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歲那年，黃渤說希望自己保持在“惑”的狀態。他又一次離開舒適區，進入另一種“不安全”——拍攝自己的第一部導演作品，同時在電影中扮演馬進，一個在社會底層摸爬滾打但想方設法接近成功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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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黃渤成了導演。 故事編織多年。源頭是給一部宣傳片想創意。幾個人聚一塊兒頭腦風暴，設想一幫人到了無人小島上會發生什麼。
若一下想出結果，事情也就過去了。可它偏像個無底洞，接二連三的可能性從小島不停往外冒：現實生活中的痛苦與快樂到那兒會不會互相轉化？親情、友情、愛情會改變嗎？抑鬱的人去那兒會快樂嗎......
前後琢磨了許多年，黃渤越想越覺得有意思，故事有意思，語境表達也有意思。他就四處跟人聊。拍《假裝情侶》時跟劉奮鬥聊，後來跟薛曉路聊，和甯浩、管虎也聊過。
黃渤起初沒想當導演，下意識地知道這事兒於他得搭上“基本上半條命”——事實如此，拍攝前，他兩邊鬢角各有三四根白髮，片子殺青，白頭髮真是多了不少。可甯浩、管虎那時手中攢著各自的故事，顧不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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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2014年年底，黃渤開始正兒八經做劇本。
小島實驗，提日本有《大逃殺》，是絕地裡的殺戮遊戲；英國小說 《蠅王》，飛機失事後被困荒島的孩子，由天真轉向邪惡......極端環境下容易誕生極端故事。
但那不是黃渤。黃渤的“島”有黃渤的底色，他要嘻嘻哈哈把事兒說了，為故事注入點魔幻主義、浪漫色彩，裝進些或美好、 或假象的、或思考的東西。
黃渤將《一出好戲》形容為“超市”，歡迎光臨，各取所需，可被理解。就像詩歌，魅力在於它不是具象的，誰都能解讀，而譜寫一首現代主義作品免不了自我表達的用語，“這些東西你知道可能過了這個時間就沒了。但是它們就是這個當下本身有的東西，我覺得也沒有必要刻意迴避”。
但他又說，片子的底色其實是搖滾。是作者個人表達與市場的融合，是把一些能讓人琢磨琢磨的東西放入一個看似流暢的跌宕起伏的故事中。
抒情和聲蓋在搖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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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黃渤經歷過無數次開機儀式。這次有點不同。幾年來一直在說故事，說著說著，故事落成文字。突然一天，幾百個人，一排排車，載著設備咣咣開進小島。
故事就要上演。黃渤是導演，第一回導戲就給自己出了道難題，他要拍一出群戲，一群人到了島上，主配角的位置翻轉了三回。
《一出好戲》的美術指導兼造型總監林木有過擔憂，打一開始就建議黃渤儘可能簡單地講個通俗易懂的故事，讓觀眾在輕鬆愉快的情緒下體驗他想表達的東西。
可黃渤認為，停工這麼長時間折騰這一件事，若只是做部簡單喜劇，未免有點對不起自己。
他本可以更迎合市場，或至少選擇熟悉的、容易把控的題材。早幾年，黃渤與朋友分享過年輕時當歌手的經歷，那些年他走南闖北，見多了三教九流、善惡美醜，生動的故事天天上演。
那樣的題材容易拍，但他後來想想又作罷。這些故事有時當時的侷限性，如今再去講述，現在的孩子未必能懂，況且，他的興趣也早不如前。
最終，黃渤決定，用取自現實又遠超現實的題材，完成長片處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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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設定在小島，小島是展現人性的舞臺、構建秩序的工地，放置著這些人的快樂、憤怒、悲傷、自私、貪婪、猜忌、分裂、團結，還有愛。剪輯指導屠亦然認為這樣的小島不可能存在。片中一場戲，小興手裡的魚被一隻鳥搶走，剪輯時，屠亦然不假思索地將這個情節拿掉，“電影中除了人以外出現的只有冷血動物”。
一個看上去在現實世界搞得定一切的人，為何會對這樣一個階層顛倒、情境極端的題材感興趣？用黃渤的話解釋，按部就班的生活太無趣，需要一些新鮮的、好玩的東西，“所以無論上面蓋了一層絃樂也好，蓋了一層特別抒情的和聲也好，但其實這底子挺搖滾的”。
黃渤理解中，搖滾跟激情、熱血有關，跟吶喊有關，跟不管不顧有關。
他有過那樣的刺頭時刻。年輕時毅然決然去演出，看上去夠搖滾，可帶一幫人外出討生計，由不得他任性胡來，被社會拾掇拾掇，“搖滾”就被壓下去，造就瞭如今的他——一個公 眾眼中很“妥帖”的黃渤。
40歲過後，像冰山上解凍下來的冰塊，漸次落入水中。永遠得體的人給自己“找 茬”，開始了新的冒險。
在海島拍攝本身就是冒險。天氣難以預料，劇組剛把一切準備好，天空突然陰雲密佈，不久便下起雨。這種情況時常發生，黃渤會著急，臉上寫滿困擾、焦慮和無奈。
天氣不可控外，黃渤還時常感到知識架構的限制，可故事開口大、題材超現實 。他不得不承認自己的“無能”和“無奈”。
電影裡那些困擾他的問題聽上去很哲學。比如，小島上有二十多位男性和十多位女性，男女可自由戀愛、結婚、生孩子。但如此下去，過不了幾代，島上就全是近親了。於是，專家出馬，給眾人列了張表格，按照表格，女性儘可能多地與不同DNA的男性生產 不同DNA的孩子，這樣便能完成人口的放射性增長。此時究竟該選擇生存繁衍、倫理道德或愛情？類似的問題在片中還有很多。
在外人看來，彷彿現實世界的黃渤能掌控很多，但讓他困擾，也讓他著迷的，恰是那些無法完全掌控的東西。很多東西被還原，又有很多東西被假裝了，“脫光了你的衣服，又給了你一些生活中不太可能有的奇怪的東西”。
他後來慢慢承認，有些問題就是無解，乾脆把那些他也無法解決的問題推成故事背景，講故事的同時，順帶將問題擺出來，讓觀眾自個兒討論。
離開安全地帶
很久以前，黃渤在一次採訪中說，演員要離開安全地帶，“演員雖然也是電影市場的零件，但你也不能把自己變成那麼標準的零件，麻木和冷靜對創作者不是好事”。這個觀點，他一直保持到現在。如今他拍電影，仍抱持類似想法，他不希望《一出好戲》成為流水線下誕生的作品，因為這樣的作品“少了一些人味”。
成為導演前，有那麼幾年，黃渤“有點不太想弄了 ”。他一連幹了幾件看上去危險係數極高的事兒。出演孟京輝導演的先鋒話劇《活著》，主持金馬獎，以及在《西遊降魔》中扮演孫悟空——一個周星馳演過的經典角色。
他渴望調整，可恰巧每件事都完成得不錯，一路進階成人們口中的影帝。以至於人們總是對他的應對自如印象深刻，卻忽略了這種表面妥帖背後的事實：他詮釋的角色、真正的表演風格，其實都在主動離開舒適區。
拍攝《鬥牛》時磨破三十多雙鞋的故事已經被說濫了，但這仍是他不惜力表演的有力證明；拍攝《無人區》時，他與當地青年混在一起，吃飯、喝酒、打球，戲拍到一半，突然感覺前面的人物狀態對，他就跟甯浩死磕，將一切推倒重來。
常與他合作的導演管虎曾對他的“精進”感到驚訝，“短短几年就火了，超過人家用幾十年積累的局面”。
但讓他躋身如今地位的不止力氣，還有樂於給自己找茬的勁兒。他每次表演總要琢磨十幾套方案。這種對角色的思考與塑造，早在他畢業後接到第一部作品《生存之民工》時就開始了。
那部戲他拍了三個月，沒事就追著導演管虎表達想法。為了應付這個跟在身後沒完沒了的人，管虎對他說：“你想怎麼弄你就寫出來唄。”他就回去寫，不斷往編劇房門下的縫隙中塞紙條。
可後來戲越來越多，他常常感受到他早些年做歌手時駕輕就熟的感覺，有過喜悅和對外部世界的幻想，一旦熟練，愉悅感也跟著消失。
身份轉換不時使黃渤惶恐，一抬頭看到周圍的人都在忙碌，他又發出“你能怎 樣”的感慨。“開始選擇的就是一個難題，在我如此‘珍貴’的年紀，我總要做一件讓自己覺得有挑戰，同時應該能做到的事吧”，他在一次採訪中說。
當他成為導演時，昔日累積的演技發揮了作用。劇本構思階段，黃渤總是聊著聊著便進入角色，扮演起片中人物。惟妙惟肖的表演方式迅速感染到其他人，這讓編劇之一豆包感慨，黃渤講出來的故事常常要 比落在筆頭上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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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包2014年開始參與編劇。劇本修改了無數次，推翻了無數次。剪輯階段亦是如此。初剪版片長4小時，屠亦然必須剪掉接近一半才符合電影的放映時長。
說服黃渤進行大規模刪減並非易事。起初，每當屠亦然剪掉一個鏡 頭，黃渤便心疼，要花上一天時間考慮。後來，他主動跟屠亦然交流哪些部分應該剪掉。
黃渤不斷跟屠亦然強調一件事，要將表達藏在底下,而不是跳到觀眾面前對他們說：“你看，我要說的是這個意思” 。他表現得相對成熟、有耐心、抗壓能力強，舉手投足不像初出茅廬的新導演。屠亦然說，黃渤在儘量用理性的方式完成感性的表達。
對導演黃渤而言，殺青那天是他2017年最有意味的瞬間。早晨起來，天光漸亮，最後一個鏡頭拍完，眾人相擁。黃渤突然感到五味雜陳，像經歷了高考，幾個月裡拼命折騰，做題、互相幫助。到考試這天，一切努力戛然而止。
他甚至在想，自己真的拍完了嗎，是不是還有東西落下了？他感到有些不真實。
可多年的準備、數月的拍攝分明留在別人腦海中。製片人王雁始終記得一場戲，黃渤扮演的馬進跳入海中，又被海水衝回海灘，馬進趴在海灘上，海水湧上來，不斷拍擊他的身體。
拍攝當天下著雨，海邊風大。導演黃渤就那樣穿梭於監視器與海灘間，身上掛滿海草。
攝影：許闖
造型：路遙 / 撰文：方也
妝發 張春傑@On Time
時裝助理 Yino、王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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