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真有那麼多時間看書嗎?

你們真有那麼多時間看書嗎?

當某個現象興起時,總會有一幫人推波助瀾成為擁躉,但當其所指矯枉過正時,這群擁躉其實就成了幫兇。比如原本意味著自我解放、自由和平等的女權,最後卻出現雙重標準,甚至出現說女權就是用來合理利用男人。

又比如間歇性火熱的知識付費,原本是重塑大眾教育的象徵,因為一些端著的知識分子的瞧不起,加上幾個微信刷屏事件,知識付費被汙名化為收割智商稅。

其實,就像許知遠《十三邀》前序說的那樣,他既對技術、速度和娛樂驅動的時代持有懷疑,同時也好奇時代的浪潮之中,那些嶄新的創造力和想象力正在被孕育。關於知識付費,我們也可以試試帶著偏見出發,看看哪些被印證,哪些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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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在談知識付費的時候,讀書這件事情就是繞不過去的一個坎。

一直以來,網絡上都有各種關於各個國家每人每年平均閱讀量的數據流傳,比如中國人年均讀書0.7本、韓國7本、日本40本、俄羅斯55本等等。而即便從中國新聞出版研究員提供的數據來看,2016年成年國民人均圖書閱讀量是7.86本,其中電子書閱讀量佔了3.21本。

一方面,有些人根本沒那麼愛讀書,都市人受紛繁的職場困擾,沒有時間看書。另一方面,即便我們熱愛讀書,“買書如山倒,看書如抽絲”卻是常態,即便有時間也沒有合適的空間場景。

你們真有那麼多時間看書嗎?

考慮到音頻的伴隨屬性,圍繞讀書的音頻產品層出不窮。最早我們可能在懶人聽書、蜻蜓FM、喜馬拉雅FM等App上看到有音頻書,也就是有人幫我們把紙質書朗讀出來。這可以說是音頻書的初級形態。

第二個階段是羅振宇的得到,其特色是平臺整理書單,由撰稿人和轉述者合作以音頻形式輸出書本解讀,如此結合,推出”每天聽本書“。

很顯然,引導用戶讀書並且把這件事情做成一門生意,是一個長期並且充滿不確定性的工作。有人聽書是為了學以致用,也有人是致用以學。說到底,聽是一回事,消化然後內化成自身見解又是另外一回事。看起來單一的產品形態都很難滿足聽書以後的更深層次需求。

最新的玩家就要數三聯生活週刊的“中讀”和知乎·讀書會。三聯出品的內容品質多年來有目共睹,我也是因為信奉這點去買了中讀的會員。內容上,延續了三聯一貫的人文風格,只是產品體驗真的有待提升。

藉助於知乎已經沉澱的社區氛圍,以及知乎原有的譬如“知乎一小時”、“知乎·鹽“電子書等,讀書會這個新的付費音頻產品可以說是知乎自身的一個集大成之作。從會員角度來看,聽書、看書和討論書可以在一個社區內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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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期《圓桌派》講到眼花繚亂知識控。竇文濤、史航和蔣方舟互相說自己沒有看過的書,竇文濤說他看過兩遍《金瓶梅》,但是沒看過托爾斯泰,原本可能十年都不會碰。不過他聽史航講過托爾斯泰之後,這個事情就進了他的腦子。馬伯庸一旁補充說,會發芽。

這其實說明,我們終究是需要一個動力去看書或者聽書的。以前動力可能來自於應試教育以及各種技能測試,現在更多來源於是誰分享給你一本書,甚至陪你一起讀書。這也是音頻書幾個階段迭代的一個驅動力。

拿知乎·讀書會來說,領讀人是產品設置中很重要的一個角色。文化學者馬家輝、社會學家李銀河、話劇導演林兆華、作家楊照、物理學家李淼、經濟學家巴曙松、獵豹移動公司CEO傅盛等等,這些人文、科技和財經名人代表著各領域專業擅長,同時也是內容把控的第一道關。

與結構性的專業技能講解不同,領讀其實更強調用戶與領讀人一起閱讀,通過領讀人講解激發用戶的閱讀興趣,從而讓用戶帶著更廣闊的視角和方法論,重新迴歸書本中。歸根結底,是在解決“知道是什麼”的事實,“知道為什麼”的理論,“知道怎麼做”的技能技巧訣竅,以及“知道找誰”的人際關係。

譬如,有不少用戶在知乎關注紅樓夢話題,從作品細節、人物解讀到紅樓美食,他們都在深入探討。那知乎其實就可以打造一個閉環,社區討論—讀書會聽書—書店看電子書—社區討論。這樣來看整個知乎的形態,問答社區負責提供長回答、長文章,想法是輕內容的補充,本質上仍是拓展用戶討論的場景,知識市場提供更為沉浸的學習體驗。問答、想法和知識市場之間彼此勾連,讀書會成為一個耦合器,貨幣化的同時,也兼顧社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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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知識付費總是和焦慮、二手知識、割韭菜掛鉤。蔣方舟提到說現代人的表達焦慮和在場焦慮,比如霍金去世,網友都在表達自己想法,還有感謝霍金髮明瞭蘋果手機的。又比如有人沒看過莫言的作品,在其獲得諾獎之後,跑到莫言老家去掰玉米。

在場焦慮則是說,當一堆人在說一件事情的時候,我也必須在場。買一個課程,可能不是為了聽,而是買一個入場券。

這個話當然是有道理的。不過,竇文濤問馬伯庸和史航現在怎麼吸收知識之後,我發現,原來他們也一樣,很難沉下來吃透一本書。馬伯庸說,和諸葛亮讀書法一樣,觀其大略,現在已經沒有時間去真的是一本書細細地一頁一頁摳了,大概翻一遍,大概知道里面講什麼東西,放回到書架上去。史航則說,他二手知識來源很多,比如看微博,看別人文章。

馬伯庸腦洞大開所描繪出的三國,其實也是二手知識,但它同樣提供了歷史認知的維度。史航在二手知識基礎上,學會了和人吵架,吵架的時候他需要找論據,這也是認知重塑的過程。所以說,博學如馬伯庸、史航,也一樣會被快餐化的時代所裹挾,但他們表現得更為包容和開放。

知識付費並非洪水猛獸,其實很多時候,聽聽音頻哪怕只收獲一兩句受用或者戳心的,也就值了。當然,碎片化甚至粉塵化的消費社會,我們都面臨知識的危機,同時也經歷著一場知識分享轉型。就像知乎CEO周源曾提出來“超越傳統精英觀念的知識的共享,是推動社會可持續性發展的最優解“。

一個成熟的音頻聽書,或者知識付費的形態,它們都應該是流動的,也是可以被質疑的,是用戶和主講人在完善的社區機制下共同作用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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