專利爭議
讓世界藥房的光輝逐漸消退
根據市場研究公司AIOCD Awacs的數據，2017年3月，印度國內製藥行業工業增長率為9.6%，而2015年3月的數據為19.6%。
根據分析，印度製藥增長下降的情況主要離不開幾大因素的影響。其中包括國際市場的競爭，以及質量問題的出現，在可信度上大大降低。
《經濟學人》的報道中提及，FDA正在以創紀錄的速度來批准更多的外國藥物出口至美國，來削弱印度製藥公司的競爭力，限制其定價能力。
過去兩年，印度公司的仿製藥銷售一直持平，最近一個季度的利潤比一年前下降了三分之一，分析師預計印度仿製藥在美國的利潤每年會削減10%左右。
此外，評估印度製藥公司表現的Nifty製藥指數在兩年內下跌了近四分之一。
除此之外，印度仿製藥還一直受到嚴格的安全檢查。
目前，不少印度製藥商都收到了FDA的警告或觀察，負面新聞層出不窮。
包括Sun Pharma，Lupin，Wockhardt有限公司，Dr. Reddy’s等知名藥企。這些負面消息將使印度仿製藥在可信度上大大降低，影響行業的增長率。
一方面仿製藥給貧窮患者帶來福音，一方面又讓藥企蒙受損失。
在專利保護相對嚴格的國家，不少貧窮患者把矛頭指向了把專利死死攥在手裡的藥企，認為是他們剝奪了自己生的希望。
其實，退一步來講，專利藥給了患者生的希望，仿製藥給了他們生的可能。
但重點在於，沒有專利藥的創新，何來仿製藥的拯救生死。
拿藥品研發來說，一種藥品的研發過程常常耗時多年，投資巨大，並且存在不可知性。
過去研發一個新藥，平均花費10億美元左右，甚至有的藥品研發費用遠高於此。
比如世界著名藥企阿斯利康在1997至2011年研發花費大概在580億美元，期間只批准了5個新藥，平均每個新藥花費高達118億美元。
大型製藥公司需要知識產權的保護，來支撐高投入的研發。
今年3月，光譜製藥公司在發佈第一季度及全年收入指導方案之後，公司的股票迅速下跌了37%。
光譜製藥公司預計其結直腸癌藥物Fusilev2013年的總收入在8000萬美元至9000萬美元之間，遠低於2012年的2.04億美元。
銷售業績下滑如此之大的原因就是：仿製藥。
一個邏輯上的矛盾之處在於，仿製藥確實可使得更多的窮人獲得救助，但因此對製藥巨頭產生的衝擊如果足夠大，則會影響創新藥的研發和生產，其中的壞影響又會反過來作用到窮人身上。
美國藥物研究和製造商協會就曾表示，強制許可解決不了印度公司獲得藥品和醫療保健的根本問題。如果我們不投入資金來研究和開發，就沒有創新藥，世界上就不會有仿製藥。促進新藥開發是所有國家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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