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光乍洩》裡，何寶榮與黎耀輝是一對同性戀人。何寶榮嫌黎耀輝太過沉悶，在旅途中一言不發地離開了黎耀輝，消失在馬路邊的曠野中。
後來黎耀輝站在瀑布下說，“我終於來到瀑布，我突然想起何寶榮，我覺得好難過，我始終認為站在這兒的應該是兩個人。”
今年的奧斯卡金像獎影片《請以你的名字呼喚我》中，十七歲的Elio愛上了大他六歲、來意大利遊歷的美國博士生Oliver。兩人對彼此著迷、猶疑、試探，情慾在湧動中迸發，但卻只能維持短短六週。
影片結尾，Elio坐在火爐前，一會兒落淚，一會兒抿著淚水笑了，一會兒眼睛裡又恢復了冷漠，彷彿在短短几分鐘內，他把那個夏天又度過了一次，且此生還要度過很多次。
在中國，同性戀群體和同性戀者的處境越來越受人關注。而中國著名社會學家李銀河在她新近出版的自傳中詳細描述了開展這項研究的過程……
同性戀研究：他們的世界
1989年至1991年，我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做同性戀研究上。最大的困難是獲得研究對象，因為同性戀者在人群中所佔比例較小，同時也不願意暴露身份。而我是比較幸運的。我之前做單身研究的過程中，竟意外地碰到了一個同性戀。
當時由於單身者在人群中也是少數，所以用隨機抽樣樣本很難找到他們。於是，我在《北京晚報》上登了廣告，徵集參加研究的志願者。在我的單身調查對象當中，有一位三十歲上下的男士，在我問到他保持單身的原因時，他一一否認了眾多普通的原因。後來他說：“你是國外留學回來的，看上去也不像壞人，我就告訴你我獨身的真正原因吧——我是一個同性戀。”
就這樣，我得到了我的第一個同性戀個案。後來，他給我介紹了他的同性戀朋友、朋友的朋友，就這樣越滾越大，最後達到了一百二十人的規模。社會學中有一種調查方法，叫做“滾雪球”，就是這樣做的。所以，我的同性戀研究從方法上看是無可挑剔的。
《斷背山》劇照
家庭的繁衍比個人的快樂重要
調查的過程非常有趣，令人興致盎然。通過朋友介紹，我找到了一位男同性戀者，因為他的長相有點像當時的一部日本電影中三浦友和飾演的光夫，光夫就成了他的外號。我跟他談話次數太多，時間太長，後來竟然成了私人朋友。
有時會通個電話，一起吃頓飯，聊聊天。他後來跟一個挺漂亮的女孩結了婚，還把他倆的結婚照拿來給我看。這個女孩就屬於後來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所謂“同妻”了，可是她並沒有受騙，光夫在婚前向她坦白了他的性傾向。
那麼他為什麼一定要跟女人結婚呢？我問了光夫這個問題，他說：“不結婚對不起父母啊，我們家就我一個男孩，還指著我傳宗接代呢。”光夫的家庭屬於普通的工薪階層，他的這種選擇及其動機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當然，有些同性戀跟異性結婚的動機僅僅是迫於家庭壓力，也有點想隱瞞自己性傾向的意思，這樣的人不會告訴妻子自己的真實性傾向。而光夫不是這樣，他的結婚動機更多來自中國的家本位價值觀——家庭的繁衍比個人的快樂重要。
我又問光夫：“既然你坦白交代了，那女孩怎麼還能接受你呢？”他笑笑說：“我很顧家呀，不少她吃不少她花，她還要什麼呢？”我又問：“那她管不管你跟別人玩兒呀？”他說：“她不管我。”
《春光乍洩》劇照
時間長了，光夫跟小波也成了朋友。
小波當時正好受張元之邀，要寫一個同性戀題材的電影劇本（就是後來的《東宮·西宮》），正在找這些同性戀長談找感覺，每個人都談很多次，每次很長時間。
有一回跟光夫談得太投入，一看過了末班車時間了，只好讓光夫留宿。那時候我們住的是北大為博士後提供的“一間半”宿舍，所謂“一間半”就是有一間約二十平米的房間，旁邊有一個僅僅能放下一張雙人床的四五平米的小屋。
那晚上，為了給光夫騰地方，我出去借宿，把小波和光夫留在我們的“一間半”裡面。因為我是女的，小波是男的，所以做這樣的安排，但是光夫其實是喜歡男人的，所以這樣安排反倒不大對頭。
反正第二天小波告訴我，一夜沒睡踏實。對於一個異性戀男人來說，跟同性戀男人同居一室，那感覺恐怕就像跟異性戀女人同居一室差不多吧。
《愛在暹羅》劇照
小波幫了我不少忙
做男同性戀研究雖然是我的課題，但是小波幫了不少忙。有些特別年輕的男同性戀（比如高中生）跟女性接觸有心理障礙，這時就由小波去訪談了。
另外，小波還去公共場所拍攝過廁所文學。後來有傳聞說我為了搞男同性戀調查，曾經女扮男裝去男廁所云云，完全是無稽之談。真正去了男廁所的是王小波。
他是由我們的“線人”（開個玩笑，就是成了朋友的同性戀者）帶著去的，經歷了一個令他很失落的情形。他剛一進去，每個隔間都探出一個頭來，後來又全都縮回去了。他問那個線人：“這是怎麼回事？”線人說：“沒看上你唄。”
小波的長相確實不算英俊，但是他其實是男子氣十足的，應當是男同性戀者喜歡的類型。我們的這位線人就特別喜歡他。有個朋友見了這位線人之後跟我說：“這人怎麼三句話不離王小波呀，看樣子他是喜歡上他了。”
《愛，簡單》劇照
據我們所知，同性戀騙老婆，花招極多。但是未經本人同意，不能披露這些花招，以免引起家庭糾紛。其中比較常見的一種說法是，本人在練氣功，不近女色。因為真練氣功戒女色的人不少，所以披露這一條問題不大。我們的朋友Y本人不結婚，但這些事知道得很多。他說，同性戀的妻子最可憐。
調查過程中還遇到一位非常有趣的人，已經七十多歲了，個子不高，精神矍鑠，活得興致勃勃。他告訴我，他經常去游泳，而且還有相當頻繁的性生活。他的戀愛故事中最為有趣的是，他自己身材瘦小，卻偏愛胖大的男人，美國籃球名將奧尼爾是他心中的偶像。
他在一個文化單位工作，從十八歲起就暗戀上單位伙房燒鍋爐的一位工友，那就是個胖大的男人。但是他一直壓抑著他的情慾，天天規規矩矩上班下班，結婚生子，直到六十歲退休才向那個男人表明心跡。這是一生的愛戀呵。
《卡羅爾》劇照
他感慨地對我說：“我真正的生活是從六十歲才開始的。”後來當我面臨退休的時候，常常引用他這句名言來自我勉勵。
我在他家訪問他的時候，談到半截兒有人敲門，正是那位鍋爐工，他們現在是很好的朋友。我問起他的婚姻生活，他神色淡然：“沒什麼好說的。”
他老婆對於家裡來來往往的男人從沒注意過，只有來了女同事她才會緊張一下，因為她根本不知道男人之間能發生什麼事。
出版過程幾經波折
同性戀研究成果的出版過程也經歷了很多曲折，本來是北京出版社約稿的，但是成書之後，他們又說這個問題太過敏感，不敢出版了。於是我們找到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了第一版，書名為《他們的世界——中國男同性戀群落透視》。次年，才又在外地的一個出版社出版了本土的版本。
書出版後，我接到大量的電話和信件，有許多同性戀者約談，於是在1998年又出版了這本書的增補本，篇幅增加了一倍，書名改為《同性戀亞文化》。這本書首印六萬冊，很快銷售一空，後來又由不同的出版社一版再版。它是我研究生涯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請以你的名字呼喚我》劇照
稱同性戀者為“他們”本來並無貶義，尤其說“他們的世界”，從中文的字義和韻味聽上去還挺有詩意的。無獨有偶，某年一位女攝影家拍攝了一批同性戀者的形象，準備結集出版，也起名為《他們的世界》。
我想，中文讀者大多會從“看，他們有自己的一個與眾不同的世界”這樣的意義上去理解“他們的世界”，讀中文的同性戀者們也不會從這個提法聯想到受排斥或者不被尊重的感覺。
然而，有一位西方的同性戀者卻對此頗有微詞，認為這是把同性戀者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的稱呼，好像異性戀者才是“我們”，而同性戀者是“他們”（the others）。
在這裡，他所理解的“他們”是“他者”和“另類”，不是簡單的“他們”。
從中文的文義看，前者有貶低的意味，而後者卻沒有；前者有等級之分（“我們”屬於高的等級，“另類”屬於低的等級），後者卻是平等的（“我們”和“他們”沒有高低之分）。
他的反應一方面源於西方人對中文的隔膜，另一方面也來自西方同性戀運動為同性戀者賦權之後所帶來的權利意識和平等意識，以及隨之而來的對於歧視的過度敏感和警覺。
我有一種“親歷歷史”的感覺
由於做同性戀研究，我有一種“親歷歷史”的感覺——親歷了中國同性戀進入社會視野處境改善的歷史。
後來，我參加了一個湖南衛視叫做《走近同性戀》的訪談節目，嘉賓除我之外還有崔子恩（電影人，幾乎是中國首位出櫃的男同性戀者）和石頭（畫家，也幾乎是中國首位出櫃的女同性戀者），主持人是馬季的兒子馬東。節目只進行了首播，復播就被叫停了，聽說欄目組還受到懲戒。
而今，不但是平面媒體有了關於同性戀群體的正面報道，電視上也能見到對這一問題的研討和報道了。
現在，同性戀的處境改善多了，社會歧視少了很多，所以我有了“親歷歷史”的感覺。
有次去做一個電視訪談節目，上場前跟節目製片人聊了兩句，他說的一句話把我逗樂了，他說：“現在不是同性戀都快入不了我們這一行了。”
化妝師也是同性戀扎堆兒的行業，我聽到一個很有趣的解釋是這樣的：許多女明星都愛用男同性戀化妝師，因為她們需要頻繁換裝，如果是個異性戀男人老戳在那裡就很不方便，而如果帶個男同性戀就方便多了，因為他不但化妝技藝高超，而且根本不會騷擾她，連這種念頭都不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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