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處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心地帶。全國行政政區稱陝西省，簡稱“陝”。陝西定名於西周初年，當時奴隸主貴族周公、召公時把陝原(在今河南省陝縣西南)以西的廣大地區劃歸召公治理，故稱為陝西。直到春秋戰國時期，由於諸侯國割據分立，這裡成了秦國的天下，所以又簡稱“秦”。作為地方行政區的行省，始於北宋，之後歷經變革，至清朝末釐定為現在這樣的省界，沿用至今。
一、西周及春秋戰國時期（前1134—前221）
陝西的人口數，在周以前無確數統計，因周之前尚未完全脫離畜牧生活，各部落遷徙不定；自周統一各部落氏族並滅商後，農業逐漸發達，社會始臻安定，我國之經濟區與行政區始有劃定，國內人口開始上升，因而周王朝設有比、閭、族、黨、鄉、遂之制，這些基層組織之設立，既便於統治管理，也便於人口統計。
至於春秋戰國時期，陝西的人口數，仍無史料記載，但可以用社會經濟學的原則推引而得。假使狩獵經濟社會，供給的生活資料每平方公里土地可資15人生活，而農業經濟社會每平方公里的耕地則可資百餘人生活。依此推算，春秋戰國時代的陝西人口可能在200萬左右。
二、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前221—581）
秦代先後建都雍城，櫟陽、咸陽以及統一全國的偉業，均在陝西這塊土地上發生和完成的。據梁任公估計，秦時全國人口大約為3，000萬【注：見梁啟超《飲冰室文集》第四十四冊。】。秦代人口從總量上講，肯定比周代人口數要大得多，但當時人口的傷亡也是很大的。自秦孝公至秦始皇十三年期間【注：見《史記》秦始皇本紀及六國年表。】，破六國兵，斬首達100餘萬，大屠城13次，其中，5次屠殺人口達90多萬。
秦末漢初，因累年兵災饑饉，人口也是有減無增。據《漢書》功臣表序載“大城名都，人民散亡，戶口可得而數，才十二三。”《漢書·食貨志》載：“漢興，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亡蓋藏，白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至漢惠帝后，國內始得休養生息，人口方有增加，經“文景之治”，“天下殷富，粟至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注：見《史記》卷二十五，律書。】武帝初年，漢代社會經濟達到最高峰【注：參見《史記》食貨志。】，人口也隨之迅猛增加。到平帝時“百姓資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注：見《漢書》卷二十四，食貨志。】自惠帝初至平帝初，約190年，陝西人口的增長同全國人口一樣，大抵增高一倍以上。其中重要原因有二：其一是當時皇朝獎勵早婚多育；其二是西漢積極發展農業。高祖首倡重農主義；文帝施行重農政策，減免田稅；武帝時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實行代田深耕。改進生產工具和農業技術，普及畜力耕作。開發農田，興修水利。朔方，西河引河川溉田，關中開渠灌田，農業產。量顯著增高，社會經濟得以繁榮，人口自然日益增長。
至於東漢時期，陝西人口大幅度減少。其因一是國都東遷於洛陽；二是人口與土地之比例失調；三是自然災害頻仍，人民無以為生；四是戰亂死亡，廣大貧苦農民不堪忍受剝削和饑荒而起義。綠林、赤眉幾股起義軍，都曾在陝西境內活動，“赤眉、樊崇等數十萬人入關……遂燒長安宮室市裡，害更始。民飢餓相食，死者數十萬，長安為虛，城中無人行”【注：見《漢書》卷九十九，王莽傳。】。經過20餘年之兵革，經濟之凋敝，社會之凌亂達到極點，人口大減。雖光武帝至和帝八十餘年，經濟恢復，但桓帝至靈帝時(184)由於土地兼併，百姓力屈，不堪覆命，直至黃巾起義與鎮壓起義的戰爭遍及整個北部中國，人口傷亡很大。東漢末年至三國紛爭期間由於戰爭、飢餓、瘟疫不僅人口死亡率高，且生育率大降。壯年男子多斷頭，育齡婦女多被俘虜或充婢妾。因此，這期間陝西人口的確數無法估計。
自晉篡魏滅吳，天下重歸統一，太康之後人口又漸增殖，這是社會比較安定，人口生育增高，死亡率降低的必然結果。反之，降至魏晉南北朝，社會動盪戰亂頻仍，人口生育率隨兵士數量增高與家庭離散等因素而減低，人口死亡率則亦因之而增高。陝西人口自然趨於下降。
三、隋唐五代時期(581—960)
隋統一天下，“國泰民安”，丁口滋蕃，隋煬帝大業五年(609)，陝西人口總數達到了373萬，但因隋煬帝屢次對外征戰並大興土木，更兼天災流行，人口復又減低。義寧二年(618)五月李淵在長安受隋恭帝之禪，國號曰唐。但唐代從開國武德初年至貞觀初年(618—627)十年左右，又因連年征戰，農產歉收，人口仍無增加。貞觀三年至乾封元年(629—666)37年，經過休養生息，人口才轉上升。《貞觀政要》卷一載：“至貞觀三年，關中豐熟。……又頻豐稔，米鬥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嶺表，自山東至滄海，皆不齎糧，取給於路。”太宗之後繼之高宗，國內仍繼安定，人口繼續增高。《資治通鑑》卷199載“是歲(永徽五年)大稔，洛州粟米鬥兩錢半，秫米鬥十一錢。”高宗自乾封元年(666)後，因災旱與用兵高麗及土蕃，國內空耗，人口又由增而減。《資治通鑑》卷203載：永淳元年(682)四月丙寅條：“上以關中饑饉，米鬥三百，將幸東都。”五月乙卯條雲：“關中先水，後旱蝗，繼以疾疫，米鬥四百....兩京間死者相枕於路，人相食。”高宗李治死後，武后臨朝稱制，至中宗復位，直至睿宗，國內農業復遭歉收，人口徘徊不前。直至開元、天寶約40餘年間，由於政治昇平，經濟繁榮，人口始猛烈上升。杜甫《憶昔》詩云：“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反映了當時社會經濟繁榮，人民安居樂業的景象。中唐以後，災亂頻仍，安祿山亂後.生產凋敝，人口銳減。《舊唐書·黃巢傳》載：“時(中和年間)京畿百姓皆砦于山谷，累年廢耕耘，……穀食騰踴，米鬥三十千。”《資治通鑑》天覆二年(902)條載：朱全忠兵圍鳳翔，“是冬大雪，(鳳翔)城中食盡，……市中賣人肉，斤值錢百，犬肉值五百。”可見唐之末年，秦地天災人禍頻仍，人口大量減少，勢為必然。至於五代十國時期，歷時54年，黃河流域人口死亡率加速上升。
四、宋元時期(960—1368)
宋太祖趙匡胤統一天下後，至仁宗時共約百年，國內和平，獎勵農業，遣師度民田，課民種樹，更修三白渠，灌溉農田，至神宗時，人口增長達到高峰。之後，則逐漸減低，其原因是外患日迫，糧食缺乏，賦役重加，結果人口生育力降低，死亡率上升。據《宋史·食貨志》載：“人民流離，父母妻子不相保，……國家自陝西用兵以來，賦役繁重。”宋代因有遼、夏之患，國家逐年擴大軍隊，趙匡胤開國時(960)有兵20萬，開寶時(968)增至37萬，真宗天禧時(1017)增至91萬，仁宗慶曆時(1041)增至126萬。國家官員數目亦益見增加，真宗時官吏一萬餘員，仁宗時達二萬餘員【注：見錢穆《國史大綱》商務出版社1940年。】，重兵冗員，食之者眾，生之者寡。農村經濟加速衰落，國家財政空虛，民生日困，人口與糧食的矛盾日益加深。北宋末年，宋江、方臘等農民起義的爆發正是這種社會矛盾的反映。此外，金人對宋王朝的壓迫日急，徽、欽二帝被虜後，國內處於大亂之中。迨至南宋，除金人擾亂外，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封建統治階級殘酷鎮壓，戰爭傷亡，人口大減，戶族稀少，耕地荒蕪。加之後期土地兼併，水旱蝗災連年，南宋時人口日益萎縮。
元蒙入主中原，疆域之大，超越前古。勵精圖治，注重農桑，國內人口上升。但因元代遠征耗費，財政睏乏，大量土地被蒙古遊牧貴族所佔領或被僧侶貴族所佔領，人民無法生活，乃起義暴動，貧苦農民韓林兒首在中原起義，劉福通等人從之，繼之，長江流域各地人民均起反元，戰爭連年，人口大減。至正二十八年(1368)元亡。此時，陝西人口已減至不足50萬人。
五、明清時期(1368—1911)
明代戶口統計以洪武年間較為可靠，當時政令嚴謹，戶口遺漏較少。《明史·食貨志》：“太祖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戶籍，具書名、歲、居地。籍上戶部，帖給之民。有司歲計其登耗以聞。及郊祀，中書省以戶籍陳埴下，薦之天，祭畢而藏之”。其視戶籍之重如此。“洪武十四年(1381)，詔天下編賦役黃冊，以一百十戶為一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為長，餘百戶為十甲，甲凡十人，歲役里長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後以丁糧多寡為序，凡十年一週，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裡。裡編為冊，冊首總為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後為騎零。僧道給牒有田者，編冊如民科，無田者亦為騎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冊，以丁糧增減而升降之。冊凡四，一上戶部。其三則布政司、府、縣各存一焉。上戶部者冊面黃紙，故謂之黃冊。年終進呈，送後湖東西二庫庋藏之。歲命戶科給事中一人，御史二人，戶部主事四人釐校訛舛。其後黃冊只具文，有司徵稅編徭，則自為一冊，曰白冊雲。”足見明太祖時，戶口制度是比較嚴密的。但太祖之後，情況又變了，戶口脫漏為多。工部右侍郎周忱謂民戶脫漏原因：“投倚於豪門，或冒匠竄兩京，或冒引賈四方，舉家舟居，莫可蹤跡也。”
從《明史·食貨志》和《續文獻通考》可知明代戶口與耕地成正比例，戶口逃亡愈多，則田地荒蕪愈廣。明代人口流亡量大，計每平方公里耕地面積人口指數的多少，則可測知人口流亡消息。以公元初年西漢為100，則洪武二十六年(1393)陝西人口指數為47，弘治六年(1493)為76，萬曆六年(1578)為94。其間雖略有提高，但仍低於公元初年。(參見表三—2)
明代陝西人口增減，大概可分為四個時期：
(一)自洪武二十六年至景泰七年(1393—1456)，共63年因推行屯田，休養生息，“推之於衛所、陝西、山西諸省尤極備焉”【注：見《續文獻通考》田賦考屯田。】。農村經濟迅速復興，成為人口增長時期；
(二)自景泰七年至弘治十六年(1456—1503)共47年屯田制日益破壞，莊田兼併之風漸盛，農業生產遭到破壞，加之連年災害，流民之數日多，是為人口流動時期；
(三)自弘治十六年至隆慶三年(1503—1569)共66年，雖有災害，但民可聊生，人口仍持增長之勢，此時為人口第二次發展時期；
(四)自隆慶三年至崇禎末年(1569—1644)共75年，年無不災，崇禎初年陝西大飢【注：見《明史》卷二百二十六呂坤傳和李自成傳。】，安塞、延安、米脂、佳縣等地饑民食盡樹皮。又吃冷石，民無以為生，揭竿起義，形成以高迎祥、李自成為首的著名的明末陝西農民大起義。此時為人口降落時期。
清代陝西人口有史以來超越前古，清初百年間只計戶，不計口(乾隆以後，始丁口具備)，清順治十八年(1661)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全省人口增至7，081，846，九十六年人口增加了1.95倍。而清代，康、雍、乾三朝經濟繁榮，滋生戶口，永不加稅”，人口之激增是可能的事實。自乾隆三十九年(1774)白蓮教暴動，綿延十年之久，該教主要根據地又在陝西及川鄂之交.乾隆四十六年(1781)甘肅回民暴動又波及陝西.道光二十六年(1846)、十九年（1849）全國又發生饑饉。咸豐元年（1851）太平天國起義，長達14年之久，曾向全國頒佈“天朝田畝制度”，倡計口分田的均田法，企圖解決人口問題。同治初年（1862）太平軍一部進入陝南、關中，又到陝北，最後從宜川渡河轉戰華北。在太平軍的影響下，關中回民暴動，史稱“回亂”，波及關中、陝北各縣，在統治者錯誤的民族政策之下，回漢互相仇殺，最後在清軍左宗棠部的殘酷鎮壓下始平息。歷時十二年回漢兵民死亡約50萬人，關中人口大減，農村經濟破產。加之光緒年間陝西、內蒙、山西數省長期大旱，造成了歷史上空前的饑荒，人口大量死亡或外流。據清故宮戶部清冊所載：光緒十年（1884）陝西人口數，已由咸豐十一年（1861）的1197.3萬人，下降為809.4萬人，其間23年，人口減少了387.9萬人，平均每年減少16.8萬人。直至光緒二十四年（1898），全省人口長期徘徊在850萬左右。到清朝末年（1911）陝西人口僅有8，074，013人。
六、民國時期（1912—1949）
自從1840年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中國以來，使中國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廣大人民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壓迫下，處於極端貧窮困苦的深淵。國民黨統治時期由於政治腐敗，經濟凋蔽，民不聊生，人口發展緩慢，高出生率、極低的自然增長率是這一時期的基本的人口特徵。
據統計民國元年（1912）陝西總人口為9，175，799人，之後，因受災荒和戰爭的影響波動較大。民國十八年（1929）陝西遭受特大饑荒，八百里秦川，饑民遍野。據1937年國民黨政府民政廳《統計材料月刊》載，民國十七年（1928）陝西人口數又降為10，757，007人，減少了1，045，439人，加之民國二十年（1931）全省又有瘟疫流行，死亡人口驟增，根據喬啟明、蔣傑《中國人口與糧食問題》一書統計，陝西人口到民國二十年（1931）繼續下降到8，971，665人，與民國十七年相比下降了2，830，781人。大饑荒大瘟疫五年後，即1935年全省人口才逐漸回升。
人口的波動，無疑受戰爭的影響變化也較大。日本帝國主義入侵中國以來，東北、河北、山西、河南等地的難民大批地逃來陝西，有的在西安、咸陽、銅川、寶雞等城市謀生度日，有的到渭南、延安等地農村作棚民、客戶開荒種地。據陳元方《西安人口調查》統計，1936年開始西安人口陡增，1934年西安市人口僅123，200人，而到1936年西安人口猛增到189，800人，1937年猛增到時208，855人。之後直到解放初西安人口一直受遷來人口的影響而暴漲。
由於八年抗日戰爭，三年解放戰爭的原因，全省整體上看沒有留下完整的人口統計資料，國民黨政府在1944年，1947年兩次人口統計報告中均未統計革命根據地各縣的人口。因此，散見的解放前夕的有關人口資料很不準確。迨及解放後的1949年統計，全省人口已達到13，173，14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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