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嘉璐 中國文化院院長
曾任民進中央主席
第九屆、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許嘉璐
自從雅斯貝斯提出“軸心時代”這一概念以來，各國學者和思想家都在回顧歷史、重溫先哲教誨,同時思考著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徵和需求。
早在20多個世紀之前，東方發達的農耕和成熟的遊牧環境，促使哲人僅僅憑藉歷代相傳的知識和自己感官的觀察和體驗，提出了人類至關重要的一系列問題，並且給出了自己的答案。他們研究宇宙和人生，基本上是孤立地觀察和思辨，沒有條件像我們這樣跨洋渡海坐在一起交流切磋。他們提出的傑出思想和所要解決的問題，也侷限於耳目所及和能夠想象得到的空間時間範圍。雖然如此，由於他們的超人智慧，所得的結論卻是超越時空的。也就是從那時起，希伯來文明和中華文明以及婆羅門文明各自走上了一條極具個性的道路。
根據考古和文獻研究，中華大地早在距今一萬年時，已經進入比較成熟的農耕時代。中國夏商時代，“天”還是具有某種程度的人格神，是居於其他崇拜對象之上，護佑王室利益的最權威者。到了周代，“天”的神聖色彩逐漸淡化，最重要的表現是認為“天命靡常”，福祚只賜予有德之人，而對開創王朝或家族事業的始祖以及歷代先人的崇拜則上升為實質性的第一位。出現這一變化，與農耕社會必然極為重視土地、工具、技術、道德的繼承和血統的純正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於是天命“被重新理解為個體的使命和個人對於為天下人效力所做的承諾”（狄百瑞：《儒家的困境》），“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尚書》）以人為本的傳統就是從這個時期正式形成的。與神靈-世俗關係這一變化相應，“天”蛻變為“自然”的象徵，“天”之本然成為宇宙的“本體”（“道”）。《周易》所說的“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不但表達了宇宙原生、整體、一元的哲學理念，而且也把本體和世俗倫理緊密地聯繫起來。中國文化基本上是在春秋時期定型的。眾所周知，孔子是這一轉型定型的中心人物，套用雅斯貝斯的話說就是，孔子成了中國歷史的“軸心”。在此後的歷史中，原始崇拜也還留有不少痕跡，但無論任何神靈都不是超越的、絕對的、唯一的。因而有“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詩經》）以及“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昊天不惠”“昊天不平”（《詩經》）的呼聲。及至近代，不少佛教徒還有“許願”和“還願”之舉，意思是神靈兌現了我之所願，我就給以回報。這說明，中國人對“天”不是無條件的、不是隻為神增添榮耀而生活，並不索取。我們由此可以得出這樣的印象：中國人是有信仰的，只是不同於西方希伯來宗教系統的信仰而已。
20世紀以來，許多中外學者紛紛指出，中國文化中的“和而不同”、兼容幷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具有普世價值；“中國的宇宙論和宇宙生成論似乎比其他宗教和神話更接近現代物理學的觀點”（牟復禮《中國思想之淵源》），“這種宇宙論把人們從各種震懾的教條和罪的戒律之下解放出來，讓他們跟宇宙形成了一種兩不相害的人性關係。”（牟復禮《中國思想之淵源》）這些或許就是未來世界所最需要的東西吧。
當今時代，從現象看，與產生軸心時代思想的社會狀況極其相近：“精神貧乏、人性淪喪，愛與創造力衰退”（雅斯貝斯語）。但是，從促成其思想發生的環境及其實質內涵看，則又有著巨大的差異：一是西方所定義的“現代化”以其無限的誘惑力把人類拘禁於眼前利益，拉向物質的享受和追求。而技術的高速發展更加快了為人們提供花樣翻新的物質的速度。這和孔子、耶穌基督、釋迦牟尼時代物質相當匱乏、生產活動艱難有著顯著的不同。二是相對而言，人們對世界，對宇宙的瞭解，範圍更大了，更深入了，這從上個世紀中葉以來，亦即經濟全球化基本實現以來，尤為顯著。對於有些宗教，特別是以神啟、原罪、救贖、轉世為教義的宗教，無疑是又一個巨大的挑戰。
因此，我們可以這樣概括當今時代的特徵：在經濟領域，一切都在技術化、全球化；在生活領域,人生價值急速變得物質化；在人文領域,丟棄傳統、混亂倒退；在思想領域,狂妄自大、固步自封。在這樣的時代，從某種意義上說，與2500年前一樣，人類應該尋找未來的方向。這樣的現實，在雅斯貝斯那裡，就是人類將要迎來一個新的軸心時代。
新軸心時代的形成還需要時間，那時的理念將是怎樣的，現在的人們難以預言。但是有幾點是極為可能的，甚至是必須經歷的。
在敵對、仇殺、戰爭接二連三發生的當下，更要加大不同文明之間對話的強度。尤金·萊斯教授在給牟復禮教授的《中國思想之淵源》所作的序中說：“我們這個時代產生的眾多德性之一就是努力做到：承認我們自己過去和現在的信仰的相對性，同時肯定研究非西方文化的文明價值。”這番話，是針對習慣於按照歐洲中心論思維習慣觀察思考的人說的，但是其中也包含著這樣的前提：不同文明背景的人都應該肯定、尊重“他者”文化的價值，而不是相反。我曾經在尼山論壇上提出：不同文明之間應該相互尊重-瞭解-理解-欣賞-學習，就是為此。這種心態應該是對話時代出現和持續的基礎。
毋庸諱言，現在籠罩著全世界的主流文化還是西方文化，即希伯來—希臘羅馬—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同時，西方的傳統文化也在相當程度上異化了，同樣被自己所催生的現代科技和生活方式壓迫著、折磨著。因此，在現代技術加經濟全球化包裹著的無限度無遏制的貪婪面前，人類所有的文化遺產無一能夠倖免於難，獨善其身；政治、經濟上的強者和弱者之間的爭鬥猶如在拳擊場上的比賽，誰勝誰負都改變不了組織比賽者的動機和觀眾的心理。
由此我想到，不同文明各自都應該進行反思。幾十年來西方學術界相繼出現的後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女權主義、後現代主義等等流派，勾勒出了不斷反思、質疑的延續路線的輪廓；近年來在中國出現的“國學熱”、“儒學熱”也是反思掀起的波瀾。
反思既往，洞察當下，探索未來，需要防止兩個極端：全面否定傳統（同時可能全面肯定異質文化）和頑固地固步自封（同時可能全面拒絕異質文化）。歷史已經證明這兩條路都走不通，無需我在這裡辭費。
所有為人類未來焦慮的學者、神學家、政治家，為了人類的未來都需要有極大的耐心和韌力，即使新軸心時代要在兩個世紀或更久之後才有可能形成，我們也要始終不渝地反思、對話、呼喊，甚至抗爭。在這個問題上，歷史也給我們提供了經驗。印度佛教大約在漢哀帝元壽年間（即公元起始時）傳入中國，經歷朝高僧大德研究闡發，到唐代惠能創禪宗頓教，中國佛教的理論體系方告完成，前後竟歷近7個世紀；而佛教之真正普及，則又閱兩三個世紀才得實現。歐洲文藝復興也用了兩三個世紀才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現在交通通訊、信息傳輸發達快捷，已非昔日可比，但民族文化傳統所遭受的衝擊之大，也是前所罕有的。我們以歷史為鑑，寧可把困難估計得更充分些，把新的思想體系形成的過程想得長些。
放到今天的視域中，人們堅信各個文明都有自己的不可替代的長處和需要異質文化提供營養之處。只有冷靜地反思，並且和不同文明進行對照，才能明確各自傳統中可以適應今天和未來人類生活的理念。因此，我們應該持續地進行多議題、多層次、多角度、多地域的不同文明對話，而且要努力影響各國執政者，也許更重要的是要為廣大人民，尤其是我們的後代提供充實的精神食糧。
在這樣一個基礎上的對話不但是有意義的——這已經由近年來世界各地開展的論壇、研討會、對話的成果所證明，而且還會像柏拉圖、孔子、釋迦牟尼和基督那樣，在對話中碰撞出智慧的火花，各方均有所獲，從而共同孕育出融合了不同文明智慧的新文化。現在，新的軸心時代不是會不會或能不能出現的問題，客觀現實和主觀意識都已經提出了急迫的需求，2500年來的文化積累也為我們準備了經驗條件，問題是尋找和確定通向新軸心時代的路徑。在我看來，“對話文明”，可能就是新軸心時代的“前階段”或它將要噴薄而出之前的曙光。
按照儒家的思想，人類在自我完善過程中的自我超越能力是無限的。它既是不斷連續的，又是逐代累積的。當代學人，就是這連續帶上的一環，又是累積疊加中的一層。
讓我們攜起手來共同努力。
(本文為作者在“嵩山論壇：從世界軸心文明到對話文明”上的主旨講演。2016-06-02 發表於搜狐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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