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點三人談：
嘉賓：
單光鼐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
徐 昕 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
李 龍 本報評論員
7月20日，北京首都機場T3航站樓B出口外，一名叫冀中星的殘疾男子引爆自制爆炸裝置，本人受傷，現場無其他人員傷亡。這是繼陳水總廈門公交車縱火事件之後又一極端維權事件。
轉型期由社會矛盾和衝突所引起的極端維權事件屢屢發生，其根源何在？又該如何化解這種社會矛盾和衝突？
本報特邀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單光鼐、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徐昕和本報評論員李龍一起，就此話題進行座談。
不能因個人遭遇不公
威脅他人生命安全
李龍：冀中星在機場航站樓這種公共場所引爆自制爆炸裝置，必須遭到譴責，也必須依法懲處。這種拿公眾生命作籌碼，以表達自己利益訴求的極端做法，不論對他人還是對社會，都是一種危害，因而也必須嚴懲。雖然冀中星的行為屬於自殘式維權，不同於陳水總的報復社會，但犯罪就是犯罪，和維權完全是兩碼事。
徐昕：冀中星的個人經歷令人同情，走投無路下選擇了這種方式。而且在引爆前還提醒他人走開，其直接目的只是吸引關注，而非危害公共安全。但冀中星的行為客觀上妨礙了公共安全，因而，在我個人看來，道德上可以對冀中星寬恕，法律上仍須對其處罰，以避免更多人效仿其行為。需要提醒的是，量刑時應考慮冀中星的事前提醒、行為原因、客觀上未造成嚴重後果，適當從輕處罰。
單光鼐：對於這種單個的極端事件，背後有其社會原因，但是跟個人也有很大關聯。不是說生活有困難就可以威脅他人的生命安全，何況其針對的是社會上不特定的多數人施行的暴力，是一種嚴重的犯罪行為，因而該定什麼罪就定什麼罪。但是我們一定要找原因，跳開單個事件來思考背後的社會現象。這種犯罪現象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是貧富差距過大？是社會不公？還是職能部門不作為？這都是需要分析和討論的。
要讓社會組織
替政府分擔職能
徐昕：剖析陳水總、冀中星事件背後的原因，應該看到一些人遭遇不幸，沒有適當的途徑化解，長期求助無門，才導致他們選擇暴力型私力救濟。倘若民眾能順暢地通過法律途徑維權，就不需要通過極端方式去救濟權利和宣洩不滿。有人認為轉型期極端事件有上升趨勢，其實很長一段時間內，此類情形都非常之多。當然，更深層的原因還在於社會不公的加劇，貧富分化日益明顯、社會階層斷裂等，這些也造成了社會怨氣的加重。
單光鼐：社會轉型期呈現出“越維穩越不穩”的局面，就是因為現在很多地方政府喜歡用掩蓋矛盾來解決問題，而不是直面矛盾，找到矛盾背後的原因，來化解矛盾。很多地方用物質補償的方式來解決，其實這僅僅是短暫的緩解，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近年來社會矛盾不斷激化，和一些地方政府在徵地、勞資、拆遷、環保等問題上損害百姓利益有關，如果這些問題不盡快解決，類似事件將會越來越多。
李龍：一個合理的社會結構，社會組織應該起到緩解社會矛盾“緩衝器”的作用，從而把社會矛盾消弭於政府之外。但現在雖然強調政府職能轉化，可是很多地方政府的角色仍然是“包打天下”，社會組織對社會矛盾的緩衝作用很難發揮出來。經濟體制變了，社會結構變了，傳統型“無處不在”的政府之手，已應對不了紛繁的社會矛盾，導致極端事件頻發。
讓法治成為解決社會矛盾的主要方式
徐昕：化解轉型期的社會矛盾，需要綜合性的解決方案，最迫切、最可行的方法是加強法治建設，要讓法治成為解決社會矛盾的主要方式，因為法治的成本最低，帶來的社會動盪最小，最容易獲得社會各階層的共識，也最能作為轉型社會的“穩定器”。
一方面，要以公正、可信的法律引導民眾通過法律途徑維權，逐步矯正“信訪不信法、信權不信法”的現象；另一方面，要保持司法審判的公正公開，目前可以採取的措施很多，例如確保媒體的優先旁聽審判權，為媒體採訪提供便利；越是敏感的案件，越是熱點案件，越要公開，儘可能採取庭審直播的方式；裁判文書全部上網；民眾可自由旁聽審判等。
單光鼐：極端維權事件頻發，反映了目前社會對於個體訴求自由表達的渠道非常狹窄。政府需要考慮怎樣去拓寬這些渠道，怎樣把現有的表達渠道真正地運轉起來，而不能讓其流於形式。比如說，當農民工被欠薪、農民遇到強拆時，社會組織應該主動站出來，地方政府應該給予這些保障老百姓權益的社會組織生長的土壤。
此外，從這些事件也可以看出，我們對底層民眾的精神關懷非常缺乏，如果街道辦、民政部門能對困難戶、低保戶等弱勢群體多點關心，他們或許就不會採取這樣的極端行為。
李龍：經濟建設轉型了，社會建設也要轉型，它既包括社會管理理念的轉變，政府要有服務意識，不能以管代服務，更不能以罰代服務；也包括社會組織的發育和壯大，讓社會組織替政府分擔職能，從而把矛盾和衝突化解在政府之外。
更重要的是，社會對這些極端事件要有預警機制、減壓機制和救助機制。預警機制要求基層政府不能“和稀泥”，也不能為了維持“穩定高於一切”而打壓不同利益訴求；減壓機制要讓底層民眾告狀有門，讓他們的怨氣能通過正常途徑排解；救助機制則分為物質救助、精神救助和制度救助，比如說加大扶貧力度、對上訪者多些心理干預、多些法律救濟，完善低保制度等。
媒體要有疏導
社會情緒的責任感
李龍：作為媒體人，我覺得在報道這類事件時既要有專業的新聞敏感度，更不能忘記媒體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感。首先不能像部分網絡媒體一樣，以獵奇的心態來報道這種極端事件；其次要注意自己在報道時的價值導向，不能在價值判斷上誤導公眾，比如說過分地同情冀中星、陳水總；最後還要注意引導、疏導社會情緒，以避免類似事件產生不良的示範效應。
徐昕：媒體在報道這類事件時，應儘可能客觀中立，還原事實真相，避免使用煽動性的標題和語言。如果需要評價，應當區分法律與道德，例如，冀中星的行為在道德上令人同情，但違法還是要追究。
單光鼐：對於這種單個的極端事件，我並不建議媒體花很大的版面來報道、渲染，必須要小心謹慎。媒體一定要跳出事件來討論背後的原因，分析實際的社會問題，這樣也能有效地疏導社會情緒。否則很有可能引發後面源源不斷的問題和仿效。其實有些城市還是有維穩的成功案例，媒體可以呈現這樣的案例，給相關部門一些警示和經驗借鑑，這樣的效果可能比渲染個體極端事件要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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