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内容丰富、校印精审的大型学生杂志集中在1919年1月初推出，仍然让1月6日返校开学的北京大学师生眼前为之一亮。再加上1月底又冒出一个《国故》月刊，这下子北大热闹了，1919年成为了北京大学的“杂志年”。
不同的思潮在北京大学学生中交流、激荡、撞击，形成了不同的思想派别，学生自己创建的刊物和它们背后的社团，正是“张皇其学说”的手段。《新潮》、《国民》和《国故》分别代表三种影响较大的思想取向，如冯友兰所说：
学生们还办了三个大型刊物，代表左、中、右三派。左派的刊物叫《新潮》，中派的刊物叫《国民》，右派的刊物叫《国故》。这些刊物都是学生自己写稿、自己编辑、自己筹款印刷、自己发行，面向全国，影响全国。[1]
这种“左、中、右”的绝对划分不太妥当，但大致反映出三份刊物不同的倾向，同时他也提到了这些刊物由学生独立运作的特征，以及对全国的影响。[2]
《国民》被认为是学生救国会的机关刊物。学生救国会是一个全国性学生组织。但是它的负责人中如许德珩、易克嶷、高尚德等人都在北大。1918年5月，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为了抗议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遭到日本警察的镇压，中国学生决定罢课，两个星期后，因为罢课没有效力，于是决定全体回国。当时回国的留学生达1000多人，他们派李达、王鹤鸣等代表与北大等校的学生取得联络，于1918年5月21日发起京津地区的大专学校2000多人向总统府请愿。这次请愿“十分温和”，也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回应。但请愿的结果是一部分激进的学生不满于“北京学生死气沉沉”，决定成立一个团体，出版一种刊物。团体是“学生救国会”（最初叫“学生爱国会”），刊物是《国民》杂志。
《国民》杂志社的筹备工作早在1918年暑假许德珩和易克嶷作为学生救国会代表南下联络时就开始了。学生救国会要出版一个刊物的想法甚至得到了孙中山的赞许。[3]这说明《国民》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学生刊物，和外界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国民杂志社本来订于1918年10月13日举行成立大会，但因为借用的北大法科礼堂“有特别事故发生”，成立大会延期到10月20日在欧美同学会举行。
国民杂志社的成立启事发表在12月19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启事声明该社同人“感于世界潮流变迁之剧，国民智识不足以资为因应”，故而要“本研究之所得贡献国民”。其“四大主旨”是：（一）增进国民人格；（二）灌输国民常识；（三）研究学术；（四）提倡国货。这些主旨的意图是要打通学校和社会的界限，使学生平日所学可以为社会服务，可以看做是以学生身份参与国民教育和社会舆论的一种尝试。
《国民》杂志社的社员前后共189人，分为评议部和干事部两部分，干事部又分总务股、编辑股、调查股、会计股，每股设主任一名，干事若干名，评议部设议长一名，并设特别编辑员和京外经理员若干。[4]五四运动以后，杂志社对机构进行了简化，只分经理部和编辑部，“经理部设主任干事一人，综理本社对内对外一切事项，设干事五人，分管印刷、发行、文书、庶务、会计诸事务”；“编辑部设编辑员五人，主持编纂杂志及其他重要文字事务，编辑主任由编辑员轮流担任”。入社条件是“凡学界青年赞成本社宗旨者，经本社社员五人以上之介绍，得为本社社员”。
新潮社的成立也是在1918年秋季，10月13日、19日开了两次预备会，选定职员，四处征集稿件，11月19日正式成立。12月3日，“新潮社”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北京大学日刊》上。“成立启事”宣称：这是一个“同人集合同趣”组成的社团，主旨是“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这正是这些发起者日常谈天的主要内容，看来他们是要把“群言堂”和“饱无堂”扩大到全校和社会上去。
新潮社成员合影
新潮社分编辑部和干事部，编辑部设主任编辑一人，编辑一人，书记一人，干事部设主任干事一人，干事一人，书记一人。新潮社初创时有社员21人，[5]进入门槛相当高：“本校同学投稿三次经本志登载者，得由本社约为社员”；“非本校同学投稿三次经本志登载者，有社员二人以上之介绍，得由本社约为社员”。而且，“凡社员一年以内不投稿，而对于社务又毫无贡献者，一律默认为自请退社”，由此清退的社员有成平、黄建中、刘敌三人。[6]不过入社规定后来有所放宽，只要接受新思潮又有社员介绍的同学，都可以入社。[7]后来新吸收的社员约40人。
好象是约好了似的，《国民》杂志声明一卷一号将在1919年1月10日出版，《新潮》则定于1919年1月1日出版第一期杂志。虽然因为印刷问题，日期略有愆误，但此前北京大学还未出现过“学生之自动刊物”，两种内容丰富、校印精审的大型学生杂志集中在1919年1月初推出，仍然让1月6日返校开学的北京大学师生眼前为之一亮。再加上1月底又冒出一个《国故》月刊，这下子北大热闹了，1919年成为了北京大学的“杂志年”。
1月28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登载了《国故月刊社成立会纪事》，称“国故月刊社于二十六号（星期日）下午一时在刘申叔先生宅内开成立大会。教员到者六人，同学数十人。”不知道是经费还是稿件问题，这份杂志的创刊号推到3月20日才出版，但推出之前，因为《公言报》关于北京大学思潮的评述和林琴南、蔡元培的笔战闹得满城风雨，这份以“发扬国故”为号召的北大唯一的旧派杂志已经名闻校内外。
林琴南
据《国故》月刊第一期介绍，该社的宗旨是“慨然于国学沦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挽救”，创办的提议起自国文系的学生俞士镇、薛祥绥、杨湜生、张煊，是他们“首谒教员，次向校长陈述”，才得以成立《国故》月刊社。[8]这份月刊的总编辑为刘师培、黄侃，教员编辑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列名的是陈汉章、朱希祖、马叙伦、屠孝寔、梁漱溟、康宝忠、陈钟凡，并声明“尚拟请编辑数人，俟得同意后再布”，等到3月20日《国故》第一期出版，“特别编辑”中去掉了朱希祖、梁漱溟，增补了吴梅、黄节、林损。学生编辑则《北京大学日刊》列张煊、薛祥绥、俞士镇等九人，《国故》出版后增补了胡文豹一人。
《国故》月刊几乎集中了北京大学当时所有研究“国学”的人物，背后据说还有屠敬山、张相文等北京大学附属的“国史编纂处”的耆老支持，虽然这些总编辑和特别编辑，可能真的只是“被拉来写文章的作者和作虎皮的大旗”，[9]但止此一端，已经可以看出这些拥护国学的学生，活动能力和号召力都不弱，未必亚于以“新学”、“救国”为号召的《新潮》和《国民》诸君。
《国故》月刊社的成员相对稳定，组织也较简单，除了总编辑、特别编辑及十名学生编辑外，另设总务主任一人，总务四人，庶务四人，文牍四人。
通观三家杂志社的组成，《国民》杂志社成员较杂，组织架构也多有模仿学生救国会之处，其实一家杂志社没必要那么多股和干事，实在没什么必要，成立评议会更是对编辑和经营无所补益，所以五四运动后有所调整简化。新潮社侧重于思想文化批评，要求社员都有定期定量的“撰述”，创建时成员都是学生，是最纯色的学生社团。[10]《国故》月刊社更像一个趣味性组织，成员相对固定，而且不少主要人物如张煊、孟寿椿、陈钟凡同时也参加了国民杂志社。
閱讀更多 楊早講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