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紅樓夢》第五回，寶玉忽生睡意，秦可卿先引他到上方套間休息，寶玉看到一副對聯在：“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頓生厭惡之心，要求換房，這本是閒閒一筆，但隱含了作書者佈局謀篇的大苦心。賈府的衰落，原因固然很多，但家族理念卻是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家族理念，猶如航海圖。引領者賈府這艘巨輪，在時代的大潮中前行。故而，有必要對這一理念加以探討。
這幅對聯掛在寧府的上房，上房是古代民居中正北朝南的房間，一般是年長的老人居住的房間，如賈母就住在榮國府上房①，是家庭聚會和活動的主要場所，如林黛玉入賈府，賈家人就在賈母處聚會活動接待她。由此觀之，寧國府之上房，應該是賈敬之居，或客人所居之地。這就意味著，在封建家長制的社會里，上房往往是一個家庭的文化縮影，故而這幅對聯可以看作是家族理念的一個集中體現。
這幅對聯意味著，在賈府人心中，“世事”“人情”的價值與功用已經完全等同於“學問”“文章”，只要世事洞明瞭，人情練達了，就等於做好了學問，寫好了文章。可見，在書中所表現的時代，世事人情對一個人、一個家庭的生存和發展起著多麼巨大的作用。賈雨村初登官場就栽跟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在這樣的時代裡，僅懂賈雨村所理解的“時尚之學”是寸步難移的，真正的時尚之學是無字之書，隱藏在禮儀之邦表面的溫文爾雅裡面。他最終是靠上攀上賈家這個顯赫大族及其龐大而複雜的關係網，才由官場菜鳥一躍成為“興隆街大爺”的，賈雨村的事例恰恰體現了世事人情在書中所寫時代的重要性。與賈雨村栽了跟頭才活明白相比，賈府人靠世事人情擺平一切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模式已經習慣成自然了。薛蟠打死了馮淵，看看賈府及親戚們的反應：
今母舅王子騰得了信息，故遣他家內的人來告訴這邊，意欲喚取進京之意。②
犯了人命官司，朝廷命官王子騰只一句“意欲換取進京之意”，可見在那樣的時代裡朝廷法度只是一個明規則，而像四大家族這樣的權勢之家，已經習慣於用潛規則處理日常事務，包括命案也可以輕輕擺平而毫無顧忌。
薛蟠見英蓮生得不俗，立意買他，又遇馮家來奪人，因恃強喝令手下豪奴將馮淵打死．他便將家中事務一一的囑託了族中人並幾個老家人，他便帶了母妹竟自起身長行去了．人命官司一事，他竟視為兒戲，自為花上幾個臭錢，沒有不了的。
將人命官司視為兒戲，認為錢可以擺平一切，薛蟠的思維方式和處事方式表面看似和乃舅有所不同，實質卻是一樣的。
那時王夫人已知薛蟠官司一事，虧賈雨村維持了結，才放了心。
犯了命案，“維持瞭解”就可“放了心”，王夫人亦是世事洞明之人。
薛蟠已拜見過賈政，賈璉又引著拜見了賈赦，賈珍等．賈政便使人上來對王夫人說：“姨太太已有了春秋，外甥年輕不知世路，在外住著恐有人生事．咱們東北角上梨香院一所十來間房，白空閒著，打掃了，請姨太太和姐兒哥兒住了甚好。”王夫人未及留，賈母也就遣人來說：“請姨太太就在這裡住下，大家親密些"等語．薛姨媽正要同居一處，方可拘緊些兒子，若另住在外，又恐他縱性惹禍，遂忙道謝應允．又私與王夫人說明：“一應日費供給一概免卻，方是處常之法。”王夫人知他家不難於此，遂亦從其願．從此後薛家母子就在梨香院住了。
賈母、賈政甚至毫不提及命案，正是特權階級優越感的自然流露，在這樣的世界，沒有錢擺不平的事情，沒有權力擺不平的事情。這樣的世事人情是病態的世事人情，身處這樣的時代，每一個人都面臨著被時代綁架的可能，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是每一個人必須面對的生活真相。這也表明，世俗文化對賈府家族文化產生了強烈的衝擊，並在潛移默化中修正著他們的生存模式。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賈璉這樣一個不喜讀書之人成為賈府這個“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的當家人，就不奇怪了。因為賈璉就是一個深受世俗文化影響的精通“人情世事”、且能“機變言談”之人。在這個榮禧堂上仍擺出一副“座上珠璣昭日月，堂前黼黻煥煙霞”的顯赫氣派的大家族裡，需要一個能維護和保持這一顯赫氣派的家族主事人，這個人必須善於和各色人等打交道，以社會通行的各種“潛規則”來建立“人脈”“官脈”“富貴脈”。從這一現實需要來看，賈璉無疑是這個浮躁化勢利化庸俗化的社會孕育出的一大批“如魚得水”的“時代寵兒”中的一個佼佼者。
這類“時代寵兒”藝術形象的塑造，實際上是曹雪芹對自己所處時代的“時代病”的一種反思與拷問，賈政式的讀書人，以讀書為敲門磚，靠讀書做了官後，依舊讀書，“不過看書著棋而已，不以俗物為要”，真是體現了《論語》所言“讀而優則仕，仕而優則讀”迴環往復式的“為讀書而讀書”的循環中去了；賈雨村式的讀書人，一旦用書敲開了仕途之門，便將詩書禮儀道德文章統統棄之不顧，一心鑽研“護官符”去了；賈寶玉式的讀書人，對仕途經濟深惡痛絕，卻由於外力影響，一邊讀一邊罵，矛盾著猶疑著。對讀書人的前途看不到任何希望的著書者，卻悲涼地發現，賈璉式的男性文化正氾濫成災，賈赦、賈珍、賈璉、賈蓉、薛蟠，都是病態社會“人情練達”“世事洞明”價值體系下的佼佼者。他們集體地拋棄了“學問文章”，共同促成了賈府文化的衰落。目不識丁的王熙鳳掌家，一群不讀書的子弟操持家務，整個家族所承受的舊有家族文化的制約力大大減小，賈珍諸人“聚麀”，王熙鳳放高利，下人們聚賭成風……這種自上而下的行為的失控與墮落，恰恰是這種輕文化而重人情的新家風所致。
二
談到家族文化，必須考量兩種文化的影響，一是家族歷史產生的家族文化，二是整個社會文化中的傳統部分和現實部分，包括文化元典精神和文化元典的世俗化。馮天瑜先生這樣考量元典精神：“因其首創性、涵蓋面的廣闊性、思考的深邃性而成為該民族垂範久遠的指針和取之不盡的精神源泉。” ③賈雨村式的讀書人，正是儒家世俗化的典型代表。賈寶玉所痛斥為“餌名釣祿”的八股一道，並未能“闡發聖賢之奧”的言論④，正是對背離了儒家元典精神的讀書人或者讀書方式的一種否定。讀書人淪為“國賊祿蠹”，自然就變成“讀聖賢書，為禽獸事”的虛偽的“君子”了。生活在賈家的世家子弟，由於早早洞明世事，並且深刻地認識到了讀書只為做官，而他們不讀書照樣可以做官。他們做官的方式有二，一曰世襲，不管賈赦、賈珍有無將軍之資，更遑論道德文章之修為；二曰捐官，為了兒媳秦可卿葬禮風光，賈珍花一千五百兩銀子直接給賈蓉捐了個龍禁尉。這一切表明，世事人情的力量之大，它比讀書更有助於世人得到功名利祿。
其實，傳統文化的世俗化傾向，一直是研究者們關注的話題，梅新林在八十年代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有專門篇章論及儒家文化的世俗化問題，再如鄧銘英《論中國文化的世俗化問題》，雖主要談及的是當代中國文化的世俗化問題，但總結出的中國文化世俗化的兩條趨勢，用來考量《紅樓夢》所表現的時代，也是比較恰當的，“對世俗功利的追求”“對神聖性的嘲弄與解構”⑤。
《紅樓夢》所描寫時代的正是元典文化世俗化的典型時代。秦可卿的喪禮，儒釋道各家儀程都具備，正是傳統文化世俗化的一個縮影。在傳統文化世俗化的過程中，元典精神正在一點點被削弱，形而下的現實滿足感代替了形而上的精神探索，且看賈府中傳道受業的家塾，儒家思想的傳承之所：
這日代儒有事，早已回家去了，只留下一句七言對聯，命學生對了，明日再來上書，將學中之事，又命賈瑞暫且管理。
來這賈瑞最是個圖便宜沒行止的人，每在學中以公報私，勒索子弟們請他，後又附助著薛蟠圖些銀錢酒肉，一任薛蟠橫行霸道，他不但不去管約，反助紂為虐討好兒。
從以上兩段文字可以看出，教師賈代儒常常把學堂交給賈瑞管理，而賈瑞卻是一個品行不端之人，離儒家所謂“修齊治平”還差十萬八千里，故而這些上學堂的孩子所受到的元典文化精神薰陶是幾乎不存在的。
水月庵的姑子淨虛六根不淨，插手金哥婚事，在成功使用激將法，求得風姐出馬後，有這樣的對話：
鳳姐聽了這話，便發了興頭，說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從來不信什麼是陰司地獄報應的，憑是什麼事，我說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銀子來，我就替他出這口氣。”老尼聽說，喜不自禁，忙說：“有，有！這個不難。”鳳姐又道：“我比不得他們扯篷拉牽的圖銀子．這三千銀子，不過是給打發說去的小廝作盤纏，使他賺幾個辛苦錢，我一個錢也不要他的．便是三萬兩，我此刻也拿的出來。”老尼連忙答應，又說道：“既如此，奶奶明日就開恩也罷了。”鳳姐道：“你瞧瞧我忙的，那一處少了我？既應了你，自然快快的了結。”老尼道：“這點子事，在別人的跟前就忙的不知怎麼樣，若是奶奶的跟前，再添上些也不夠奶奶一發揮的．只是俗語說的，`能者多勞-，太太因大小事見奶奶妥貼，越性都推給奶奶了，奶奶也要保重金體才是。”一路話奉承的鳳姐越發受用，也不顧勞乏，更攀談起來。
佛教的中國化過程，其實就是一個世俗化的過程，正如秦靜所分析的那樣：“這種中國化的佛教的最大特點是吸收了儒家的功利主義思想，從而改變了佛教純宗教信仰的初衷，而更多地變成了一種世俗化的工具。”⑥在《紅樓夢》中，著書者早已經看透了這一點，生動地展示了神聖被世俗同化的現實場面。淨虛不僅染指紅塵，而且唯利是圖，她能給幫忙的鳳姐三千兩銀子，自然自己也有好處費。出家人以慈悲為懷，更應該同情弱者，方能“普度眾生”，但透過這段文字，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利慾薰心、不擇手段的淨虛，是一個遠離了佛教元典的披著袈裟的世俗之人。
傳統文化元典精神的喪失，恰恰反襯出了世俗文化巨大的影響力。賈璉們的行為模式正是世俗化了的傳統文化和現實社會中新產生的世俗文化共同作用下的產物。從賈璉夫婦的表現來看，有才無德是他們的共性，再從賈氏男性家庭成員的表現來看，大多也具備這一共性。透過賈府，我們也可以推測出，在這樣的時代裡，每一個家庭無不具備這樣的特點。也就是說，在庸俗化了的傳統文化與現實文化兩股力量的合力推動下，塑造成的所有社會人都具備這一特徵，即有才無德。再這樣的社會里，對人的價值判斷，正從德才兼修的正向追求向重才輕德的負向追求滑落，作為社會的細胞，賈氏一族，也隨著這股強大的社會慣性，出現了道德大滑坡的跡象。
所以，賈璉式男人的出現是個必然。
三
一個家族的衰落，固然離不開外部原因，譬如世俗文化的影響，但與家族傳統文化也有著重要的關係。家風好，家道就興盛；家風差，難免殃及子孫。以賈氏一族的衰落來觀照這一觀點，誠之謂也。
賈家是武職出身，這一點從賈赦賈政的話裡可以看出來：
賈赦賈政聽見這般，不知就裡，反說這才是正理，文既誤矣，武事當亦該習，況在武蔭之屬。
賈赦世襲一等將軍，賈珍世襲三品威烈將軍，可他們是否能上馬殺敵？
文中沒有提及賈赦習武，但提到了賈珍，且看這位三品威烈將軍是如何習武的：
原來賈珍近因居喪，每不得遊頑曠蕩，又不得觀優聞樂作遣．無聊之極，便生了個破悶之法．日間以習射為由，請了各世家弟兄及諸富貴親友來較射。
賈珍之志不在此，再過一二日便漸次以歇臂養力為由，晚間或抹抹骨牌，賭個酒東而已，至後漸次至錢．如今三四月的光景，竟一日一日賭勝於射了，公然鬥葉擲骰，放頭開局，夜賭起來．家下人藉此各有些進益，巴不得的如此，所以竟成了勢了．外人皆不知一字。
著書人有兩段簡約文字，既暗點了這一府榮耀得來的淵源，又細膩地展示了世襲這種躺在祖宗功勞簿上享受的制度的荒誕色彩。
除了這一次，還有一次是寫賈蘭射箭。現在回頭看賈赦和賈政的話，“文既誤矣，武事當亦該習，況在武蔭之屬”，這正是家族集體無意識的產物，他們這個家族，是不用跟別人比文的，因為已經“誤矣”！他們不比文，是因為他們是武將的後代。可是到了賈蘭這一代，真正符合由武轉文的轉變的，恐怕只有賈政、寶玉和賈蘭了。其他諸位男成員，既不習文，又不習武，已徹底變成“武蔭之屬”，靠著祖先的褔蔭度日了。
這個家族路在何方？這不僅是賈氏家族不需考慮也必須解決的問題，也是許許多多像賈氏家族一樣的豪門貴族必須思考和解決的問題，各個家族因此產生了許多家訓家規之類的制約性規範性的“規矩”來為整個家族的前途保駕護航，故世俗社會中一直有“家有家規，國有國法”的說法。北齊顏之推所撰寫的《顏氏家訓》被譽為家訓類文獻的“開山之作”，這個時代“政權更替，戰亂頻繁，社會動盪，人的生存環境惡化，人的發展前景嚴峻”，“作為一個對子孫富於愛心和責任感的為人父母者”，顏之推撰寫家訓，“是為了對後代進行思想訓導與心靈化育，以期實現前代尊長與後輩子孫之間家族文化遺產的自覺傳遞，使子孫後代上可‘紹家世之業’，下可安身立命。”⑦然對照賈氏家族來看，除了世俗社會要求的那些外在的應酬性交際性的能力外，這個家族內部並沒有形成全家族成員時代恪守的家族行為準則。即便是偏僻乖張的賈寶玉，賈母也有這樣的評價：“可知你我這樣人家的孩子們，憑他們有什麼刁鑽古怪的毛病兒，見了外人，必是要換出正經禮數來。”這個評價實質上可以涵蓋賈氏家族的所有男性們，表面的學問和文章至少是符合社會規範的，但內在的學問和文章是要打一個問號的。而所謂內在的學問和文章，則正是家族精神所存在處，這一點恰恰是賈府男性們所匱乏的。這一點從寧榮二公的擔憂也可看出：
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奕世，富貴傳流，雖歷百年，奈運終數盡，不可挽回者。故遺之子孫雖多，竟無可以繼業．其中惟嫡孫寶玉一人，稟性乖張，生性怪譎，雖聰明靈慧，略可望成，無奈吾家運數合終，恐無人規引入正．幸仙姑偶來，萬望先以情慾聲色等事警其痴頑，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然後入於正路，亦吾兄弟之幸矣。
此段話語竟然將家族中所有子孫一概否定，並將家族希望寄託在世人眼中一無所用的寶玉身上，這雖然有點荒誕，但縱覽全書，能真正從聲色犬馬皮膚濫淫中解脫出來的恐怕也只有寶玉一人而已。這段話雖借警幻之口在寶玉夢中提及，但亦可看作寶玉作為賈氏後輩，祖祖輩輩留給他的關於家族使命的集體無意識的展現。事實上，小說中的寶玉，寫小說的曹雪芹，都將家族的希望寄託在女性上，譬如秦可卿、王熙鳳、賈探春，可卿之死，寶玉嘔血，實在是對其才能的痛惜，而借托夢王熙鳳一節，事實上也正是這兩位真正能治家的兩位能人之間的精神默契的生動展現。而且榮寧二公的話事實上也坦率地承認了家族發展中，從來沒有人意識到，應該有一些必須的規矩來阻止子孫後代們墮入“情慾聲色”的“迷人圈子”，讓他們個個都能“入於正路”。
可以說，家族文化的的缺位，正是賈璉們惡性繁殖的一條重要原因。
四
綜上所述，賈璉作為一個文學典型，它實際上是賈家所有男性的一個集中代表，其形象具有典型的樣本意義。這一樣本的最顯著標志就是“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的處事風格，而究其所產生的原因來看，不外乎內因和外因兩個方面。由於缺乏家風的營造、積澱和傳承，使這個大家族始終“中氣不足”；再加之重表面的能力而輕內在的文化的現實需要，使之終成為“百足之蟲”而“死而不僵”；再加上江河日下的世俗風氣的薰陶渲染，使這隻“大蟲”日益陷於“安樂死”的幻境而不能自拔。
“暖風燻得遊人醉”，賈璉式的男人都在夢中，醉中，醉生夢死中。
注：
①《紅樓夢大辭典》（187頁）。
②本文所引《紅樓夢》原文均出自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7月第三版。
③轉摘自於同元《重新塑造中國文化精神——》《中國文化研究》，1997年第3期第140頁。
④梅新林《紅樓夢哲學精神》，學林出版社，1995年5月第一版第87頁。
⑤鄧銘英《論中國文化的世俗化問題》（《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995年第1期第20頁）。
⑥秦靜《中國佛教世俗化表現及其原因》，《貴州文史叢刊》，2006年第3期第53頁。
⑦吳麗《淺析的教育思想》，《社科縱橫》，2006年11月總第21卷第11期。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
文藝研究
《文藝研究》雜誌創辦於1979年5月，由文化部主管、中國藝術研究院主辦，是大型綜合性文藝理論月刊。《文藝研究》以“引領學術潮流，把握學術走向，加強學術交流，擴大學術影響”為辦刊總方針，強調現實性與學術性、前沿性與基礎性、學理與批評的有機統一，提倡中國視野、中國問題、中國氣派，廣泛容納文學、藝術各領域不同觀點、不同方法的優秀研究成果。
媒介之變
從移動互聯網世界的劇烈媒介迭變，觀察未來世界的面孔。
閱讀更多 紅樓夢學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