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這些年，上海經濟確實乏善可陳。上海經濟過於精緻，海派文化根深蒂固，沿江而治，也是國際上少有的沒有走向濱海的大都市，缺乏大刀闊斧，突破性開拓舉措。
從省域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福建省的經濟增長了485倍，從改革開放前的全國第23名上升到2017年的第10名，經濟總量也從1978年的66.37億元上升到2017年的32298.20億元；而同期的上海卻只增長了110倍，排名從全國經濟發展的第一名跌落至第11名，經濟總量從1978年的272.81億元增長到2017年的30133.86億元，剛好排在福建省的後面。
而從城市來看，從2008年到2017年的十年間，上海的發展速度也遠遠落後於貴陽、合肥，上海十年間一共增長了219.98%，年均增長率僅為12%，經濟總量從13698億元增長至30133億元，全國百強城市中增長速度排名第86名；而貴陽、合肥則分別增長了433.79%和433.47%，年均增長率分別為33.38%和33.35%，經濟總量也由811億元和1664億元分別增長到了3518億元和7213億元，增長速度分列全國百強城市第一和第二位。
上海2040規劃最近出臺，到2040年，人口總數2500萬，只比現在增加約80萬，非建築用地(農業用地)3000多平方公里，占上海市總面積一半。上海人口密度和東京，新加坡等城市比，遠低於這些城市，按照面積比例上海完全可以容納5000萬以上世界超級大城市，如果侷限於上海現在僅有的市區面積來看，上海2500萬人口是非常擁擠的，但事實上上海東部及海岸沿線有大片空間等待開發，可以再容納至少一個現有上海人口規模。
上海作為人口素質，基礎建設，公共設施等都走在全國前列，放棄上海市大量土地不開發，而去開發邊遠小城鎮，根本無法達到人口密集要素等經濟規模效應，這是很大的資源浪費，也是非常不經濟的開發方式。上海作為一個直轄市，完全沒有保留大量農業用地，不是一個獨立國家，不存在需要耕地保有量來保證安全，新加坡作為獨立國家也沒有這個做法，東京開發程度更加遠遠超過上海。
在中國經濟陷於困頓的今天，上海的現狀很容易讓人想起30年多前的中國的另一座城市，當時的中國也是陷於比今天還艱難的困境，當時的人們也是把希望寄託在它身上，指望它能為困頓中的中國“殺出一條血路” ，它做到了。30多年來，它欣慰的看到，龐大的中國小心翼翼的摸著在它先期鋪下的石頭，一步步的跨過了貧窮的海，跨過了溫飽的江，跨過了小康的河，正艱難的向著擁擠的富裕谷邁進。它大刀闊斧所開創的一系列政策不僅幫助這個在貧窮的沼澤裡躑躅了幾百年的民族一舉超越了苦難，也讓所有有著類似經歷和境遇的民族看到了同樣的希望。我想不用說大家都已知道了，它的名字叫“深圳”。
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市場的搏殺，珠三角為廣東乃至整個中國都崛起了一批真正具有品牌意義的現代企業群。華為、中興、騰訊、平安集團、招商銀行、格力、美的、TCL、比亞迪等。而上海呢？
為何深圳和浦東差異如此顯著
公允地說，兩地的發展，至少在初期，政府起的作用，還是像對產業先行者所產生的信息外部性補償，對新產業所需要的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等，這些新結構主義要素方面的東西，還是較為趨同的，就這一點來說，自90年代以來全國各地都沒有大的區別，但為什麼真正的現代產業集群的產生，在深圳為首的珠三角與上海為首的長三角乃至全國各地，會有如此顯著的差異呢？
問題的關鍵在於這些以奉行新結構主義為宗旨的地方政府（（高效廉潔和服務型的政府與具有“親商”即為客戶服務觀念的公務員隊伍，是蘇州工業園區得以成功的關鍵（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275頁，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2010年1月第一版）在以良好的制度優惠服務態度和基礎設施構築工業園招引來企業後，這些像孩子一樣備受政府呵護的企業在投放市場後，面臨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難——有來自市場本身的技術水平或產品同質化競爭，有與其他水準相近企業的摩擦，有因企業發展引發的人工還有環境糾紛，有資金鍊條銷售渠道等。在出現這些問題後他們習慣性的找政府，而像敢於“給臺商端洗腳水”的崑山市領導，面對企業的這些要求往往是雷厲風行，盡最大努力“幫助這些具有潛在比較優勢部門內的企業，消除它們自己難於解決的具有外部性或需要多個企業協調才能成功解決的增長瓶頸限制”（林毅夫：探尋中國經濟背後的邏輯，FT中文網2013年07月11日）他認為要有“有為的政府”來解決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過程中必然出現的外部性問題和軟硬基礎設施完善的協調問題，這樣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才能順利進行，並且有足夠低的交易成本來使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
中國取得取得巨大成功的商人馬雲從自己的親身經歷出發，對此有切身的體會，他說：而要想成為一個持久的經濟體，大概需要50年，很多企業只有跨過50年的歷程，這50年曆程內至少有5到10次災難，是經歷了國家、國際形勢和企業內部的災難，才能稱之為一個堅強的企業。任何一次打擊，對我們來講都是一次機遇。
回到深圳。依照新古典主義以及熊彼得的企業創新理論，產業的發展取決於生產要素在市場機制的引導下，向最具有利潤空間的領域和地域流動，而由企業家精神所推動的創新能夠在一定時空內創造出這樣的高利潤空間。無論是企業家還是企業家精神，都不是政府政策所能催生的，而只能在市場競爭中歷練出來，並且在任何時空中每一個成功的企業家都有無數失敗的冒險家在墊底。發揮服務提供的功能最終彌補市場失靈，與市場機制的正常運轉相得益彰，才是產業政策的正途。說到底，千變萬化的產業政策必須建立在市場機制正常運轉的根基之上。
通常說來，嚴格的產權制度和良好的法治環境，是保證創新的基本前提。在中國，這兩者都還很不健全，相比上海，深圳可能問題更大，從創新所需的各要素講，前者看起來都要比後者都更齊備，“20世紀末，由於國有經濟改革和法制環境的改善滯後，它在對內對外經濟上的表現都較長三角地區有所遜色”（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171頁，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2010年1月第一版）。但就像美國創新文化的大本營硅谷，不是出現在知識密集的馬薩諸塞州的波士頓一樣，中國最具創新性的地區也不是知識密集的北京或上海，而是深圳。根本原因在於，經過了市場經濟最充分發育的深圳，比上海有更多機會孕育具有市場所賦予它的那種內在的創新生態，也就是創新文化。它也再次印證了一個真理，如果說，企業的真正強大靠根植於市場的創新文化的話，那麼這種創新文化所憑依的，不是政府超越性手段的神性嫁接，而是市場競爭的自然抉擇。
這一點在蓬勃發展的互聯網界更是如此，在以流量入口、用戶黏性、盈利轉化為核心的互聯網企業酣戰中騰訊的大獲全勝則生動的詮釋了這一點。騰訊最初做的只是即時通訊，但業務模塊一直處於不斷擴張之中，他們以QQ為紐帶，相關業務逐漸拓展到了空間/博客、門戶網站、遊戲、微博、搜索、瀏覽器、購物、在線支付、虛擬貨幣、網絡安全和微信等眾多領域，並將戰略目標正式定為向用戶提供“一站式在線生活服務”，旨在打造中國最大的網絡社區，滿足互聯網用戶包括溝通、資訊、娛樂和電子商務等在內的綜合性需求。騰訊能做到如此，根本原因在於它具有立足於深圳蓬勃的草根創。
這裡要說的是，深圳特區從它成立的那一天起就一直頂著巨大的質疑，有時甚至面臨著來自意識形態方面的考驗，它的許多政令的出臺在經濟上是具有開拓意義，但在政治上則是要冒著巨大的風險的。而上海浦東新區政策的出臺，則是在上海的領導從國家層面確立的，政策上不僅暢通無阻，而且得到了高層的大力支持的。
如果說在浦東發展歷程中曾探索嘗試的保稅區模式、出口加工區模式和高科技園區模式都已為各地所借鑑，這一模式對蘇南乃至全國經濟發展的意義就是拓展了這樣一種興建工業區的具體的經濟樣式的話，深圳對全國的開拓性貢獻主要在制度改革示範。深圳特區發展的根本原因是計劃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變革。深圳市地方政府作為改革實施主體，在改革實踐中努力解放思想，敢於嘗試，在改革過程中創造了許多第一。正是在市場制度的摸索試驗中，創造出了新的發展路徑，並在中國相繼的改革和城市建設中發揮了重要的示範、輻射和帶動作用。它在土地制度改革、價格機制改革、分配製度改革、金融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等方面為全國作出了開拓性的示範作用。
換句話講，深圳的勇創精神是上海無法企及的。
只有少數行政區能夠發展
事實上，現在上海浦東等還是大片土地儲存，完全可以說相當於一個主城區面積。上海現在缺乏一個副城中心，導致主城區對周邊新城，鎮中心人口虹吸作用，也就是為什麼上海說了這麼多年要緩解城區人口密度和交通壓力，反而這些年來越來越堵。這就是主城區對周邊新城，鎮中心虹吸作用導致。要解決這個矛盾，上海必須集中精力打造一個體量，規格與主城區旗鼓相當，甚至還要高於主城區的副城，這樣就形成雙城均衡槓鈴發展模式，而不是中心城區圓心虹吸模式，這樣往主城區集中的人口就會向副城聚集擴散，促進人口的均衡流動與分佈，不僅有效緩解主城區壓力，也大大提升上海整個城市規格，大大激發了上海東南部廣大真空地區的發展。。世界級城市PK 最終比的還是綜合開發程度。這也是東京為什麼能躋身世界頂級城市的秘密。
上海過於集中發展範圍在浦西，至今也沒跨越式發展突破黃浦江往東，即使是浦東新區開發20多年了，也侷限於陸家嘴區域，然而陸家嘴區域也是浦西經濟，外灘的輻射，僅僅是跨越黃浦江而已，根本談不上浦東大開發，更談不上上海發展的突破。
上海現在發展模式有點精緻主義，侷限於核心中心城區與陸家嘴黃浦江沿岸精緻化開發，沒有真正的走向全面大開發。最近一篇文章《上海無法與深圳比，浦東也無法與前海比》雖然觀點偏頗，但也反映出上海經濟過分畫地為牢，侷限於黃浦江狹窄區域視野範圍內，而沒有進行大刀闊斧的突破式，跨越式往上海東部，沿海發展，導致東部片區荒蕪一片，也是寸金寸土的上海極大土地資源浪費，也是為什麼上海人口規模無法突破2500萬癥結所在。上海近幾年開發趨勢有點商人跑馬圈地味道，精緻的利益主義者，哪裡人多，哪裡利益能快速兌現就開發哪裡，也導致上海經濟發展無法擺脫主城區，無法脫離黃浦江經濟帶的原因所在，畫地為牢，把上海城市能級限制在既有的主城區輻射範圍內，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2040規劃人口規模2500萬。作為頂層設計的上海市政府，應該突破這種思維，從更加宏觀的局面，全局開發上海，極大的利用上海寸土寸金在全國範圍，世界範內的高效開發利用。上海總面積6340平方公里，非建築用地超過3800平方公里，也就是說上海一半以上面積不是用來城市開發，反而去開發小城鎮，這完全沒有發揮上海作為全國龍頭城市資源要素聚集效應的作用，是一種極大的浪費。可以想象，一個開發面積達6000平方公里的上海，將會對長三角，中國，世界經濟的貢獻，其爆發的能量是怎樣的一種震撼。
上海東部，沿海地區區域優勢非常明顯，位處上海東南沿海的東海之濱，臨港新城面積315平方公里，北臨浦東國際機場，南接洋山港-世界第一大集裝箱港口，還有即將開工建設的上海東站-浦東國際機場世界級交通樞紐，海陸空交通得天獨厚，上海東部沿海黃金濱海角。
上海周邊新城有松江，嘉定，青浦，臨港四大新城。其中松江，嘉定，青浦新城都是上海西南面靠近內陸，如果這些新城再造一個與中心城區體量相當的新城，會導致嚴重同質化，資源紊亂配置等大量問題，所以不可能打造一個與市區同等級的城區，無法解決市區虹吸困境，只會對市區造成更大的壓力，這樣2040人口規劃真的就只能2500萬了，上海2040規劃，人口規模到2040年2500萬，建設用地負增長，這兩點是嚴重違背經濟規律，對超級都市圈經濟潛力開發的巨大浪費，各種人才的聚集，就是各種經濟要素優化配置，高效運轉，衍生大量創新，合理規劃不僅不會導致大城市病，交通癱瘓，而是更加激活城市潛力，孕育出偉大的創業創新人才和企業。東京，香港，新加坡地勢崎嶇，上海地勢更加平坦，按照東京，香港，新加坡人口密度，上海完全可以承載5000萬以上人口規模的世界超級大都市，長三角更是世界頂級都市圈。然而在上海東南沿海的臨港新城，遠離市中心75公里，市區與臨港之間，以及杭州灣奉賢，金山等大量真空地帶，其潛能遠沒激發，人口承載規模可以說再造一個上海。依託洋山港，浦東國際機場完全可以打造一個類似香港，新加坡的全球化自貿區，科技創新，航運新城。自由貿易，科技創新一定是全球經濟不可逆轉的趨勢，誰抓住了機遇誰就勇立潮頭，不被歷史拋棄，這一點上海市，中央決策層要心裡有數，城市的規劃發展不是商人跑馬圈地，利益至上短視模式，而是從頂層設計，實現上海的均衡發展，真正破解中心城區虹吸模式。中心城區-沿江（黃浦江）而治短期內會讓商人，企業見效快，但真是一把雙刃劍，束縛上海經濟突破，畫地為牢，永遠侷限在黃浦江沿線非常侷限的空間。打造臨港新城一極，以他為突破點，實現上海中心城區-陸家嘴與臨港新城的均衡發展，資源，人口的均衡配置。帶動中心城區與臨港新城之間廣袤的浦東新區腹地飛躍開發，可以說再造一個上海-打造上海雙城模式並駕齊驅。
城市規劃的不均衡
從上海的城市規劃圖可以看出，上海的典型的地區只有幾種：
1.擠在一起的城市，卻沒有土地了
2.不能開發的生態保護區
3.偏遠的大農村地區
從上述的根據來看，上海發展乏力也就不難想象了：只靠浦東新區一個區拉動，其實是不夠的。目前七個上海市中心區和金山奉賢等區其實是優勢互補的：前者有經濟基礎，後者有土地。加強它們之間的協同，優勢整合，也許是上海能避免衰落的原因。
從前那個在絢麗的霓虹燈下照耀的東方明珠，希望它還能繼續繁榮下去。
閱讀更多 財經界資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