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新华日报5版整版刊发《乡镇企业：从“异军突起”到逐鹿世界》一文，新华经济分析师为您奉上报道全文。
6月28日新华日报5版
来到无锡东港镇，仿佛到了“红豆大观园”。从路边葳蕤生长的红豆杉，到随处可见的红豆品牌标志，再到拔地而起的新城镇综合体—红豆万花城，这家曾经的乡镇企业在这个苏南小镇留下深深的烙印。
上世纪80年代，正是像“红豆”这样的一批苏南乡镇企业的率先起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中的竞相发展，造就了当年无锡县这个闻名全国的“华夏第一县”，创造了引领全国乡村企业大发展的“苏南模式”，确立了江苏在全国乡镇企业发展史上的主要发源地和“排头兵”地位。
从“一颗红豆”看乡镇企业的发展轨迹 ——
“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最大机遇”
“一颗红豆，三代情缘”。走进红豆集团两层高的展馆，“四千四万”精神的标语在电子屏上不时滚动，一帧帧照片记录了周林森、周耀庭、周海江三代人从草根起步开拓前进的奋斗身影：
红豆集团的前身，是周林森在解放初期兴办的家庭小作坊，那时只是以弹棉胎、扎扫帚为主的小手工业。
1957年，周家与另一家的两个小作坊合并改制为港下乡（社）办针织厂，“夹缝求生”的这个乡（社）办企业经历“三起三落”的曲折过程后，创造了一个极具时代色彩的品牌“山花”。
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让这朵小小“山花”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1983年，身为港下乡荡上村支部书记的周耀庭一接手港下针织厂，就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从实行计件工资、“带资进厂”到“一包三改”，从优化产品结构、启用“红豆”品牌到率先注册“红豆”系列商标，接手当年即扭亏为盈。1988年，“红豆”推出第一个专利产品——护士衫，一举风靡全国，企业利润从一年几十万元到一天净赚10万元，奇迹般地在1991年成为全省首家亿元级乡镇企业和全国内衣行业公认的“龙头老大”。
思想解放，永远是杠杆；改革创新的脚步，再也停不下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进一步解放了国人的思想。当年6月16日，全省第一家省级乡镇企业集团——江苏省红豆针纺集团公司诞生了。
在1992年到2000年的9年间，红豆集团又创造性实施了“母子公司制”、内部股份制、内部市场制、效益承包制等“四制联动”改革，成为一家“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大型现代企业集团，走在了全国企业改革发展的前列。1997年4月，红豆集团被国务院列为全国120家深化改革试点企业；2001年1月，“红豆股份”在上海证交所挂牌上市，迈开了资本经营的新步伐……
“对于‘红豆’来说，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最大机遇。听党话、跟党走，迎绿灯、走正道，就是‘红豆’快速发展的根本经验！”在执掌“红豆”20余年的周耀庭看来，乡镇企业一路走来，有的不断成长壮大，有的却逐步萎缩甚至被淘汰，而“红豆”能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关键在于瞄准国家政策，把握住了机遇。
时光易老，现在“红豆”接力棒传递到了周海江手中。翻开发黄的报纸，1988年7月28日《新华日报》二版头条位置刊发过这样一篇报道：《大学教员周海江到乡镇企业展才华》。如今，这则新闻中的主人公已成为红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兼CEO，并当选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代表，担任全国工商联十一届副主席。
国庆60周年庆典上，周海江作为全国乡镇企业的唯一代表，荣登企业成就彩车，手挥鲜花行过天安门。这也是中国乡镇企业的荣光时刻。
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鸟瞰。
这个由“红豆”主导建设的园区，也是江苏企业“走出去”发展的重要标志。今天的“红豆”，产业触角涉及纺织服装、橡胶轮胎、红豆杉大健康、园区开发商业地产四大领域，位居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82位。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们要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建设‘千亿红豆’‘智慧红豆’‘美丽红豆’‘幸福红豆’，实现‘八方共赢’，打造一个百年跨国企业。”遥指未来，周海江信心满满。
从一座城市看乡镇企业的转型探索 ——
改革创新造就“中国资本经营第一县”
6月6日，一场以“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神、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全国企业家活动日暨中国企业家年会在江阴举行。
在江阴举办这场“国字号”企业界活动，可以说再恰当不过了。这里，不仅规模企业众多、企业家成群，而且有“中国资本经营第一县”之美誉。江阴能有今日之成就，上世纪90年代在乡镇企业打响的产权制度改革攻坚战功不可没。
1997年2月28日，由原江阴钢厂改组而成的江阴兴澄冶金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江阴首家上市公司登陆深交所，开启了苏南小城江阴企业转型升级、实施资本经营的实践探索。紧随其后，江阴企业上市的步伐一发不可收，法尔胜、华西村、江苏阳光……“江阴板块”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不可忽视的独特现象。
“华西村”在深交所成功上市,成为“中国农村第一股”。
一大批乡镇企业通过深化改革、资本经营，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起步于乡镇企业的双良集团，从当初单一的溴冷机制造企业，已经发展成为以节能环保为核心的综合性企业集团，拥有18家全资、控股企业，其中包括两家上市公司。集团更被中国制冷协会称赞为“挽救了中国溴化锂制冷机行业”。
2016年，同处江阴的“法尔胜”和“双良”两家行业翘楚，同时荣获被誉为中国工业界“奥斯卡”的“中国工业大奖”。
同样发轫于乡镇企业的双良集团车间。
乡镇企业转型为行业龙头，这样的例子在江阴不胜枚举。去年7月31日，江阴市上市公司协会成立，200余名企业“大佬”济济一堂，其“身价”相加数字惊人：这座县级市的上市企业总市值竟然超过3000亿元！这其中绝大多数企业都起步于乡镇企业。
截至目前，江阴市境内拥有47家上市公司和53家挂牌企业，其中9家进入全国企业500强，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制造业第一县”和“中国资本经营第一县”。以上市公司为支撑的企业集群，成为江阴领跑县域经济的主体力量。
无锡市委常委、江阴市委书记陈金虎表示，“江阴板块”的成长历程，充分展现出当地企业家的胆识、睿智和坚韧——“江阴企业在上市竞争中硬是冲出一条新路、闯出一片天地，形成了资本市场上一道独具魅力的风景线。”
“未来，我们还要优选一批、培育一批、辅导一批、上市一批。”陈金虎说，江阴将全面实施“企业+科技+资本”的创新发展机制，把企业上市作为集聚发展要素、优化治理结构、扩大品牌效应的重要途径，每年筛选、培育200家上市和新三板挂牌后备企业，再塑“江阴板块”新优势。
展望未来，流淌着乡镇企业血液的江阴企业群，在新时代必将焕发出更高质量发展的勃勃生机。
从一册“账本”看一段风云激荡的难忘岁月 ——
“草根工业”这样长成参天大树
在无锡市锡山区，距离红豆集团仅20余公里的地方，静静地坐落着一座中国乡镇企业博物馆，这里也是东亭春雷造船厂的旧址。这个已经消失的名字，是江苏乃至全国公认的第一家村办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从“异军突起”到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再到上世纪90年代转制为民营企业并融入开放型经济大潮，折射的是一个伟大时代的深刻变迁。
起步于乡镇企业的“江苏阳光”车间。
数字的背后，是那个时代的生动记录：
上世纪50年代起，苏南陆续出现了社队企业，到1978年底，江苏实现社队工业总产值63亿元，占全国总量的16%，位居各省市区第一。1984年中央4号文件正式提出发展乡镇企业的概念后，江苏以及全国乡镇企业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增长。
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同志为乡镇企业“一锤定音”：“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企业，异军突起……”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乡镇企业加快改革发展带来了强劲东风。根据改革开放20周年时的统计，江苏乡镇企业总产值由1978年的63亿元增加到1997年的8267亿元，年均递增29.55％，在全省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已是“五分天下有其四”，在全省工业总量中则是“三分天下有其二”。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加上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乡镇企业发展速度明显回落。不改革，乡镇企业已没有出路！一场以所有制调整和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新一轮改革迅速展开。
历时5年左右，这项历史性任务基本完成。随着绝大部分乡村集体企业的转制，加上农民自办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江苏民营经济“呼啦啦”拔节而生、迅速壮大，在经济中所占比重目前已达54%。
回忆过往，让77岁的原省乡镇企业管理局局长邹国忠最难忘的，是江苏乡镇企业抓住三次改革机遇，赢得了两个发展高潮和一次脱胎换骨：第一个机遇在1984年，在中央4号文件鼓舞下，乡村企业全面实行“一包三改”改革（经营承包制加用工合同制、浮动工资制和干部聘用制），催生了乡村企业连续四年大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当年乡镇企业总产值在全省工业经济中就实现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第二次机遇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后，我省乡镇企业以股份合作制为重点，一边深化改革，一边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出现了第二个发展高潮，1992年到1995年，全省乡企总产值年均增长率高达46.19％。第三次机遇是党的十五大后，我省加快乡村企业转制和非公经济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建构现代企业制度，乡镇企业由此脱胎换骨，逐步成为适应市场规律的独立经济主体。
据不完全统计，江苏现有企业八成以上都脱胎自乡镇企业。从家庭小作坊到社队集体企业到乡镇企业，从“四定一奖”责任制到“一包三改”再到产权改革和所有制调整，江苏乡镇企业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一步一步地从“草根经济”成长为硕果满枝的大树。
“苏南模式”的历史贡献和宝贵启示——
与时俱进 才能走向更广舞台
梳理乡镇企业的兴衰历史，一个名词不容回避——“苏南模式”。
自费孝通先生等人于1983年起先后提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的概念后，伴随改革发生的两个模式之争长达十多年。开始是“苏南模式”独领风骚，后来则是“温州模式”势头渐旺。这场争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推动了乡镇企业的改革进程。
邹国忠打了一个比喻：“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一个基本上一直在“地上”，一个曾经处于“地下”。必须看到在冲破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的改革道路上，两者实际上是一场改革的接力赛，苏南打破坚冰率先突破，走了前一段，冲击计划经济体制的一段；而温州走了后一段，触及产权主体和所有制结构的一段。
“调整所有制结构和实行产权改革的实质，就是要给群众一些财产、一些资源、一些手段，使他们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产权的多元化是不可避免的。”邹国忠说，“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主要差别，就是这些财产、资源和手段，苏南在当年的体制条件下，主要放在基层政府和社队集体手里，而温州从“地下”转到“地上”，都是放在老百姓手里。因此，随着产权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的逐步到位，两种模式也必然殊途同归。
每个身在其中的人，都不会忘记当年的“模式之争”。周海江还记得，1992年浙江进行改革时，既有“温州模式”，也有“苏南模式”，但到1996年后，包括苏南在内都开始学“温州模式”。不过，在他看来，“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最终都会走向一种模式，就是跟国际接轨的股份制形式，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
“两种模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省社科院原院长宋林飞表示，从集体办厂到民营经济、从乡镇企业到中外合资、从粗放加工到发展高新产业、从付出生态环境代价到重视绿色GDP，两个模式都在与时俱进、改革创新，不断地超越自我。
进入新时代，两种模式存在的“时”与“势”都已发生巨大的变化。但在宋林飞看来，无论如何，“苏南模式”的历史贡献不可抹煞：首先，它是我国第一波市场取向改革的先导力量，率先冲击并部分挣脱了旧经济体制的束缚，成为“在旧经济体制夹缝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市场经济”；同时，它还打破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大大加快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
“早改制少流失，晚改制多流失，不改制要消失。”回望历史，邹国忠总会想起当年的这句话。通过这一场伟大的改革，城乡经济日益融合，市场主体日渐成熟，加之相当规模的外资介入，各类企业的传统身份界限基本消失，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乡镇企业这个称谓，也与发轫之初的社队企业一样，连同它所创下的辉煌业绩一起，进入了那座中国特有的乡镇企业博物馆。
沉舟侧畔千帆过。伴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不断完善、创新驱动战略的深入实施、产业层次的不断提升，一大批脱胎于乡镇企业的现代企业，正昂首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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