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高考考時的限行、禁噪等相關禁令的頒佈並日趨嚴格開始，自從高考期間警察護送、安保升級、綠色通道補辦身份證、免費供水、免費打車等一系列便考措施出臺以及大小感人助考故事見諸報端起，每年高考期間就會有媒體或意見領袖們開始撰文怒懟這些行為——以舉國之力讓步高考，以國家重器（警力）服務少數人等等，或者換個矛頭指向——如此“呵護”考生和家長，是一種嬌縱行為，只能培養出巨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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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康承認這些觀點都有其道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確的，但不是全部，很多事並不是“非黑即白”的，它有種種因素、可能會帶來方方面面的影響，有利有弊，但是否執行它，往往是權衡利弊後的取捨。
上文說的種種禁令和便考措施，究竟是不是以舉國之力服務於少數人，是不是隻能培養出更多的巨嬰？
先說“服務於少數人”的問題，高考考生群體是少數人嗎？是的，他們是少數人，2018年的高考考生人數975萬，對於全國13億人口來說，不是少數人是什麼。即便加上考生家長（以每名考生2名家長來估計）也只有2900多萬，仍舊是少數人。但如果把這個數字乘以5、乘以10、乘以20……之後，他們還是少數人嗎？以高考群體這種每年特定時期、特定數量（暫時忽略不計每年考生人數遞減的情況）的人群進行服務，只要10年時間，覆蓋的服務人群便會達到全國人口的1/5，這還會是少數人嗎？
當然，有人會反駁，以時間遞進帶來的相對人數覆蓋增加是偷換概念，並不能否定絕對少數的事實。但這是所有民生類項目、工程、服務的共性——為了體現公共服務的公平性，就會有針對性的服務，尤其是對特殊人群；而對於普惠性（受及全體公民或大部分個體）的服務，看起來很多，實際上很少，即便諸如市政這種看似普惠的措施，實際上受益是部分城市人口，廣大農村人口不見得能享受得到，相應的很多惠農舉措，是城市人口享受不到的，這種雙向差距就是資源平衡的結果的。
另外，高考考生作為未來人才的重要儲備，其重要性也是不可同日而語的。自中國古代起，就有對入京趕考的考生有諸多優惠舉措，比如驛站的住宿服務、當地縣城的必要資助，以及對於傷及考生人生安全事件的重罰等等。之所以對這類群體的重視，是因為攸關國士選拔，雖然現在的高考的重要性不及當年的科舉，但論普及度和人才的體量，高考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其中考上的考生，又是未來各行各業的新生力量，不可謂不重要。而且隨著社會發展日趨成熟、國民平均智力水平的提升，讀書無用論也越來越站不住腳（現在無非還是在詆譭高智商低情商的少數、個別大學生，對此會在下文分析巨嬰論時進行闡述），無論是國考、地方考還是企業招聘，學歷已經不再是加分項，而是必須項。而更高學歷的碩士、博士，也是必經高考這條路（除了保送等）。因此，對這類人的服務，其實對國家、社會、家庭乃至個人來講，都是一種遠期的戰略投資。
子康相信，無論是親身經歷還是身邊之人經歷，都會明白高考期間的各種突發情況很是影響考生的發揮，而高考這種0.5分就足以影響命運的考試，穩定的發揮是極為重要的，因此一些限行、禁噪的令條和諸多確保考生能夠正常參加高考的舉措，都是在儘可能為考生們提供一個公平、穩定的考試環境，一定程度上是極為必要的，因為他們的競爭對手不僅限於一個考場內，更在於全省、全國，因此維護好一個相對的穩定、公平尤其意義和責任所在。這其中，對於飽受考生、家長詬病的禁止金屬物入考場（包括拉鍊衣服），這也是為了最大可能地排除科技作弊事件的發生，影響整個考試的公平性，只不過在執行的過程中因為會增加很多人的“等待時間”，而不被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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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巨嬰”的問題，子康不否認巨嬰的存在，就算沒有這些“呵護”服務，巨嬰就不是巨嬰了嗎？一個巨嬰的誕生，是家庭、學校、社會種種因素長期作用的產物，不僅僅是為時兩天的高考特殊服務就能培養出來的。的確，高考期間的呵護服務，可能會造成這些巨嬰進一步長不大，但這些服務舉措並不是為了照顧這些極個別的巨嬰存在，它們是為了照顧廣大考生能夠及時參加考試，避免因交通擁堵、突發事件、疏忽等原因影響入考和發揮，我們並不能一竿子打死一船人似的將所有考試期間享受到警察護送等特殊助考的考生都粗暴的化為巨嬰，但對於警察以及其他高考服務人員他們並不能預判出這些突發狀況的考生是否是巨嬰，他們只能提供廣範圍的、無差別的服務。而且，這些考生本來就只佔考生中的少部分，其中屬於巨嬰又是一部分，所以我們不能把個例、特例當做對一個群體的標籤，從而否定對這個群體的特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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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再說一下這些服務是否超綱和越界的問題，以及它們的成效問題。對於禁噪應該不算是超綱了，本來城市管理中學校區、醫院區域本來就有禁止鳴笛的要求，對於特殊時期的禁令升級也是情有可原。對於限行，不止高考，就一些重大會議、活動期間也會發生髮生限行，而且就像拍攝影視節目等商業行為也可以像公安部門申請限行令。最大的爭議還是集中於警察開道護送等帶有特權性質的行為了，老實說，子康也不太認同這種行為，畢竟不是消防、急救、抓捕等情況，開道似乎太過了。但如果結合高考的重要性以及考生和家長的同理心角度思考，這一類舉措又符合人本精神，如同消防急救等舉措，這類行為也是臨時性和偶發性的行為，子康只能說“未置可否”。
至於成效問題，表面上看的確是佔用了公共資源尤其是財政資源，而且直接成效的受益人往往是個別人，而且影響到了非考生家庭、個人的正常生活和出現，“舍大為小”，但從長遠來看，一代代考生在這系列舉措所帶來的效益是極其龐大和深遠的，而且影響的時間也就兩天，而效果確實四年乃至一輩子的事情。另外，我們也無需對部分考生的行為有過多苛責，人的確是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十八歲了也的確成人了，但是高考作為他們正式步入社會的首道門檻，一些錯誤的教訓是不是應該要他們用一輩子去承擔，我想大家每個人心中都有桿秤。
這個世界、時期，不需要那些“管中窺豹”式的謾罵與挖苦，需要的是全方位的思考其利弊，既不縱容與無條件聖母式的包容，也不無端指責過多，這一系列政策能持續如此之久自然有其意義和作用所在，只不過利大於弊，而且很多弊端被普羅大眾們以同理心和包容心所忽略了，同時政府和媒體的輿論導向也起到了很多作用。
圖來源網絡
平章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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