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奇帆:要用歷史的眼光看待東北經濟問題

黄奇帆: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东北经济问题

今天的主題是講併購,講資產重組、資產併購。

在工作過程中,在企業和地方發展中,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瓶頸乃至危機。如果運用重組的思維方法,逢凶化吉、擺脫困境,那無疑是一大幸事。

人生和事業在不斷重組,不斷解決難題之間跌宕起伏,就會化育成生命的樂章,奏響重組的旋律。可以從中深刻領悟到重組的妙趣與真諦。

重組的真諦是資源優化配置,重組的妙趣在於“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重組是一個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它凝結著智慧的結晶、思維的張力和經驗的積累,是管理者心路歷程中最愉悅的篇章。

世界是可以重組的

“重組”二字真是奇妙。“千里為重”,意指空間的轉換和歷史的邃遠;“組”,“糸”旁指“絲繩”,“且”部為“加力”,寓意抓住主幹,理清亂麻。

兩個字組合起來,就是站在歷史和戰略的高度,發揮聰明才智,抓住問題主線,對事物構成要素重新進行排列組合,形成最優解決方案。

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運動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對立統一。

其中,“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矛盾的統一性是有條件的。”

站在這樣的哲學高度理解重組,就是通過改變事物的聯繫方式和運作條件,使其內部結構優化,進而使運動的方式、運動的軌跡朝著理想的方向和預期的目標轉化。

無論是詞源學考證,還是哲學辯證思考,都告訴我們,重組是一個廣泛適用的概念,世間萬事萬物都是可以重組的。

深化改革需要重組。所謂改革,就抓住處理政府和市場關係的“牛鼻子”,通過優化資源要素配置方式來提升綜合效率。

實際上,改革就是重組,重組也是一種改革,改革與重組異曲同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兩個概念。

我們處在一個深刻轉型的時代,原有體制弊端尚未根除,新生市場機制有待發育,如何破解長週期、大面積、反覆出現的歷史遺留問題?如何處理改革發展穩定各項工作中產生的新矛盾、新問題?如何依託現有條件,著力解決現實的問題,實現預期目標?

這些都需要我們運用重組的思維和辦法,通過邊界條件的調整變化,使市場這支“看不見的手”和政府這支“看的見的手”協調配合、相得益彰。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離不開重組。經濟發展動力轉換、方式轉變、結構調整,本質上都是通過經濟要素、創新驅動、資產結構、股權結構、組織結構、管理模式等方面的經營運作,促進資源配置最優化和整體功能最大化。

這裡麵包含諸多重組操作,包括資產重組、組織重組、管理重組、資源重組、要素重組、權利重組等等。其目的,都是通過重組達到“1+1>2”或“5-2>3”的效果。

可以說,人類生產生活各個領域,包括經濟的、技術的、社會的、文化的、生態的,都會涉及到重組。大千世界,沒有什麼不可以重組。

重組的道路千萬條,重組的方式千萬種,但困難面前,如何抽絲剝繭、條分縷析,迅速找到最合適的重組路徑,從而實現問題的解決、發展的突破呢?這就需要把握重組的一般規律,明白重組的目的、條件、方法和注意事項。

重組的五種目的

一個企業負責人或者政府官員日常需要處理的事項中,絕大部分用常規方法就可以處理,不需要重組。整天坐在辦公室裡想重組,為了重組而重組,那是自尋煩惱。重組歷來是問題導向的,是有明確目的的。一般在五種情況下,要啟動重組思維:

一是實現超常規發展,需要重組思維。企業要想迅速擴大規模、佔領市場,獲取戰略機會,地方要想加快發展、彎道超車,一般的方法往往是不行的,這時候需要轉換思路,考慮重組的方法來推動。

二是化解歷史遺留問題,要有創新的重組思維。一些問題由來已久,長週期存在,你的前任、前任的前任都沒有解決,一定是在傳統的座標體系內無解的。這個時候,就要考慮用重組的辦法解決它。

三是解決廣泛存在的問題,要有獨特的重組思維。因為既然是一個普遍問題,甲想解決,乙也想解決,大家都想解決,但又沒有想出好的辦法,就說明常規的辦法解決不了,應該創新重組。

四是遇上爆發性、危機性、衝撞性的尖銳問題時,也需要重組思維。當今世界風雲變幻,在新時期、新形勢、新條件下謀求新的突破,延續並不斷增強競爭力,就不能墨守成規、一成不變。尤其是金融危機之時,常規的辦法一般不大管用,必須用重組來擺脫危機,用重組來抓住機遇。

五是全球化背景下優化資源配置,需要有重組的思維。經濟全球化使資源配置的範圍超越了國界,各個國家和地區都在世界範圍內尋求要素的最佳組合和資源的最優利用。

一個地方要想分享全球化紅利,就必須運用重組的思維,在全球化範圍內對資源要素進行優化配置,這樣才能更好的提高經濟質量和效益,實現經濟可持續化發展。

推進重組的五種方法

遇上了上述五種問題你怎麼去解決呢?重組的手段、方法,從哲學意義上或者方法論意義上有哪幾類方法呢?大體有五種:

第一個邊界條件法。調整邊界,調整你工作的環境、邊界。毛主席說過,事物一切都是矛盾的一種運動,任何一種矛盾有內因和外因。內因起主要作用,外因起轉化的作用。

一切的矛盾都因為外因條件的變化帶動了內因的調整,內因隨著外因而變化,最後使矛盾這種運動轉為那種運動,這就是事物運動的基本規則。

在這個意義上,你這個公司也罷,單位也罷,你要解決的某個事項也罷,它在某種邊界條件下它是這麼樣的運動。當你把邊界條件一改變,那麼很重要的經濟結構也好,企業運行狀態也好,都會變化。

我們現在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講什麼?就是在講一個地區、一個國家的經濟,當你把供給側的邊界條件、供給條件調整變化了,經濟運營的質量、效益和結構也會變化。

比如說“三去一降一補”裡面有一個“降”,降什麼?降成本,降成本降哪個成本?降物流成本、稅費成本、融資利息成本、勞動力供應的成本,還有降各種資源要素的成本。當你把這五種成本都降低了,那整個經濟結構就會變,運行質量和效益都會提高。

任何企業都是在一定邊界條件下運行的,調整邊界條件往往能改變企業的運營環境,實現優劣的轉化。

第二,資源優化配置。即在市場情況下,通過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各種要素的利用效率,取得更大的收益。

包括企業上市,垃圾股重組,各種大小集團合併強強聯合,或者優勢企業與弱勢企業的合併,這不是為合併而合併,而是實現資源優化配置。資源優化重組,很重要的是要利益均沾,風險共擔,參與配置資源的各個方面都得到好處,實現多贏。

第三,利益分配法。簡單的講,就是切蛋糕的方法,通過改變利益分配方式或者分配比例來進行重組,提高效率。利益蛋糕本來是這麼分配的,現在為了局面和新目的,把這個蛋糕重新劃分後形成分配格局,從而實現資源重新整合,化解一定的矛盾,解決一定的問題。

第四,機制變革法。就是對企業內部或者系統內部進行體制機制的改革,重組不僅僅需要外部條件的改變,同樣需要內部體制機制的優化。現代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建立,事業單位改制等都屬於這一類重組。

第五,管理措施調整法。比如對不適應工作要求的管理層進行調整,啟用懂市場、會管理、善經營的企業家或職業經理人,對管理方法進行更新,或者出臺新的政策措施,調動各方積極性,促進企業高效規範運營。

現代招商引資也好,收購兼併也好,或者產業結構調整也好,要有重組的思維,要有資源配置的思維,要站在頂層進行設計。

設計了讓對方、合作方和自己能夠通過資源優化配置家大歡喜,這個時候與其說招他的商,也可以說他在利用你的條件,大家互相合作,合作兩贏。

重組的五個注意事項

不管遇到哪種情況,也不管用什麼方法進行重組,都要把握五個要點:

其一,不能把重組搞成群眾運動。一定要明白,重組是領導者的事情,不是群眾運動。重組是有一定權利、資源、資金、實力的領導人之間相互默契的行動。

你的企業去收購另一個企業,一定是你這個企業的領導跟那個企業領導討論,資源優化配置一定是有權利的人做的決策。

其二,重組要講時機、講機遇。可能這個時點重組能夠成功,而且成本低。那個時點重組雖然也能成功,但是成本可能提高一倍。再換一個時點重組,同樣的方法,沒準就失敗了。所以要擇機而行,果斷處置。

其三,重組一定要儘可能照應方方面面的利益,重組的各方應該是多贏的。在討論ST重組時,我談過一個“四邊形法則”。

簡單講,ST企業的重組一定涉及四類主體:

一是把企業搞的一塌糊塗的原大股東;

二是新的戰略投資者、新的大股東,或者說戰略重組方;

三是散戶股民;

四是ST公司的債權人。這四個方面要利益互補,四方共贏。

不能把全部壞賬叫戰略投資者背,否則人家就不願重組了;不能賴賬,讓銀行消化,那銀行不會幹;也不能欺負股民,影響社會穩定。

當然也不能讓原來的大股東淨身出戶,股權受衝擊。這裡面,有各個方面積極性的調動問題,要義在以“多贏”為行為準則。

其四,重組必須是在陽光下作業,合乎法律,合乎市場規則,合乎社會公共利益,否則變成幾個有權利的人搞陰謀詭計,然後賺了一把錢,把社會給坑了,利己害人,這是行不通的。

其五,重組要量力而行,適可而止。你有三元錢的資本,可以槓桿三倍做九到十元錢的重組,但若拿出全部老本,1:10的高槓杆、高負債去做一件事,就得不償失了。

很容易一個問題沒解決,就把你拖到另一個問題中去。甚至陷入到意想不到的債務危機中,這個時候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應該冷靜再冷靜,審時度勢。

重組者需要具備五個方面的素質

如何熟練掌握並運用這個重組法則呢?我的體會,一個好的重組推動者,要有五個方面的素質:

一是善於將各種知識融會貫通。一個好的重組者,一定要有較為全面的知識素養,知曉我們身處這個世界各種現象內在的邏輯關係。

還要受過案例的訓練,而不是死記硬背,重組是不能有框框的,根據遇到的問題來想措施,想方法,想哪個方法最好,想有沒有後遺症。如果有後遺症,用什麼措施來預防?有時很可能和其他案例異曲同工,但是正如蘇格拉底說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

二是善於化繁為簡。古人說:“大道至簡”。把複雜的問題切割成幾個簡單的問題,然後一個個地解決,解決以後,疊加起來又互為前提。最後,就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了。

但是簡單化並不是去違反遊戲規則。比如我們談到銀行重組的案例,如果把銀行資本金充足問題跟不良資產問題攪在一起,把銀行不良資產的處理與引進戰略投資者的問題攪在一起,就會理不清,所有問題都無法解決。

因為不良資產不處理,資本金算不清,戰略投資者也不會來。但如果資本金不到位去處理不良資產也很難,因為資本金到位後,銀行存貸規模可以擴大,100億做成200億,同樣30億不良資產在100億裡佔30%,在200億裡佔15%,銀行的信用狀況就出現了優化。

所以資本金充足是使銀行可以合規合法做大做強的基礎,但不良債務的處理又是資本金補充,吸引戰略投資者的前提和條件。

由此看,重組要善於把複雜問題分解成幾個簡單問題,這幾個簡單問題是一個不能分割、互為前提的整體,每個簡單問題都要用有力的措施去實施到位,最後組裝起來,就把複雜的問題解決了。

有些重組不成功,往往是把簡單的問題複雜化,或者把複雜的問題變得更復雜了。

三是運用國家各類政策。重組必須善於把國家各類政策、各類金融工具用足、用好、用活。也就是說,必須把國家的法律制度、市場經濟的遊戲規則,根據實際情況用到恰到好處。

這些遊戲規則就像萬花筒。這個案例這樣轉,那個案例那樣轉,每轉一次就是一個不同的圖案。其實,原理差不多,區別在組合的方法不同。

比如股權分置改革,國家對上市公司的政策有十幾條,實際操作中,我們不能把股改跟這十幾條政策完全脫開,就股改論股改,那是不容易的。

反之,如果股改前後國家許可的資本市場各種制度,方法和工具弄清楚,想想當時當刻的股改狀況,再提出合理的操作方案,就會使股改得到三個好的預期:

一是股改後上市公司的發展肯定要好於股改前。

二是股改後的總市值絕不會低於股改前的總市值。

三是企業業務、管理更有前景。

如果股改方案給人的感覺是有這三個好的預期,那就是成功的。達到這樣的目的,就和股改方案中各種政策工具是否用足、用好有關。

四是善於用身邊的條件、資源。重組要從身邊做起。任何一種重組,都是基於問題的解決,困難的解決。你的身邊往往就有現存的各種資源、信息和關鍵因素。

就看你是不是慧眼獨具,能否抽絲剝繭,條分縷析,透過現象看到本質,進而通過事物發展邊界條件的調整,抓住關鍵環節,實現資源要素配置的最優化和效用最大化。

重組這件事,不靠天、不靠地、不靠外力、不靠運氣,靠的是管理者系統的思維、正確的判斷、有效的決策,因為重組的資源要素就在管理者身邊。

五是善於在重組中把握底線思維不留後遺症。

要防止在重組中“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解決了一個問題,又引發了另一個更大的問題;要防止在重組中把現在的問題推向未來,現在的問題好像解決了,卻又引發了未來的另一種性質的更嚴重的危機;要防止在重組中以鄰為壑的把自己的問題轉嫁給別人。

用重組、整合的心態去面對各種各樣的重大問題,碰到難題、解決難題後,你常常就會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

重組的最高境界就是,你已經把中央許可的政策、法律限制的問題、手中可以操作的槓桿資源、老百姓能夠接受的條件,都放在腦子裡形成一個框,在這個框裡你可以把所有的東西任意地組合,但是“隨心所欲不逾矩”。

到了這一步,組合出來的方案,就能得到方方面面的支持和認同。

以上就是我的重組心得,概括起來一句話,重組的本質是資源優化配置,是體制機制的創新,重組的奧義在於“隨心所欲不逾矩”,在於“柳暗花明又一村”。

對企業家而言,掌握了這個工具,就多了一種運籌財富,擺脫危機的本事;對於政府官員來說,掌握了這個工具,就多了一種為國家、為社會、為人民服務的能力。

黃奇帆關於資本市場發展問題的解答

對於大家關心的資本市場發展,我首先要說的,中國資本市場當然存在著一定的問題,但是不能急,中國的資本市場還是年輕的、發展中的一個市場。

1990年上海證券交易所(浦東開發的時候)成立,到現在28年。如果大家想1990年中國資本市場上市的股票只有老八股(8個),那時候每天的交易量是現在不能想的,我印象1990年那一年一共交易20多億,到1991年達到100多億。

我講這段話意思,我們是從那個原始狀態逐漸起來的,到現在每天上海證券交易所一兩千億,加上深交所差不多兩三千億,這個規模應該說發展很快。

那時候的交易信息系統也沒建立,最初發股票,發的是認購證,年紀大一點的都知道,1991年的時候發了100萬張認購證,靠認購證發放買股票,這是最初的時候。

二級市場怎麼買股票呢?是在上海文化廣場,那個文化廣場是萬人會場,把那個長板凳,長的座椅都拿掉,放上百個電視機,每個電視機前面放一個小方凳,股民們就坐在那裡跟櫃檯之間大家買賣股票,相當於每一個群就等於現在的門市部。

其實那時候都很原始,要從那個時候到現在20多年時間發展到這一步,非常不容易。大家還真不能把人家一兩百年發展的歷史壓縮到二十多年要求一樣的高,眼界一樣的到位,這是一個過程,大家要理解。

要看到這個過程中許多的法制在健全,監督在加強,信息披露的要求在完善,保護投資者利益的機制體制也在逐漸的建立。

上市發行的方法也在圍繞註冊制不斷地進行調研推進,今年年初全國人大常委會還研究過註冊制,提出到2020年的時候爭取條件成熟了把它推出來。這是一個歷史進程,以歷史的眼光,對一個歷史性的事情不能用一時一度的波折或者起起伏伏來要求,這是我想說的第一點。

第二點,大家對中國股市當然要充滿信心。這個充滿信心不是光說一些鼓勵的話,而是要有一種信念。因為資本市場有利於中國經濟發展,有利於中國金融結構的調整,有利於資金優化配置,有利於產業結構調整,有利於老百姓財富保值增值。

資本市場有助於老百姓自己的資金通過私募基金也好,通過共同基金也好,或者通過自己的直接投資也好,在資本市場上能夠追逐一定的利潤。當然有的人說,我炒股炒了幾年總是虧,這個有各種原因。

但是資本市場的大數法則,從好的企業來說,幾十年發展過程來說,總之資本是會增值的,這個增值的比例會大大超過GDP的增長率。

在這一點上大家看《21世紀資本論》那本書,實際上就是在講一個原理,資本追逐利潤,增長率高於GDP的增長率等等,總的來說是有利於老百姓增加收益的一個路徑。

當然資本市場也是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的措施,是實現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一種實現形式。因為資本市場的上市公司都是公眾公司,是一種公有制企業的一種實現形式。早在約200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就說過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是公有制的一種實現形式。

上市公司作為公眾公司,當然是公有制很好的一種實現形式。不管怎麼說資本市場怎麼發展,證券市場怎麼發展,我們國家高度重視的。去年金融工作會議上,書記就深刻指出:中國資本市場還是中國金融系統的一個短板,把它給搞好。

那麼怎麼能夠把中國資本市場更好的搞好呢?我也多次說過,我們有各種各樣的措施,八種,十種,十幾種,大家一般說的我都認為是合理的,其中有一個重中之重的關鍵措施就是必須要把資本市場的退市制度搞好。

大家想一想退市制度起什麼作用?很多制度有的屬於主幹根基的制度,有的屬於樹幹樹枝的制度,有的屬於枝枝葉葉的制度。退市制度其實是根基性的、主幹性的制度。

如果看成熟的資本市場,80年代美國的資本市場上市公司3000個左右,到2000年還是3000個。2008年金融危機前是3000個左右,過了10年(2018年)現在也3000個,大家稍微想一下30年裡每年都在增加兩三百個上市公司。

那10年就該兩三千個,30年該七八千個,加在一起應該1萬個,那他怎麼現在還只有3000個呢?每年新增的上市公司和退市的大體1比1,每年退市兩三百個公司中,主動退市的,董事會、上市公司自己撤下來的和被勒令退市的大體也是1比1。

在這種情況下,現在是3000個,10年前也是3000個。10年前(2008年)美國GDP是12萬億美元,這3000個上市公司的市值大概等於12萬億,就1比1。現在它也是3000個,但美國GDP已經到20萬億美元,現在這3000個總市值約21萬億美元。

這樣一來,這些上市公司的估值就增高了,所以擁有這3000個上市公司的人,10年前是12萬億的市值,現在是21萬億的市值,美國股市指數也從10年前的6千點,上升到25000點,翻了二番。

我們現在出了一個問題,90年代到現在20幾年時間退市一共退的全部有名可點的100多個,一年退個幾個,20多年退100個。

但我們這20年上市深圳的、上海的,一板、二板、三板各種各樣的,我們差不多上市公司總的算賬上萬個,每年總是在上市,上市總是覺得很艱難,還有幾百個壓在那邊,關鍵是為什麼上不去?一上多就覺得資金給抽走了,股市就掉下來,掉到一定階段難受了就暫停上市等等。

這10幾年週而復始,上市、暫停再上市,再重複上市,再暫停,已經有七八次之多了,這方面關鍵的問題是退市制度沒建好。如果把退市制度強有力的法制化建立了,那麼上市IPO也就問題不那麼大了。

上市以後萬一出問題就退市,凡屬欺詐性的、造假性上市的就退市。如果上市的時候沒有造假,但是它在正常發展過程中每年要出級季報、年報的時間造假,也一樣勒令退市。

如果上市公司以後效益連續多年不能達到上市公司標準也要退市等等,總之這其實是一個法制化的,在世界各個成熟市場都能做到一件事,中國人的智慧一定能做到,我絕對相信到2020年以後這件事會解決掉。

大家注意最近證監會在劉士餘領導下已經大大加強了退市紀律、退市制度的安排,已經有那麼一批企業在退市,這件事萬事開頭難,逐漸就會形成慣例,這件事做好了,註冊制一定能順理成章的出臺。

再配之以其它各種制度的完善,包括信息披露制度、稽察制度以及各種管理到位。我絕對相信中國證監會領導下各個條線一起努力,中國的資本市場一定會健康發展。

黃奇帆關於政府債務問題的看法

政府債務方面,我個人認為這件事要從總量、結構、用途、信用四個方面進行比較。

我認為通過比較,就能認識到中國政府債務儘管是有一定的問題,特別是地方政府債務有較大問題,但是對這個問題絕不要杞人憂天,把它看的太大、太重。

首先我們橫向看,與世界各大國比較,不算高。我們中國政府目前全部債務,地方政府20多萬億,中央政府十二、三萬億,加在一起30多萬億,是我們GDP的40%幾。

大家有時候挑剔或者認真判斷了以後說,地方政府可能有一批隱性債務,沒在正常統計反映出來,這個潛在的隱性債務也是風險,應該把它算出來。這話也對,我們把它加進去,加個幾萬億,也就是到40萬億,GDP的50%而已。

美國政府的債務去年年底是21萬億美元,是他們GDP的100%多一點。再有日本政府債務大家知道有多少?日本政府全部的債務是它的GDP的180%,接近200%。我們50%,人家180%天天也這麼過日子,好像也沒有昏倒。

講這個話的意思是,對這件事要淡定一點。當然我們不希望政府的債務50變60、變70、變80,所以現在把這個問題比較嚴重的提出來,人大、政協都監督政府、黨中央和國務院都對地方政府進行嚴格要求,這樣使得一些不負責的地方亂搞債務的行為能夠被阻止,能夠被追責,這一個好的事情。

其次是債務的結構也不同,大家知道剛才說美國有21萬億美元的債務。但是知不知道這20萬億是聯邦政府債務,什麼叫聯邦政府債務?美國50個州政府或者50個州下面幾千個市政府、鄉政府都不算的,就聯邦政府,就相當於只算了中國中央政府的債,31個省的政府債不算。

我有一次跟美國的議會里管財政撥款委員會的議員,他是一個主任議員(財政撥款委員會主任)。我問他美國政府地方政府債都不算,光算聯邦政府的,那地方政府這麼多,最後出問題怎麼辦?

他說地方政府債不管它有多少,即使破產與聯邦政府也不相干,美國法律就這樣,所以我們不算。當年有個非常有名的演員在加州做州長是施瓦辛格,他就是遇上了加州財政破產。還有前幾年也遇上過底特律破產,是密西根州下面的一個市,它也是財政停擺,政府破產。

第三是債務的用途。中國的地方政府債務不是拿來吃、喝、用、消費或者養老、醫療、補貼,去了就回不來的。

中國地方政府的債85%是用在地方搞基礎設施路、溝、橋這些東西,而這些東西是投資環境,用歷史的眼光,長週期看這個問題,你修了高速公路,修了橋,修了地鐵,只要不是豆腐渣工程,修了以後是可以幾十年使用的,總之是有價值的,哪怕這幾年不那麼樣升值,效益不高。一旦經濟發展了,這些路利用率高了就會有價值,這是一個。

美國的政府債都是用於消費類的,不是基礎設施投資,你去看現在美國的電訊、高速公路、鐵路、地鐵、機場等基礎設施。20年幾乎沒變化、沒進步。

20年前你到美國去,90年代你覺得他手機非常好,現在跟那個時候一個樣基本沒改變過,這方面中國變的多,所以我們花錢多,主要花在基礎上設施和公共設施的建設上。

第四是地方政府有土地財政作為債務的信用,地方政府除了把財政稅收作為還債能力的信用基礎外,往往還有個抵押品即土地儲備。中國城市化過程發展迅速。

現在是50平方公里的城市,20年以後可能變80平方公里,新增的30平方公里裡面至少有15平方公里是可以用來土地批租的,就是2萬多畝地。1畝地如果賣500萬,2萬多畝地還真是賣1000億。

我講這句話的意思,地方政府的債的確有一部份是用土地抵押著。抵押著的土地如果以後永遠不再開發,當然這個抵押物歸零,但是畢竟中國許多城市還處在發展的中期階段,這些東西是有資源價值可以作為債務信用平衡的。

我們不能歷史虛無主義的評價土地財政。沒有土地財政,沒有90年從上海開始的土地批租,沒有這20多年的土地批租,中國的城市化不會有這麼現代化的發展過程。

要知道這20多年全國土地批租從1990年到現在一共批租收入了30多萬億,房產商出了30多萬億買了地,至少花六、七十萬億把房子建好,寫字樓,商鋪,住宅建設後形成了城市化,政府拿著這30多萬億就把幾百個城市的基礎設施搞起來了,它真是一個偉大的推進。

如果說中國80年代農村集體所有制土地和土地使用權“兩權分離”搞了承包制,煥發億萬農民積極性的話,90年代初城市化發展中的土地批租也是兩權分離,把國有的城市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把使用權70年批租給企業市場化運作。

隨後形成了幾十萬億的土地收入,這個收入用於城市基礎設施。大家仔細分析這個原理是符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發明的原理,就是政府控制的資源市場化運作形成資源優化配置的一套原理。

我講段話的意思,是要用歷史的眼光看到我們歷史性的進步,市場化的進步。當然也要看到任何發展過程,如果一根筋的推動,也會走向極端,也會產生一些問題。有了這些問題,人是活的,可以與時俱進的調整解決這些問題。

黃奇帆關於東北振興問題的建議

我覺得東北這段時間出現的困難,也要用歷史的眼光看。如果要用一百年,兩百年,三百年的眼光看,有那麼幾十年東北很輝煌,有那麼幾十年東北有點簫條,起起伏伏,的確有很多次了。

有的時候是內陸地區困難多,闖關東跑到東北去反而能致富。有的時候孔雀東南飛,南方地區發展了,東北的人也跑到南方去,這是市場現象出現的這種流動是好事,絕不要用計劃經濟眼光去阻攔,阻攔是阻攔不住的,市場本身有它的要素流動配置的方式。

東北要振興,關鍵是按中央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求做好,落實工作。

一是抓好“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去庫存、去殭屍企業,降稅費、降利息、降物流成本。為現有的困難企業擺脫困境、補短板。

二是抓好交通樞紐。東北交通基礎條件總體上不錯,由於地理位置的格局,內循環為主。怎麼形成國際、國內樞紐型的大交通很值得深入研究。我講這段話的意思是,東北的航空、鐵路、高鐵或者高速公路,包括航運,總之一切和國際國內聯通的大交通、大樞紐,一定要大手筆規劃好。

三是抓好產業鏈集群。不管國企還是民企,凡屬想抓好的重要產業,都要圍繞著產業鏈形成集群,就是剛才說的水平分工的產業鏈和縱向垂直整合的產業集群。如果有100個產品,100個行業,要集中精力做東北資源優勢集中的,人才資源集中的5個、10個、20個,把這些有條件乾的集群搞起來。

四是抓好創新驅動。東北地區大專院校富集,科研院所集中,軍工企業中集聚著大量科研人才,要激發活力,推動知識產權轉化為生產力,這方面大有作為。

五是抓好非公經濟發展,要改善投資環境,減少審批環節,形成稅費、融資、物流和勞動力等五種成本低的比較優勢。使得東北地區企業數量能夠日益增加。

企業增加必定帶來各方面的人力資源的集中。萬商雲集的過程也是成千上萬人群往東北集中的過程。東北本身的人群也會減少流出。

黄奇帆: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东北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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