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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千靠啥發家？
恐怕沒有第二個人，能夠像張大千那樣，以其鮮活曲折的一生，映照著整整一個20世紀，甚至延續至今。他是善作假畫的高手、天資過人的奇才，也是富可敵國的收藏家、貧無立錐的“流浪漢”，更是以丹青藝術享譽海外的大師、盼望落葉歸根的遊子……不過你知道嗎？張大千還是一位出色的“藝術品投資收藏家”，精明的理財方式和精準明確的收藏方向，讓張大千一生經濟狀況優越，可以專心藝術，放心大膽的收藏。
驚人的藝術投資理財術
張大千多年寄跡海外，在海外置產多處——在巴西闢建“八德園”，在美國購置“可以居”、“環蓽庵”；在臺北建造“摩耶精舍”，俱是奇花異卉、精巧絕倫。他的旅遊行跡更遍及歐、亞、南北美各大洲，出門搭乘的是航空客機頭等艙，住的是豪華昂貴旅館，吃的也都是最頂級的美食……此等生活若不是理財有方，何以能得？也正因此，令人更想一窺其中堂奧。關於張大千的海外財源，臺灣資深新聞工作者，張大千生前好友黃天才歸納出三大層次：豐富的基本財源、新購的古書畫的整修及加工、古書畫的靈活交易及運用。
而張大千最令人稱奇之處，就是其收藏、鑑識古畫的精準眼光。許多珍品在中國近現代私人收藏史上更是冠絕一時，尤其六大國寶級的名跡，包括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董源的《瀟湘圖》、《溪岸圖》、王羲之的《行穰帖》、黃山谷《經伏波神祠詩書卷》及《蘇東坡書維摩贊卷》等。
事實上，身在海外，經濟來源遠不如當年那麼寬裕，但是，就張大千的性格而言，不到萬不得已，絕不會委屈自己、委屈他人。早在國內時期，靠自己的一支筆，張大千過著舒適安逸的生活，享受著濃厚的友情，可他卻沒有任何置地、建房的財產，原因是所有的收入幾乎都用在了古書畫的收藏上。一方面是為了學習借鑑，另一方面，這也是張大千今後在海外的一項重要經濟來源。所謂的“富可敵國、貧無立錐”也正源於此。
早在1940年代，因攜隊遠赴敦煌臨摹壁畫多年，張大千就一度“債臺高築”，最終也是以售讓收藏才得以還清債務。這次經驗，使得張大千在去國之日，多生了一個心眼，將收藏悉數帶出，為的就是以備不時之需。果不其然，由於所有現金幾乎都留在國內安家，張大千在海外的日子並不好過，暫居香港時，有一次告貸無門，只好拿了自己的三幅國寶級藏品去借高利貸，其中不乏巨然《溪山圖》手卷這樣重量級的文物，可見當時大千困窘之一斑。最終，因未能如期還貸，三幅國寶險些遭遇“抄沒”的危險。這也讓張大千警惕到，身在海外，光靠自己的筆開拓財源，是遠遠不夠的。
大千晚年曾說起過當年為還敦煌舊債而賣收藏的情況：“我賣的是明清古畫，雖然心痛，但還可以忍受。”言下之意，對於其豐富的宋元藏品，大千是極為捨不得的。但就在海外的歲月裡，為了全家的生計，為了國內親人的生活，也為了自己在歐洲、美國藝術市場的開拓，張大千不得已考慮將自己收藏的頂級精品，逐件出售。
可是，當年在香港，一般的古書畫並不容易脫手，買者寥寥，以至於1952年張大千移居阿根廷籌錢時，買家指名索購他最心愛的南唐顧閎中手卷《韓熙載夜宴圖》和五代董源的《瀟湘圖》。消息傳出，令人大為震驚。移居阿根廷後，張大千特意進行了一次北美之旅，以此打聽美國公私收藏家對中國古書畫的接受程度。令人欣喜的是，美國的確是當時古書畫交流的一大市場所在，張大千的選擇是正確的。王季遷、顧洛阜等收藏家，成為張大千在美國變賣收藏的兩個重要渠道。相比較而言，身為吳湖帆大弟子的王季遷在選畫時更為“嚴格”，因為對大千的收藏十分了解，有時他還會點名索要，對此大千雖不捨卻也無可奈何。而身為美國人的顧洛阜，財力雄厚，每次選購都數量很大。有趣的是，儘管兩人選畫標準不同，但最終，這批精彩而豐富的藏品，幾乎不約而同都進了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對於公開出售自己的藏品，張大千既不迴避也不宣揚，每每談及於此，他幾乎都不發一言。在黃天才看來，“想必是因為別人不一定知道他的苦衷，多說則反而會引起不必要的口舌”。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出售字畫，張大千還非常善於把握機會，及時補充收藏，特別是在戰後的日本，由於經濟不景氣，大量國寶級書畫得以流向市場，張大千借美國賣畫的機會，又得以在東京市場大顯身手，補充收藏了不少好作品。據介紹，除了熟悉的古董商為大千提供藏品外，張大千更是以其豪爽的性格、深厚的學養、精準的眼力，在日本收藏界大顯身手。只要是他看得上眼的藝術品，絕不還價，出手大方，不斤斤計較，為此在日本古玩界打開了名氣，當時大千住的旅館每天要接待好幾批送字畫來看的古董商，只要他看中，問明價格後當即留下，即使一幅也看不中，大千照樣奉上交通費日幣兩千元，這在當年已不是個小數目了。自1954年起，張大千連續在日本看畫、買畫十二三年。不僅如此，依託日本精良的裝裱技術，張大千的不少藏品，得以重換新顏。
應該說，張大千的收藏與變賣，一切都是源自生活的需要。不僅如此，面對巨大的經濟負擔，他甘冒“投機倒把”之大不韙，費盡心思進行古書畫交易，其心智與膽魄令人敬佩。同時，他所能持有的“有舍才有得”的收藏原則，恰如王世襄所言“由我得之，由我遣之”，從容豁達地處理這些“身外之物”，最終也因此，他才會在晚年將所有收藏悉數贈與臺北故宮博物院，毫無留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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