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錄之類的隨筆，原是一種專用文體，不是成功者用於自我炫耀，就是失敗者用來自我辯解。正如警車開道是專用信號，不是用於護送巡視的高官，就是用來押送赴死的囚犯。至於我輩者，平庸得出奇，既無過關斬將的功勞，又無夜走麥城的敗績，更與流芳百世或遺臭萬年無緣，不過是幸運地由不惑竄到天命，並由眼花溜向耳順。回首大半生，往事如煙，乏善可陳，幾乎無話可說。勤華兄囑我寫幾句話，我就揀點陳芝麻、爛穀子，湊個份子。
1972 年中學畢業，自然就轉正，成為生產隊的正式社員，就地務農，一干數年。趕上“文革”結束，恢復高考，算是交了好運；接到吉大錄取通知，如同中了六合彩。但興奮歸興奮，還不至於發瘋，自然不會吃耳光。因為美中不足的是，報考中文系，卻被錄到法律系。那年月調換專業，比離婚還難。由此，文學青年之夢徹底破滅。帶著這個情結，技術性法言法語，感到味同嚼蠟，至於公安業務之類的課程，幾近受刑。畢業前，選了外法史專業，一是文史接近，似可兼顧文學夢，至少可以在專業上偶爾紅杏出牆；二是“文革”噩夢初醒，對於專制深惡痛絕，恨屋及烏，在情感上拒斥滿紙德主刑輔、五刑八議的中法史。在本科讀書時期，深深獲益於徐尚清老師對我的指導和幫助，藉此機會對他致以謝意，這感謝雖然顯得姍姍來遲，但仍可略表銘記師恩之情。
1984 年底，我還在法大讀研，有機會到廈門參加外法史年會。這次會議上，首次接觸了國內同行，見到了許多長輩，如陳盛清教授、林榕年教授、徐軼民教授、林向榮教授、由嶸教授、徐尚清教授、張學仁教授和胡大展教授等；還結識了許多年輕同行，如何勤華、米健、方立新、張銳智等法界少林高手；北京與我同程往返的有賀衛方和梁治平君，一路上說說笑笑、插科打諢，其情其景猶在眼前。我後來又參加了幾次年會，總體的感覺很好。長輩謙和，思想開放，頗有長者風度；年輕人尊重前輩，治學嚴謹，思想活躍。因此，外法史學會內部特別團結，氣氛特別融洽。一些長輩退休後，仍然自費參加年會，與老朋友敘舊，同新朋友相識。另外，每次年會閉幕式上，老前輩滿達人的即興賦詩，成為不可缺少的“可口可樂”。回想起來，參加這個學會，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回憶。
我們讀研時，許多領域尚是空白，或剛剛起步，我們的興趣就服從學科建設。例如，衛方的碩士論文研究的是教會法，我研究的是伊斯蘭法，清真古卷數年，遊蕩在外法史的“天方夜譚”之中。我的導師潘華仿先生，主要研究英美法，這自然影響了我的興趣。1986 年，由潘老師主編一部外法史教材，讓我參加撰稿，除了承擔伊斯蘭法部分，還承擔英美法部分。當時，我還是個講師，擔當此任，是一種殊榮。這推動了我對英美法的深入閱讀和思考，完成教材任務後，雖然也曾移情別戀，但心裡一直對“她”放不下，以致近年舊情復發，又如醉如痴一番。至今，我對潘老師和由老師心存感激。在學術領域，師長一次鼓勵或提攜，往往影響後學一生的學術志業。
外法史學界的許多老前輩，都深深熱愛自己的專業，並努力培養後備力量。許多同輩學人，也在外法史領域，紮根數十年，開拓出“根據地”，勤華就是榜樣。我這人革命意志不堅，自讀研流竄入京之後，始終不安分。先是流竄到社科院法學所，後又流竄到清華，所幸者，“作案”對象只限於高校、科研機構，專業上仍然“離鄉不離土”。其實，在專業上，我也流竄過，先是從外法史專業，流竄到比較法專業，後又流竄到法理學專業。近年來，我又竄回外法史專業。如今，無論“作案”地點，還是“作案”對象，都已無力流竄。俗話說，羊怕遇到狼，男怕入錯行。自己曾經以為，最喜歡的職業是當個叢林中的游擊隊長，而最擅長的職業可能是廚師（至少我的刀功不差）。但我生之時，游擊隊早已改成正規軍，無處可遊，而當時溫飽尚未解決，廚師無米可炊。想來想去，從業三十年，畢竟還不算入錯行：在不同地點和專業領域之間竄來竄去，不就像個游擊隊長（學生是隊員）嗎？教書和寫作不正像廚師做飯嗎？—飯菜是否“可口可樂”，那得問顧客去。至於文學夢，實在無話可說。
奧德修斯在外飄蕩二十年，最終回到家鄉。我在專業領域也漂流了多年，最終迴歸外法史。外法史是我的專業神話，還是我的精神家鄉？這仍是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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