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徐峥主演的《我不是药神》（以下简称“《药神》”）爆火。
这部电影是根据2015年的陆勇案进行改编。实际上，有很多作品都以现实中的真实案件为原型进行加工过，其中不乏一些名作，比如说小说《罪与罚》《红与黑》《复活》，电影《沉默的羔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纽约黑帮》《猫鼠游戏》等。
2014年，黄渤主演的热门电影《亲爱的》也是根据真实案件改编而来。在这些作品的背后，有些案件还非常地匪夷所思、令人惊恐。比如《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看这个名字就挺吓人）背后竟然也是一桩可怖的真实案件。（内容过于血腥，感兴趣的人可以自行百度）
以上作品有些在商业上很成功，比如《罪与罚》、《沉默的羔羊》，有些则不然，比如《红与黑》，初版只印了750册，公众反响冷淡，直到司汤达去世后二十年才开始被人追捧。
回到《药神》这部片子。故事原型的主人公陆勇，2002年查出患有慢粒白血病，开始服务瑞士抗癌药“格列卫”，来让病情稳定，每一盒 23000—25000元，两年下来花了56.4万元。
不堪重负的他偶然得知印度生产“格列卫”仿制药Veenat，药价只有格列卫的1/20，试用后各项指标均正常。后来，他开始帮很多病友代购了这种药物。2011年，他换用Cyno 公司生产的 Imacy，价格大幅下降，仅为750元，3年后还降至200元。
然而，因为代购仿制药，2013年8月，他因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抓获，在看守所一共待了135天。
2015年1月，沅江市检方请求撤诉。检方的不起诉决定书中称，由于其替病友代购的行为全部是无偿帮助，未收取任何额外费用，因此未被认定为销售行为。
在这个案件中，涉及到人性、社会的冲突。陆勇违反了法律，但其做法是善良的，是为了帮助病友。在他被抓后，引起了广泛的同情，一千多名病友还联名请愿，请求司法机关让陆勇免于刑罚。
检方的不起诉决定书中也写道：“如果认定陆某某的行为构成犯罪，将背离刑事司法应有的价值观”。而且，陆勇走上购买印度仿制药之路，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得已的结果。
于是，这就构成了一个很好的题材。可以说，或许谁也没做错什么，但差点就成了一个刑事案件。在这里面，正与反、善良与邪恶的界限变得模糊，也变得更引人深思。
在《药神》中，文牧野把陆勇当作社会英雄叙述，就像《辛德勒名单》当中，拯救犹太人的德国企业家奥斯卡·辛德勒那样。
在刑事案件（陆勇曾被刑事罪名起诉）中，往往汇聚了众多的冲突，天然是讲故事的好题材。以陆勇案为例，当中不但是有人性的冲突，还有个人行为与社会环境的冲突，可以从一个小人物身上折射出社会的现状和困境。这样就摆脱了作品局限于人性做文章的狭隘，而是放大到整个社会的层面。
有些案件催生的作品当中，甚至可以折射到整个民族的文化，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当然，这要归功于作者自己的思考与功力。《罪与罚》的原型也是当时的一个刑事案件。
《红与黑》也是这样。司汤达以一个真实的普通案件为原型，延伸到了当时的阶层冲突。
1827年12月《法庭公报》刊登了这样一个案件：时年25岁的安托万·贝尔德是布朗格村一个马掌匠的儿子。他身体孱弱，不适合体力劳动，但在学习方面却颇有天分，村里好几位头面人物设法帮助他进身教会。1818年，他进入格勒诺布尔市的小修院。
1822年，他因患病而中断学习，开始为米肖先生的一个儿子做家庭教师。后来，他在法庭上咬定和比他大十一岁的米肖夫人发生恋情，因而被米肖先生扫地出门。此后他两次找工作，不久都被辞退。
他重又寻求回到教会的道路，也遭到拒绝。他把自己的厄运归罪于米肖夫妇。1827年7月的一个星期日，他潜入教堂，先向米肖夫人、后向自己连开两枪，两人都重伤倒在血泊中。最后贝尔德被判处死刑。
熟悉《红与黑》情节的人可以看出，贝尔德的行为与小说的主人公于连颇为相似。
这个案件引发了司汤达的兴趣，他不认为贝尔德对米肖夫人大逆不道，相反认为这是上层阶 级阻碍下层阶 级进身的一个案例。
他说：“社会好像一根竹竿，分成若干节。一个人的伟大事业，就是爬上比他自己更高的阶 级去，而上面那个阶 级则利用一切力量阻止他向上爬。”并由此生发了《红与黑》的情节，折射出19世纪法国复辟王朝时期的历史背景和阶层冲突。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没有好的创作者，这些素材也不会闪闪发光。2015年，陆勇案被广泛传播，知道这个故事的绝不止是文牧野、宁浩，想拍的或许也不只他们。但是，最终拿出一个很好的作品的，只有坏猴子一家。
那些卓绝的文学大师们就更不用说了，当时的那些案件早已被人忘却，而《红与黑》《罪与罚》还在被一代又一代的人阅读，深入这些“人类心灵的观察者”（司汤达自称）、“记录历史的秘书”（巴尔扎克自称）重构的世界，重新审视过去的历史，反思人性和社会的冲突、文化与历史的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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