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的抱犢崮
1923年5月份，在抱犢崮山區出現了奇怪的現象，一封封郵件從由兩名外籍“郵差”從山上帶出，寄往上海等地。這看似普通的信件郵寄，卻暗藏玄機。抱犢崮上駐紮的是一支自稱“山東建國自治軍”的草莽武裝，寄信人是“洋票”，也就是被綁架的外國人，兩名外籍郵差是紅十字會的代表克勞和助手麥堪，信封上貼的郵票是自制的“土匪郵票”。 後來，“土匪郵票”還被收入了吉尼斯世界紀錄，被稱為“世界上惟一由罪犯開辦的郵政發行的郵票”。
土匪郵票和當事人孫美瑤
土匪郵票的背後是轟動全球的“民國第一案”——臨城火車大劫案。這件事還得從1923年5月5日說起。
這一天，一輛從江蘇浦口開出的特別快車“藍鋼皮”在津浦線飛快地奔馳。
這輛列車是交通總長吳毓麟花重金從美國購置的，車上設施極為考究，車廂為全鋼質地，外塗藍漆，人稱“藍鋼皮”。豪華的配置和服務，自然票價昂貴，乘客們也是非富即貴，大多是各界的名流要員。
比如，這個班次上的乘客就有美國總務司安迪生的代表鮑育、法國公使館參贊茹安等外國政要人士，他們此行是要參加中國關稅會議。還有《中國遠東金融商業報》記者亨萊，《大陸報》記者李白斯，還有美國《密勒氏評論報》主編鮑威爾等新聞界人士，他們是為了由美國紅十字會撥款賑濟的黃河宮家行禮大會。
6日凌晨2時許，“藍鋼皮”突然緊急剎車，尖銳淒厲的金屬摩擦聲響起，車速急速下降，最終列車脫軌。
持槍匪徒們砸開了厚重的車窗玻璃，隨即翻窗衝入了列車，命令乘客們立刻下車。然後，他們便開始蒐羅財物和行李。並擊斃了試圖反抗的英國人羅斯曼。 “藍鋼皮”上的20名乘警，在槍聲響起的時候就已經逃之夭夭。
一部分土匪端著槍看守下車的乘客，其他人繼續洗劫旅客的財物和郵車的郵包。
眼見財物被洗劫一空，乘客們以為這夥匪徒該把他們釋放，然後攜帶財物撤走。
萬沒想到的是，匪徒們搶劫財物只不過是摟草打兔子，真正要做的是劫持他們做人質。匪徒劫持了39名“洋票”和30名“華票”，驅趕他們向山中進發。
負責駐防臨城車站的山東第六混成旅一團一營營長萬伯龍很快接到了報告，立刻率部追擊。6日上午10時許，軍隊追上了劫匪，雙方發生了交火。
劫匪把人質當作“人肉盾牌”推到陣前。密集的槍聲中，外國乘客們揮舞著白毛巾，表示“別打”。投鼠忌器的萬伯龍只能下令停火，眼睜睜看著綁匪裹挾著人質從容逃撤走，不久到達綁匪的大本營——山東棗莊抱犢崮。
盤踞在抱犢崮的綁匪自稱“山東建國自治軍”，匪首孫美瑤是個年僅25歲的小夥子，自稱“山東建國自治軍第五路軍總司令”。“山東建國自治軍”成立於1918年，是孫美瑤的哥哥孫美珠和附近的郭琪才、周天倫等另外4股土匪的頭領盟誓組成，自稱行動綱領是為了“打出一個清平世界”，但他們幹得最多的是打家劫舍、綁票勒索，一旦贖金沒有及時送來，人質便會被砍指、割耳，甚至棄屍荒野。
孫美瑤在抱犢崮落草為寇，隊伍不斷壯大，不久發展到一千多人。山東督軍田中玉派兵圍剿抱犢崮的山匪。孫美瑤派部下朱陶去上海請張聘卿出謀劃策。張聘卿是上海青幫輩分很高的人物，在黑道中很有地位。他和孫美瑤既是同鄉，又是孫美瑤購買軍火的中間人。
張聘卿讓孫美瑤“圍魏救趙”——“劫車擄票，迫官軍撤圍，就撫受編，仿尺蠖之曲”。
5月5日晚，孫美瑤率領800人的主力隊伍，埋伏在了沙溝山鐵路沿線的麥壟之中，靜靜等待著“藍鋼皮”的到來。在此之前，他已經派出自己人扮作商旅上了“藍鋼皮”，作為內應。另外，津浦線的一段鐵路也已經被拆壞了鐵軌。
“藍鋼皮”列車行至此處，脫軌而出。孫美瑤率眾劫財綁人成功。
在外人看來，這是一起普普通通的綁架案，但是由於事件中各色人等的特殊身份，此事無異於在政府高層引發了一場大地震。
首先，臨城大劫案的策劃者是張聘卿，他早年參加過同盟會。因此有人懷疑有臨城火車大劫案是“革命黨”行為，甚至傳言“山東建國自治軍”的名號是孫中山通過張聘卿委派的。
其次，孫美瑤擁有上千人的武裝，與當時中國多方勢力都有千絲萬縷的微妙聯繫。
第三，臨城劫車案發生兩個月前，圍剿官軍營長的萬伯龍所在的團抓住了一個叫聶成章的嫌犯。聶成章招認孫美瑤已被段祺瑞招撫了，自己是受差遣去給孫美瑤送錢。段祺瑞是皖系，而圍剿孫美瑤的田中玉屬於直系。而這次大劫案，加劇了而、直皖兩派的猜忌和矛盾。
第四，駐北京外國公使團在一個月中連續召開了十多次聯席會議，向北洋政府發出抗議照會，要求限期營救人質、對死亡外國人從優撫卹等。5月7日和8日兩天，駐紮在上海的多國軍艦紛紛起航前往南京，聲稱“必要時即行登陸”。
公使團除了提出嚴重抗議外，5月9日更對北洋政府發出措辭嚴厲的通牒，“所有現在匪徒手中之外人生命，貴國政府當負其責。並決定以本月十二日夜十二時為限，須將被擄各人全數救出，如逾時限，每二十四小時，當要求按時增加之鉅額賠償”。
北洋政府迫於各界壓力，給田中玉發報：“準外交部齊電各節，藎籌周密，務祈先以和平手段救出被擄旅客，再行進剿。”
於是，談判成為了唯一的“和平手段”，而“洋票”們也成了孫美瑤手中的重要籌碼。
從中央政府高官到各地士紳，不乏想借這場大案建功之人。於是，棗莊迎來了交通總長吳毓麟、山東省長熊炳琦、山東督軍田中玉、天津警察局長楊以德，可謂“冠蓋雲集”。北京的高官，山東本省和臨近省份的官員、鄉紳，還有各地的新聞記者，鹹集於此，旅店、茶樓、飯店，終日客滿，甚至連附近地區的小商販都趕來此地，大撈了一筆。
也許是為了表示談判的誠意，5月9日，孫美瑤釋放了全部外籍女客，她們向官方傳遞了孫的三個談判條件：圍山的官兵撤出十里之外；孫美瑤所有成員要被編為正規軍旅部，孫美瑤任旅長；要為孫美瑤部補充槍支彈藥。
5月15日，北洋政府和孫美瑤開始了第一次正式談判，官方由山東督軍田中玉和山東省長熊炳琦親自出馬，孫美瑤沒有出現，他派出了部下週天松作為代表。官方表示，除了“補充槍支彈藥”一條還待商榷外，其餘兩條都可以接受。匪方答應，將分三批釋放人質。
第一次談判成果斐然，官方自然是滿意的。16日，田中玉下令，解除對抱犢崮的圍困。但是剛剛解困，孫美瑤卻忽然變了卦，不僅在官軍撤退時開槍射擊，還撕碎了田中玉給他的委任狀，聲稱“正式條件”尚未得到滿足，不能放人。
孫美瑤把價碼一抬再抬。
被激怒的田中玉下令重新圍困抱犢崮，第一輪談判宣告破裂。
雖然談判桌上劍拔弩張，談判桌下再起硝煙，但是處在漩渦中心的抱犢崮的“洋票”們，非但沒受多少難為，反而享受了不少禮遇。
在1941年太平洋戰爭中，曾經的“洋票”之一鮑威爾被日軍俘虜，在集中營中巧遇一位英國“抱犢崮難友”，談到那次被綁票經歷，兩個人達成了共識：“喜歡中國土匪，不喜歡日本流氓！”
雖然土匪們劫車時把人質的財物洗劫一空，但是當人質和土匪的隊伍行至半途時，還穿著單衣的人質們從土匪搶來的行李物品中尋找所需的衣服鞋帽和日用品，土匪卻無一加以阻攔。後來，水和食物都斷絕了，土匪們還專門找來新鮮雞蛋，發給外國人質一人一個。爬山的時候，意大利律師穆索失足跌下了山腳，脊椎骨受了傷，土匪們把他安置在了專門製作的擔架上，輪流抬送。
而為了躲避官軍，5月5日到15日的十天中，土匪帶著人質在夜間轉移，長途跋涉讓這些素來在城市中養尊處優的外國人苦不堪言。後來，土匪找來毛驢和馬匹，給他們用以代步。
除了出於談判的需要，美國紅十字會和土匪們達成一項協議：外界可以通過土匪防區送食物給人質，但必須同時也給土匪提供補給。經常有外籍人士僱傭的苦力從山外運來裝滿補給品的大箱子，每個大箱子都貼著紅十字標記，裡面裝滿了食物，有面包、罐頭、蔬菜和水果，甚至還有加利福尼亞的葡萄乾。除了來自人質原籍國公益機構的饋贈，駐防天津的美國第十五步兵團還送來了摺疊式的帳篷和蚊帳，免除了人質和土匪的風餐露宿之苦。
不僅溫飽無憂，山上的“洋票”還能與外界通信，紅十字會的代表克勞和助手麥堪當上了“郵差”。當然，這兩個人也不是免費服務，他們自己發行了一種“土匪郵票”，出售給“洋票”們做郵資。
“土匪郵票”有5分和10分兩種面值，票樣出自克勞和麥堪的設計，然後由棗莊附近的刻字店刻板印刷。從留存到現在的“土匪郵票”可以看出，其製作者的雕刻技法相當粗陋，甚至5分郵票的面值數字還被刻成了“50”，全都成了“錯票”。
“洋票”的信件大多寄往上海，這種非官方發行的“土匪郵票”立刻在上海傳開了。臨城劫車案正是世界矚目的焦點，這種來自土匪老巢的郵票被視為不可多得的珍品，價格飆升。隨信件郵來的“土匪郵票”畢竟數量極少，不少人直接把目光轉向了“郵票”的生產地。他們寫信給克勞和麥堪，高價購買。
克勞和麥堪當初印製“土匪郵票”，其實只是想賺點小錢，沒想到求購信紛至沓來，兩人興奮得趕緊加印郵票，發了一筆橫財。後來，“土匪郵票”還被收入了吉尼斯世界紀錄，被稱為“世界上惟一由罪犯開辦的郵政發行的郵票”。
談判期間，曾經發生了一件詭異的事，很值得後人玩味。
在“洋票”都急於逃出抱犢崮之時，沒有本國人遭到綁架的日本，對臨城大劫案卻表現出異乎尋常的關注，甚至接二連三安排日本“洋票”主動進入抱犢崮。在這些主動充當“洋票”的可疑分子被田中玉秘密處死之後，仍有身份不明的日本人來到抱犢崮附近逡巡。而山東當地的報紙上，也出現了日本人挑著櫻桃擔子佯裝叫賣卻在附近測繪地圖的消息。
種種跡象表明，日本竭力想要擠入臨城劫案的“受害者團隊”，謀求未來的發言權。而後來，他們也確實做到了：6月2日到4日三天，因為臨城劫案的談判沒有明顯進展，一支“國際武官團”前往棗莊一帶“調查”軍情。團裡出現了特殊的東方面孔：武官團共有正式團員5人，美、法、英、日、意各一人；隨員9人，美4人，法、日各2人，英1人。人數最多的是美國，法國和日本並列第二位。
美、法、英、意都有公民被綁，參與“調查”情理之中，日本並無人員被綁，參加進來的目的，頗值得外人琢磨。日本政府方面也在臺面上表達了對劫案異樣的“關心”。官方發言人專門發表談話，幸災樂禍地“請列強回顧一下，在華盛頓會議上，各國強迫日本人從山東撤出的不適宜態度。”還前瞻性地表示，“如果日本軍隊仍舊留在山東維持秩序，土匪劫車事件也許根本不會發生。”
在東京方面大造“中國政府無能，無力保護鐵路”輿論的同時，日本在華的半官方報紙《華北正報》擺出了一副“公正”的面孔：“日本社論詆各國對臨城事件之態度為一種反動，日本願助中國限制各國之非分要求。”
基於日本在臨城大劫案中種種異常表現，《山東法報》當時做出了這樣的猜測：“盤踞青島多年，素以勾結土匪販賣煙土嗎啡械彈擾亂地方為業務之某國浪人，……一為擾亂秩序，二為挑起國際問題，尤以間隔中美感情為主旨，故此次旅客之西人中以美國人為最多，而獨無某國人。”
自5月20日談判破裂之後，抱犢崮就與山下斷絕了聯繫。
一天，抱犢崮的上空忽然響起了巨大的轟鳴聲，一架飛機掠著山頂呼嘯而過。常年在深山中的土匪第一次見到這樣的龐然大物，嚇得四處奔逃。但飛機並沒有投下炮彈等殺傷性武器，只是投下了幾千張傳單。
飛機是北洋政府派來的，5月22日，田中玉在北京的內閣會議上提出要以威懾對抗強硬，來獲得談判桌上的主動。北洋政府遂派出三架飛機以作支持。
同時，田中玉調兵遣將，集結重兵。本來想要獅子大張口的孫美瑤等人著了慌。他們也清楚，一旦官軍真動手，剿滅他們並不是什麼難事。
25日，被綁架了十多天的外國人質也開始心神不寧。已經和土匪們混熟的鮑威爾毛遂自薦，主動要求下山當信使。次日清晨，在土匪們的“鼓掌和歡呼聲”中，鮑威爾和兩位土匪代表騎著騾子下了山。送完信後，鮑威爾又非常誠信地按約在當天就返回了抱犢崮。
這次孫美瑤的條件有所收斂：官軍撤回駐地；自交涉之日起，接濟糧食和款項；按四個混成旅編制，歸中央軍隊直接統轄；補充槍支大炮，駐地不得出魯；預發餉項和欠款；外國人簽字和中國紳商擔保。
官方的回應是，除了撤軍一條，其餘皆可商量。孫美瑤認為得不到安全保障，談判再次陷入僵局。
這時候，官軍一方也出現了一位毛遂自薦者，江蘇徐海鎮守使陳調元向田中玉表示，自己願作官方人質進山，謀求土匪們的信任，以便履約。
陳調元雖然名不見經傳，但在這次事件的和平解決中，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首先對一直敵對的田中玉和孫美瑤來說，陳調元算是個“第三方”，正好居中調停；更關鍵的是，陳調元行伍出身，又與幫會中人素有交往，可以說對軍、匪兩邊都相當熟悉。而且，他在江蘇徐海鎮守使任上的主要政績，就是肅清了蘇北一帶的大部分土匪，對土匪是剿是撫、該軟該硬，手法純熟。據說，上海著名的黑道大亨黃金榮以上海商會代表的身份，和陳調元一起上山談判，這次談判也是這位黑道大佬的一次傳奇經歷。但以目前資料來看，這個說法未得到確鑿的證據來支撐。
陳調元6月2日上山談判，當天帶回4名“洋票”和4名“華票”。
在臨城大劫案中，有30名中國人被綁做“華票”。也許是綁架中國人在孫美瑤眼裡並不算什麼事，他在談判中也沒把這些“華票”當做籌碼。倒是陳調元主動要求為“華票”付贖金，孫美瑤對此自然樂於笑納，卻不料被陳調元的政治手腕結結實實擺了一道。
在孫美瑤設宴款待上山眾人時，陳調元當眾做了這樣一番聲明：“山上未釋諸華票，孫當家並不要錢來贖，但我認為眾兄弟都很窮困，想在座諸位能設法幫助若干，則可圓滿解決。”此時他的目光對準了一同上山的上海商會秘書孫籌成，孫籌成不明就裡，未做任何表示，孫美瑤等人卻按照陳調元的“引導”，認為這個“有錢人的組織”會拿出重金。錢財動人心，當官方最終把收編人數定為3000人，但是其中300人由孫方自籌軍餉時，孫美瑤也未再多做什麼堅持。
12日，官匪雙方舉行簽字儀式，孫美瑤部眾接受招安，編入山東新編旅。簽字第二天，所有“洋票”下山。然而，在“華票”的贖金問題上，孫美瑤意識到陳調元比自己技高一籌。因為此時孫美瑤已經軍裝上身，沒法像土匪那樣“撕票”了，只能無條件開釋臨城劫案的中國人質，連之前山上的“舊票”也不得不一併釋放。
成功解決臨城大劫案讓陳調元名聲大振，一時中外聞名，被人稱為“治匪能手”、“黃天霸式的英雄”。8月30日北洋政府委派陳調元為皖、蘇、魯、豫四省剿匪總司令，陳成為江蘇軍隊中的實力派。
被“招安”的孫美瑤如願當上新編旅的旅長，這個前匪首領到的任務卻是率部剿匪。孫美瑤立功心切，格外賣力，戰果頗豐。
然而，孫美瑤身上固有的“匪氣”，給他引來了殺身之禍。在“剿匪”過程中，大量私藏收繳到的槍支彈藥，僅把少量上交。而且，新編旅成立後，不同派系的軍閥對這支實力壯大的隊伍更加青睞，多次派人暗中拉攏。
而收編了孫美瑤部的田中玉，其實從來就沒有真正信任過他們。田中玉特別設了一個“執法營營長”的新職務，由原五師十七團團長吳可璋擔任，派他與孫同時駐防棗莊，以便就近監視。孫美瑤的一舉一動都沒有逃出田中玉和新任兗州鎮守使張培榮的眼睛，他們早就動了殺機。
田中玉後來棄官當起了寓公，張培榮通過一場“鴻門宴”，完成了對孫美瑤的誘殺。
在1923年12月15日的一次戰鬥中，孫美瑤繳獲了13支槍，照例沒有上交，吳可璋獲知後，兩人當面大吵起來。孫美瑤發起狠勁，大叫：“就是反了，怎麼著？”吳可璋當時忍氣吞聲，隨後迅速給張培榮發去電報，稱孫旅譁變。
張培榮接報，一方面從濟南調來一個混成旅，一方面卻自己親到棗莊，與孫美瑤晤面。之前孫美瑤為了給自己的前程打開出路，曾拜張培榮為師。張培榮在孫面前擺起了親切的長輩臉孔，說自己要在中興煤礦擺下酒席，為孫、吳兩人說和；知道孫美瑤平素喜歡鬥鵪鶉，張培榮還提議了一項娛樂活動——自己也養了幾隻，到時放在一起咬咬。
孫美瑤對於“老師”的勸說很是受用。19日，他揣著自己心愛的鵪鶉，帶著兩三隨從，到中興公司的俱樂部赴宴。
張培榮的副官殷勤上前，把隨從們迎入了小客廳，卻把孫美瑤單獨帶入了正廳。
孫美瑤的腳剛邁過正廳的門檻，一把石灰便劈頭蓋臉撒了過來，孫美瑤猝不及防，下意識地去拔口袋裡的槍，卻很快被人繳了械，四名大漢將其反扭雙手，扒下軍裝，當即拉到牆根下砍了頭。一代悍匪，就這樣身首異處。
孫美瑤的旅部，迅速被重兵包圍，除了他的本家兄弟孫美松帶著四名馬弁逃走外，其他人都被擒獲。每位士兵發放了3個月的餉銀，個人槍支以5元至10元不等之價“贖買”，所有人員獲得“免死證”，押送回籍。
轟動一時的臨城劫案就此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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