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知道，谢晋是个有胆有识的电影艺术家，过去他导演的《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啊，摇篮》、《天云山传奇》、《牧马人》等影片曾获奖，《舞台姐妹》等获好评，最近他导演的《高山下的花环》放映后，又一次引起了影坛的震动。其实，小说《高山下的花环》问世后，在全国几乎形成了《花环》的改编热，仅话剧一个品种就出现过二十二台戏，另外，还有评剧、舞剧、歌剧，电视剧等，都在全国改编演出，据统计有几亿人次的观众分别看过这一题材的改编剧目，然而，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上映后，再度震动影坛，广大观众仍旧为其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所打动，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其导演的秘诀何在？影片《花环》在天津试映时，我访问了谢晋。他说很多人都认为：一部好影片的出现，首先应归功于导演和演员。可是我们很少去研究观众的心理，去研究他们为什么会喜欢这部影片或不喜欢这部影片，这里面肯定有它必然的规律。另外，象这样一部为观众熟知内容的影片，能在众多姊妹艺术的竞争中俘获亿万观众的心，这里面有个编导演艺术与观众如何产生共鸣心埋和选择题材的开掘面问题。就此，谢晋谈了自己的一些富有哲理性的体会：
一、共鸣
电影《花环》的基础是同名小说，这部片子引起各界的广泛兴趣，有它的历史原因和美学原因。观众到底想什么，观众到底喜欢什么，要我们去研究。我在上次来津试映《牧马人》时曾谈过，共鸣是艺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学问题。我们在拍《花环》之前，做过一些分析，从历史原因考虑，这么多年来，贫穷落后，而有些国家在经济发展上走在我们前面，这就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思索。影片《花环》中的梁三喜一家的欠帐，靳开来为国捐躯没有立功，吴爽这样的人开后门等，很多人都能领会，都能联想，而产生共鸣，引起感情上的振动。
我们部队等《花环》这样的作品，等了几十年了。很多老作家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李存葆的这部小说很尖锐地写出了这众多的矛盾，这个突破口打开之后，电影也拍出来了。
在北京大学召开《花环》座谈会之前，为全校师生放映《花环》时，两千人的大礼堂没有一个人提前走，绝大部分人都哭了。北大同学讲，这种现象在这里是从来没有过的。他们说：“要赚我们大学生的眼泪是很不容易的。”靳开来讲的话，常常引起热烈的掌声。影片结束后，靳开来的扮演者被学生们团团围住。这仅仅是因为他的表演成功吗？不完全是，这是因为人们有一个共鸣，观众把扮演者当成了靳开来。凡是遭到不公正待遇的人，最容易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靳开来受到观众的喜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最爱讲真话。假话，人们听怕了，看怕了，银幕上出现这样一个勇于讲真话的人，于是受到人们的倍加喜爱。
还有一个座谈会是在国家女排召开的。袁伟民看完《花环》说，他有一种舒服的感觉。因为这部影片触及了现实生活中间的各种矛盾，所以就容易跟观众产生感情上的交流。他特别提出：象靳开来这样的人，爱发牢骚，但当祖国需要时，却可以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这跟我们打球有共同之点，我挑选的队员性格就都不一样，有人泼辣，有人脾气大，有人内向。人才不见得都是听话的，有些调皮捣蛋的人也是人才。
在改编电影时，我们上影厂一些领导有顾虑，说欠账单的情节不大好。我说如果欠账单这样重要的情节不写，我这部电影就不拍了。当然，在分寸上要掌握好。有关领导对我说，余秋里同志讲过欠账单，说要大胆写。这总算给了我们放开写的勇气。我也没有想到这部电影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因为其中有些话是很尖锐的，如对靳开来的评价，雷军长说：有些人对他到死也不放过，“不给靳开来立功，天理难容”。这些话原来小说中没有，是李准和我在写的时候加上去的。这句话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容易和观众产生感情上的交流。如果我们不研究共鸣问题，而去盲目地选一个剧本拍电影，自然会跟广大观众格格不入，这方面的教训不少了。
不是思想家的作家，艺术家，成不了一个人民喜爱的大作家，大艺术家，他一定要和人民息息相关，与人民有共同的呼吸，共同的爱憎。靳开来的形象正是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点，所以受到人民的喜爱。如果一个作家，艺术家创作的作品，不是自己想说的话，效果是不可能好的。靳开来的形象，是我们最喜爱的一个形象，也是我国文学艺术中的一个新的典型。《花环》感动了我，我才能感动观众。我自己都没有激动，都没有共鸣，是拍不好这部片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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