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什麼汪精衛會變成漢奸?

大家好1212121212

汪精衛最終由一名革命志士淪落到一個大漢奸,可以說真是世事多變,究其根由,恐怕也複雜的很,不是專門研究這一課題的人恐怕也說不好,既然受邀,我就從以下兩方面來談一談。


一、汪精衛與國民黨。汪精衛是最早一批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的人,也是同盟會(國民黨前身)的創始人之一,更重要的是,汪精衛是革命黨中不多的文化人(曾參加廣東府科舉考中秀才第一名)!


他的資歷遠不止此,他曾經參加了清末刺殺攝政王載灃的壯舉,在獄中寫下了那幾句膾炙人口的詩句:慷慨赴燕市,從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而且在孫中山病逝之後,執筆寫下了中山先生的遺囑,那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話就出自他的筆下。

按理說有如此資歷的人,在中山先生去世後,理所當然的成為國民黨元老和領袖,但是握著一手好牌的汪精衛卻打出了一個爛局面,讓他自己成了國民黨內尷尬的元老。



在1925年7月,孫中山僅僅逝世四個月後,他就出任了國民黨黨政軍一把手,但是隨著中山艦事件(蔣介石私自發動的清黨事件)的發生,汪精衛卻無法調動和懲罰任何一方勢力,使得他這個領袖空有其名,他不得不引咎辭職。就如同蔣介石所說的,國民黨內部是軍令政令不統一,但起碼蔣他們還能調動一部分“自己人”,而汪精衛空有其名,徒有其勢,卻始終不能成事。這成為他對國內政治失望投向日本的一個重要因素。


二、汪精衛與日本。汪精衛這個人早年(1903年)留學日本,對日本的印象很深。其他留學日本的中國人,大多都感慨日本的強大,努力學習,將來回國出力,力爭趕超日本。而汪精衛對日本的態度卻是臣服,他也感慨日本的強大,但他思考的不是怎樣強大祖國,而是覺得貧弱的祖國根本無法和日本抗衡,這種思想在他腦海裡根深蒂固,影響了他日後的很多政治主見。


在國民黨掌握國家政權之後,歷次與日本的衝突中,汪精衛都是主和派,都是妥協派,無論是東北的九一八,還是上海的一二八,他都是妥協論調,尤其到了1935年的華北自治問題上,他更是以出賣華北五省的主權來向日本示好,造成民國第一殺手王亞樵派人將其打成重傷。

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汪精衛更是悲觀論調,這時的他已經被日本表面的強大徹底征服,因為成為他投敵叛國的又一重要主因。



他在國民黨內失勢和懾於日本強大兩個因素,是造成他最終投敵叛國,淪為漢奸的主因,而其革命意志已經早在爭權奪利的政治鬥爭中消耗殆盡,沒有了當年的意氣風發,勃勃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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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書上冬眠的蛇

叛徒周佛海曾在日記中多次提到汪精衛不能決事,而這點也是汪精衛的死穴!

汪精衛與蔣介石之間也有分歧,複雜紛紜,其內容,大體分兩類:一為政見之爭,一為權力、地位之爭。抗戰爆發後,二人的分歧除權力、地位之爭外,主要集中於對日本的和戰態度上。



  盧溝橋事變後,汪精衛即反對抗戰,認為抗戰必敗。廬山談話會上,他將神聖的抗戰說得愁雲慘淡,調子極為灰暗。他說:"我們所謂抵抗,無他內容,其內容只是犧牲。"廬山談話會後,汪精衛與周佛海等暗中成立"低調俱樂部",視主張堅決抵抗日本侵略為唱"高調"。

1937年12月,南京淪陷,國民黨內部出現一片主和聲,汪精衛覺得有機可乘,即向蔣進言,由他出面,"以第三者出面組織掩護"。這個所謂"第三者",即進攻中國的日本為一方,領導抗戰的蔣介石為一方,他自己則自居"第三者"。蔣當即拒絕:"此不可能之事也。"以下都摘自《蔣介石日記》



在此前後,汪精衛勸說蔣介石與日本言和,共達十多次。

1938年3月11日。22日,蔣介石訪問汪精衛,討論日本託意大利出面非正式調停中日戰爭一事。當日,蔣介石日記雲:"世人只知戰時痛苦,妄想速和,殊不知和後痛苦更甚於戰時,而況為屈服不得已之和乎?"考察文意,這一天,蔣、汪之間可能有比較激烈的意見衝突。蔣在日記中所批評的"妄想速和"的"世人"應該就是汪精衛。

10月25日,國民政府自武漢撤退,汪精衛更加喪失抗戰信心。11月18日,梅思平、高宗武奉汪之命與日人影佐禎昭、今井武夫在上海重光堂簽訂《日華協議記錄》等文件。《記錄》規定雙方的"合作"條件有"締結防共協定","承認日本軍防共駐兵","中國承認滿洲國"等六條。其行動計劃為:首先由日本政府方面發表上述"合作"的條件,汪精衛等即發表聲明響應,"與蔣介石斷絕關係","見機成立新政府"。26日,梅思平到重慶向汪精衛彙報,隨身攜帶與日方達成的協約以及近衛首相的第三次對華聲明草稿。29日,汪急召陳公博到重慶,對陳說:"中日和平已經成熟","中國的國力已不能再戰了,非設法和平不可了"。"假使敵人再攻重慶,我們便要亡國。




12月18日這一天,蔣介石原本準備離開重慶,飛赴西安,召開軍事會議,但因得悉當日西安氣候不良,改變計劃。一直到20日,蔣才飛抵西安。21日,蔣在西安主持軍事會議。到晚上,才得知汪精衛私自飛到昆明的消息,當即電汪稱:"聞兄到滇後即感不適,未知近況如何,乞示覆。"《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1325頁。蔣模糊地猜測到汪此行的含義,日記說:"聞汪先生潛飛到滇,殊所不料!當此國難空前未有之危局,藉口不願與共黨合作一語,拂袖私行,置黨國於不顧,豈是吾革命黨員之行動乎?痛苦之至。惟吾猶望其能自覺回頭耳!"22日,蔣介石得到龍雲的電報,這才比較具體地瞭解到汪此行的目的,日記雲:"不料其糊塗卑劣至此,誠無可救藥矣。"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內部,汪精衛資格老,地位高,關係多,其出走是具有嚴重意義的大事,蔣開始估計其影響,在日記中特別寫下:"汪去後,對黨政軍以及各地之關係,應特加慎重","外交與對敵或有影響乎?"當晚,蔣介石失眠,至次日晨3時才入睡。


喬春雨一個斯多葛

我是薩沙,我來回答。

原因很簡單,為了利益。

汪精衛在清末反清的時候,確實是一個革命者,冒險去刺殺攝政王。

遺憾的是,人是會變的。

民國開始,汪精衛逐步掌握權力,成為政客。

什麼是革命者?就是不顧小家,不顧自己,只為了主義做事。

什麼是政客?就是一切都可以犧牲,只是為了爭奪權力。

到了孫中山去世的時候,汪精衛、胡漢民、蔣介石三足鼎立。

而胡漢民因為涉嫌刺殺大佬廖仲愷,一度被迫淡出,國民黨成為汪精衛和蔣介石爭雄。

相比起來,蔣介石根本不能和汪精衛相比。辛亥革命時,蔣介石還是陳其美的副手,而汪精衛則是大名鼎鼎的刺殺攝政王的革命黨領袖,還是南北議和中孫中山的代表。

遺憾的是,中國當時是軍閥割據,一切都講究武力,所謂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於是,文人汪精衛沒有軍權,雖然多次反蔣,2次將蔣介石掀翻下野,最終仍然控制不住大局,一敗塗地。

到了抗戰爆發前,汪精衛除了虛名和空頭銜以外,其實並無什麼權力。

同時,汪精衛身邊助手謀士都是清一色的文人,沒有一個軍人。這些文人對軍事一竅不通,都認為抗戰敵我力量懸殊,中國一定會戰敗。

既然必定要戰敗,何必死撐呢?不如在失敗之前,和日軍談判,損失一些利益換取暫時喘息的機會。

這種判斷是可笑的。因為就在汪精衛叛國的1938年,武漢會戰結束的時候,毛澤東就寫信給蔣介石,認為抗戰已經勝利,下面只是苦撐。

可惜,汪精衛沒有蔣介石和毛澤東的眼光,他最終還是投靠了日本人。

汪精衛的目的也並非什麼救國,只是希望藉此獲得權力,做一個兒皇帝。

兒皇帝也是皇帝,權力也不會小。

遺憾的是,真正到了狡詐的日本人手中,兒皇帝就變成孫子了。

汪精衛成為徹底的傀儡,一舉一動都要聽日本人的吩咐。

只是,此時他已經是大漢奸,再想回頭就不可能了。

一個無知又利慾薰心的人!


薩沙

汪精衛從革命者轉變為漢奸的原因主要有幾條:

  (一)汪精衛缺乏民族自信心

  抗戰初期,中國在日本凌厲的軍事打擊下大片淪陷國土,人民被大量屠殺,軍隊更是被成建制的殲滅或擊潰。必須承認,當時的日本在經濟,軍事,科技,教育,戰爭準備等幾乎所有領域都比中國強很多。

  日本自認為強大很不把中國放在眼裡,公然發出了“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叫囂。同時在國際上,“不堪一擊,很快屈服”也是列強對於中國抗戰前途的共識。

  汪精衛出逃之前對抗戰是持悲觀態度。他認為“抗戰必敗,抗戰必亡”。他根本沒認識中國人民蘊藏的巨大潛能。

  (二)汪精衛認識不到日本侵華的性質和目的

  汪出逃河內後,曾發出過全國通電(即豔電)。在通電中汪精衛認為:“日本對於中國無領土之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

  至於日本到底對中國有無野心,到底是不是我們的兄弟之邦(至少在當時),大家都有了解,就不詳述了。

  (三)日本的誘降

  日本出於對中國的野心,幾乎中國所有政治勢力都被日本下過功夫。

  當時中國的政治勢力主要是這麼幾家:國民黨也就是當權派,領袖人物就是汪蔣等;滿清的遺老遺少,立偽滿的皇帝是日本情報機關的偉大勝利之一;北洋政府的遺老們,主要對象是吳佩孚和唐紹儀,但最後他們吳佩孚拒絕後就莫名其妙的死亡,唐紹儀是在答應與日本合作後被愛國青年刺殺。華北偽政權的王克敏,南京偽維新政權的梁鴻志也是北洋餘孽,但他們跟汪精衛比,也就是“小字輩”。最後他們還是被緊密團結在以汪主席為核心的偽民國政府裡了;地方實力派:閻錫山,龍雲,張發奎,陳濟棠等。工作雖做了不少,但最後他們的抗戰決心和抗戰貢獻都很大;各少數民族,少數民族裡投降的有,抗戰的也不少。

  最著名的是“梅工作”,也就是成功誘降了汪精衛。

  歷史點評:汪精衛從辛亥革命的英雄,變成了遺臭萬年的漢奸,變化如此之大。有人為他辯護,說他是寧可委屈自己,也要保全大局;更多的意見是年青時的滿腔熱血,不能保證以後他不會為個人權力而犧牲整個國家利益。汪精衛及其南京國民政府對日本在華的侵略活動起了積極的配合作用。另外,汪精衛承認滿洲國、德王的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等日本人的傀儡政府,被大多數中國人認為是出賣中國的領土的不可饒恕的嚴重罪行


回憶還是要忘記



汪精衛一直是孫中山身邊的重要幕僚,直到孫中山,在北京去世之前,一直都是這樣的一個格局。

汪精衛和胡漢民一直在爭奪國民黨的最高領導權,最終兩敗俱傷雙雙出局,掌握兵權的蔣介石正式掌握國民黨的最高領導權。

從這時起,汪精衛就和蔣介石一直在爭奪國民黨的中央領導權。

身處亂世,不能掌握軍隊的汪精衛不過是國民黨的邊緣化領導人物。他的後半生一直都在吃自己的老本,有人這樣評價汪精衛:律師給予汪精衛的報酬要大於他對中國的貢獻。



汪精衛在與蔣介石爭奪國民黨領導權中處處落敗,多年來心有不甘。

九一八事變後和七七事變時期,汪精衛到處高呼抗戰。淞滬會戰,中國軍隊大約傷亡30萬,日本軍隊大約6萬。

慘重的傷亡讓汪精衛這樣缺鈣的文人,徹底從高呼抗戰,走到了投降的邊緣。他開始對中國抗戰的前景表示失望,他私下曾這樣表示:抗戰到底的底在哪裡?就是亡黨亡國。



從這時起,汪精衛就一直保持和日本人的聯繫,希望能夠通過談判解決中日問題。

日本人也碰到了大麻煩,佔領中國的區域太大,日本人自己有沒有辦法對佔領區實現穩定的統治,最好的辦法就是從國民黨內部物色一個有一定名望和身份的人來做他們的代理人。

而汪精衛無疑是最合適的人選。



汪精衛也特別希望能夠借這個機會奪取中國的領導權,證明自己還是有相當能力領導中國革命的。

汪精衛的老婆陳璧君也在背後攛掇他接受日本人的條件。夫婦二人在私下接觸雲南的實際領導人龍雲、國民黨軍隊元老張發奎和四川軍閥劉文輝,希望他們能夠支持汪精衛建立新的政權,把蔣介石趕到國外去。作為老政客,他們口頭表示支持汪精衛,但不願意付諸實際行動,卻給汪精衛造成了一定的錯覺:全中國人都在支持他。


除了日本人引誘汪精衛投降之外,還有另外的一個重要人物周佛海。周佛海曾經參加中共一大,後來投靠蔣介石,曾經對國民黨的軍統和中統同時擁有部分領導權。

周佛海認為自己有領導中國的才能,但一直沒有合適的機會。他明白汪精衛沒有什麼能力,希望把汪精衛推向前臺,自己在幕後操縱。等到中國被日本打敗的那一天,他就可以站出來當中國的最高領導人。

在他們共同的推動下,軟弱的汪精衛對當時的形勢判斷不清,加上自己利慾薰心,最終走上了一條不歸路,成了臭名昭著的漢奸。


新知傳習閣

汪精衛也曾經是一個愛國的熱血青年,清末革命黨為了給清王朝的統治者們製造緊張氣氛,因而組織了多次刺殺清廷政要的暗殺活動,汪精衛就曾經銜命刺殺過攝政王載灃,刺殺失敗後,汪精衛被抓,在獄中汪精衛曾經寫下“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絕命詩句,可見其熱血之一斑。但是在二十多年後,曾經熱血的愛國青年卻變成了臭名昭著的漢奸,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

汪精衛於1938年12月19日,經昆明,飛赴越南河內,在越南,汪精衛發表了臭名昭著的《豔電》,在《豔電》中汪精衛主張對日妥協,而汪精衛當時在國民黨黨內的職務僅次於蔣介石,是國民黨的副總裁,因而汪精衛的叛變震驚中外。

汪精衛之所以選擇叛變,首先與他和蔣介石之間的矛盾有很大關係。汪精衛是孫中山指定的繼承人,資料和實力都在蔣介石之上。但是唯一不如蔣介石的地方就在於汪精衛並沒有掌握軍隊,因而在與蔣介石的鬥爭中汪精衛每每處於劣勢。抗戰爆發後的1938年,蔣介石出任國民黨總裁,汪精衛任副總裁,雖然是名義上的國民黨二號人物,但是實際上汪精衛並無任何實權,因而在日本人的誘降之下,汪精衛決定鋌而走險,投靠日本人。

不過與蔣介石的矛盾並不是汪精衛投敵的唯一原因,汪精衛本身的思想認識的變化才是他叛變投敵的主要原因。在抗戰之前,汪精衛也曾經積極支持抵抗,但是從熱河抗戰到長城抗戰,中國軍隊一系列的失敗讓汪精衛意識到中國軍隊不足恃,因而開始轉向反戰,還曾經是南京反戰主和團體“低調俱樂部”的成員之一。全面抗戰爆發後,中國軍隊一連串的失敗更加加深了汪精衛的失敗主義情緒,因而汪精衛在覺得抗戰勝利無望的情況下,決定向日本妥協。


青年史學家

“慷慨歌燕市,從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與譚嗣同的“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有得一比)讀完這首絕命詩的朋友,很多人都會被感動,如果不知情的讀者,一定認為寫出如此意境絕命詩的作者,一定是個憂國憂民的愛國志士。沒錯,他確實曾經是個熱血的愛國青年,可後來他變了,居然淪為大漢奸——汪精衛。他是辛亥革命元老,曾刺殺過當時滿清的攝政王載灃,差點被殺頭。孫中山先生臨終,他還是孫總理政治遺囑的執筆人。抗日戰爭爆發時,他是國民黨副總裁,行政院長。

愛國志士+革命元老+位高權重的國民政府高級官員,怎麼看也不是做漢奸的人,可他偏偏當了漢奸,還是漢奸一號,這是為什麼?

首先,汪精衛和蔣介石一直不對付。在汪眼裡,蔣只是個小字輩。論黨內資歷,蔣介石確實無法和汪精衛比,汪是中常委的時候,蔣還只是長洲警備司令。論政治地位,兩人當時也十分懸殊。但小蔣憑藉廖案(廖仲愷案)和北伐,後來居上,成為第一人。於是,汪精衛心理不平衡了,打心眼裡不服氣。怎麼辦?他鬥不過蔣介石,打算藉助日本人的勢力,奪回自己的地位。這一點,其實和當年溥儀的心態有點類似。

其次,在對待日本問題上,汪和蔣看法不一致。實際上,蔣和汪都不反對和日談判,但蔣比汪聰明得多,面對日本開出的條件——全面撤出中國的提案,蔣根本不相信。蔣是實用主義者,不相信日本人會老老實實退出中國。可是,書生意氣的汪居然信了,不僅信了,還派出代表去和日本談。

最後,汪精衛原打算在雲南昆明成立政府,與蔣政府對抗。雲南王龍雲本來答應支持汪,但最後時刻懸崖勒馬,不願意在抗戰最危急的關頭分裂中國,當民族的罪人,並且希望汪也能停止愚蠢舉動。突然來這一下子,汪真的亂了,但已經沒有退路,不可能回去和蔣介石和諧共處了,還擔心龍雲捉他獻給老蔣。於是,他慌亂之下,匆忙逃往越南河內,後來又去南京尋求日本人庇護,從此徹底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當然了,汪精衛墮落成大漢奸,還有兩個重要的外部因素:一是日本開出的條件十分誘人,二是他老婆陳璧君的慫恿。

“許述工作室”核心成員查佳峰主答


腦洞大開的歷史

汪精衛當漢奸的動機至今是個迷,為什麼這樣說?從他抗戰初期的舉動來說,這傢伙比張學良爺們多了,而他當漢奸的時間來說,1938年發表通日豔電至1944年病死在日本,也不過區區6年時間!(歡迎關注我的頭條號:歷史三日談)


汪精衛早年也是個血氣方剛的爺們,他刺殺攝政王載灃,雖然事敗被抓,但能活著熬到大清滅亡,這樣百年不遇的好事讓因政治被抓的汪精衛遇上了,註定餘生要在政治上有所作為。

因為刺殺攝政王載灃積累的政治資本,是做多少演講都無法達到的,隨著大慶的敗亡,汪精衛成了一種稀缺資源。

從1911年到1938年,將近27年的時間,汪精衛一直都在中國的政治中心翩翩起舞,他不是那種可有可無的人,而是一個有著特殊地位和影響力的大人物。

193112月15日蔣介石第二次下野,汪精衛順勢而上,獨掌軍政大權,但是我們知道,要是汪精衛能指揮軍隊,後面也就沒有蔣介石啥事了。

1932年一·二八事變,汪精衛力主抵抗,但是他抓政權可以,抓軍權真沒人鳥他,最後沒辦法,只能再請蔣介石出山,他主政,蔣介石掌軍權。

1933年初華北事變爆發,汪精衛讓張學良抵抗,結果張學良也不鳥他,汪精衛最後沒辦法,只能辭職保住顏面。


他跟蔣介石玩起了下野二人轉,但很快國內聲討張學良不抵抗,呼籲汪精衛回國主政的聲音越來越大。

蔣介石在政權方面玩不攏,只能請汪精衛回來,但汪精衛回來的唯一條件就是張學良必須辭職,最後在蔣介石的勸說下,張學良下野,去國外考察。

汪精衛回國後,態度由主戰逐漸轉向主和,特別是1935年,日本提出政治解決中日問題,汪精衛嗅到了和平解決爭端的氣息,最終在其推動下何應欽與梅津美治郎簽訂了《塘沽協定》。

這一下子就惹惱了主戰派,先是汪精衛本人在一次會議上被孫鳳鳴連開三槍打成重傷,汪精衛被送往國外救治,緊接著就是主和的外交部副部長被槍殺。

汪精衛一派受到嚴重打擊,尤其是當他醫治完槍傷回國後,已經沒有人對他的主張太過熱情。

到了1938年,汪精衛通電主和,繼而投向日本,直到1944年病逝。看汪精衛的一生,似乎怎麼都與漢奸無援,他是最早追隨孫中山的一批人,並與孫中山過從甚密。

在後來的對日關係上一度是比張學良蔣介石都激進的人,最後卻落了漢奸,實在讓人唏噓不已,並且看不懂!


歷史三日談

一句話來總結汪精衛一生的特徵的話,那就是:“天生是戲子”。

要知道,汪精衛整個一生的追求,就是政治舞臺的中心、核心、第一號人物,除此別無他物。

聊舉一例。1938年國民黨選舉總裁、副總裁,汪精衛事前聲明不願為副總裁,但選舉時被吳稚暉擺了一刀。

按慣例,總裁、副總裁本是分開選舉,沒想到吳將“蔣為總裁、汪為副”併為一案,全場立刻鼓掌通過。

此刻,汪在臺上,贊成也不是,不贊成也不是,躊躇幾秒,只好也起立鼓掌。

站在汪側的阮毅成清楚地記得:汪臉色鐵青,“羞憤至極”。

汪精衛日後投日,這或許是促成因素之一。無他,汪精衛畢生追求核心不可得,而決不甘於蔣下。

不過呢,若論政治才華、理想、綱要、規劃,等等,汪精衛其實就是一個花瓶,他可以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口才好,風度很好,往往給聽講者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一如其孫師。

但實際呢,汪精衛說的東西其實毫無內容,朝辭夕改,毫無立場和原則可言。

很多時候,他是口是心非,前後矛盾,連自己在說什麼都不清楚,只是跟著潮流走、跟著時髦走,或者靠情緒的煽動來吸引觀眾,亦一如其孫師。

再舉一例。如清末汪精衛刺殺攝政王載灃,用莊士敦的話來說,“完全就是胡鬧。”何故?所謂刺殺,其實完全就沒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所謂準備,所謂計劃,除了“胡鬧”二字,別無其他可以形容。

刺殺可是一門專業活!豈容如此胡鬧?

那汪精衛何以成名?並非是因為刺殺攝政王載灃,而是因為清廷的寬容。論法論罪,刺殺形同皇帝的攝政王,不要說處死汪精衛,就是誅滅九族也屬應當。

然而,或許清廷也覺得汪精衛等人太過胡鬧,覺得處死他實在毫無必要,這樣才留下他一條小命。

不過,汪精衛卻由此意外而極其幸運地得到了揚名立萬的機會,一句“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竟然被傳唱一時,名揚天下。

從某種程度上說,汪精衛成就大名,並非是他刺殺的胡鬧之舉,更重要的原因其實是清廷對他的寬容,甚至可以說,是清廷一手造就了汪精衛一生的功與名!(何不謝清廷?!豈能忘恩負義!)

由此,吃到了甜頭的汪精衛開始學會了表演,表演勝過了實績。在孫中山最初的人選中,胡漢民有理論,蔣介石有兵權,汪精衛徒有一張皮耳。

欲求核心而不得,只能做漢奸去矣。


坑爹史冊

汪精衛是一個神奇的人,在中國現代史中以政治主張多變著稱,非常有爭議,也有一個從寵兒到叛徒的角色轉變過程。

民國時人號稱他為民國四大美男子之首,孫中山對他也非常欣賞。孫中山去世時期他作為政治遺囑的執筆人,早期可謂是國民黨內的政治新星與佼佼者。

然而,歷史總是在不斷變化,正如汪精衛自喻的“精衛”一樣渺小,在革命的大潮流中,他一頭扎進中國現代政治的大風大浪之中。

汪精衛以其政治生命的成敗,選擇的謬誤,呈現著歷史的深度和人性的複雜,令人深思。汪精衛內心世界豐富,有強烈的表現欲和旺盛的權力慾,故而和蔣介石鬥爭失敗後,逐步自暴自棄,失去了理想與道德。

清末時期,他以暗殺“烈士”登上歷史舞臺,卻以民族 “漢奸”結束了政治生命,可以說逐步與權力中心漸行漸遠。

也就是說,汪精衛在貌似 “多變”、 “矛盾”的政治選擇背後,潛藏著他 “一貫”的個人性格,即在行動中常帶著一種近於妄想的偏執與自信,且不乏付諸行動的勇氣。性格有缺陷,不專一且志大。

如果說汪精衛壞到透頂,不符合歷史事實。說他曲線救國有道理,就對不起千千萬萬廝殺的將士。他大義有虧,難以翻案。

汪精衛在民族生存最艱難的時刻,沒有堅持戰鬥到底的勇氣,反而接受日本人的誘降條件,幻想以媾和贏得一個偏安之局,最終 “被誘而亡”,以致於身敗名裂,這一點比不上蔣介石的堅韌。汪精衛大起大落的政治命運與他的人生際遇密不可分,他曾在 《論革命之道德》一文中說:

革命黨人的將來只有二途,或為薪,或為釜。薪投於火中,頃刻化為灰燼,是為革命之 “烈德”;釜於烈火中受盡煎熬,是為革命之 “恆德”。薪和釜的用途雖然不同,為了天下蒼生之飽食的目標卻是一樣的。

可以說,汪精衛或許也是比較有家國情懷的。1940年3月,南京偽國民政府成立,汪出任所謂偽行政院長、代國府主席,以 “漢奸”的身份終結了政治生涯。

這與早年他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的豪情,無疑是“雙照樓頭老去身,一生分作兩回人”,人格非常撕裂,也非常卑鄙。汪精衛的人生失敗,在他的身上,夾雜著中國現代史的全部複雜性,也帶有中國人悲愴的民族情感和抗戰記憶。當時的報刊《國聞週報》說的好:

時人譽蔣為英雄,汪乃欲以一書生羈勒武人,以口舌筆墨取蔣而代之,汪不自量力度德,宜其敗也。

沒有軍權支持的汪精衛,似乎是一個無頭蒼蠅,只能在政壇上嗡嗡叫罷了。都是塵埃,精衛填不了海,汪精衛也救不了國。汪精衛在歷史進程面前也是非常渺小和卑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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