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教授出新書了！
近日，《光明日報》刊文推薦了厲以寧教授新著《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1978—2018》。
該書輯錄了厲以寧教授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40篇代表性論文。這些文章是厲以寧教授對中國經濟各個發展時期的精闢論斷，對中國今後的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和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1978—2018》 厲以寧 著
改革開放以來的每一個重要時刻，經濟學家厲以寧都會給出坦率的意見和建議。他是我國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論的學者之一，也是最早提出文化調節在市場調節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學者之一。他提出的中國經濟發展非均衡理論和針對“轉型”進行的理論探討，對中國經濟的改革與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厲以寧迄今為止已出版50多本經濟學專著。今年5月，他的最新著作《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1978—2018》出版。該書集結了厲以寧從改革開放至今的40篇代表性論文，內容主要涉及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我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探索與創新，我國經濟的機遇與挑戰，我國的農業、工業改革，以及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教育、管理等方面。全書由88歲高齡的厲以寧逐篇審定。
擺脫路徑依賴
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發展中國家只顧發展，只顧引進外資，盲目發展，盲目開放投資，盲目輸出資源而不改體制，這是有害的，會使他們陷入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也能達到，但同樣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這樣就產生了一個新的名詞——路徑依賴。
什麼是路徑依賴？厲以寧在書中解釋，路徑依賴就是走老路，走老路是最保險、最安全的,因為前人是這麼做的，後人跟著他們的腳步走，這樣的話不承擔責任，同時也就回避了走新路可能遭遇的風險。
這種觀念導致很多國家雖然感到現在的舊發展方式有問題、有矛盾，但還是堅持走老路。然而諸多現實案例都表明，走老路並不一定沒有風險，而且風險絕不比改成新模式的風險小。
厲以寧認為，必須要用新的發展方式。他談到，傳統發展模式是不會自動退出的。黨的十八大之後，中央把新舊模式更替作一場革命，是發展方式的革命。儘管在強調開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候，一再提到新發展方式要替代舊發展方式，但路徑依賴對我國的影響不可輕視。
他提出，新發展方式一定要通過改革才能得到。這些改革包括讓企業成為市場主體，使企業真正地自主經營、自負盈虧；還包括科技創新，科技創新才能提供新產品、新產能、新功能。
市場是決定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但也有一些例外，比如說公益性部門，特殊的行業、非營利性行業、科研單位。經濟轉型市場調節是主要的，但政府也要發揮規劃、引領和扶持的作用。
雖已是耄耋之年，但厲以寧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思路依然清晰。他認為，舊的模式不可留戀，新的發展模式必須通過改革來實現。真正的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是在競爭中實現的。讓企業成為市場主體，是一種改革；科技創新也是一種改革，而且是重要的改革。要提高資源配置效率，讓國有資產增值更多。市場是決定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經濟轉型要用市場來調節，但同時也要發揮好政府引領和扶持的作用。厲以寧以獨到的見解提出，除了市場調節、政府調節以外，還要重視第三種調節，即文化調節。文化調節是通過道德的力量，人人自律，人人遵守公共規則。
他尖銳地指出，在發展的道路上，新常態要按經濟規律辦事，改革不能拖，更不可止步。
重視文化調節
2015年4月，厲以寧在定福莊文化產業論壇上演講中提出，文化產業在經濟發展中對我們有三個重要啟示：一是最大的紅利不是人力紅利，不是資源紅利，而是社會和諧的紅利。二是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環境保護關係到文化生存，是全民族的事，也是人類的事。三是人均GDP超過5000美元，人們對文化的需求就大大增加。
在這個論壇上厲以寧提問到，兩種資源配置，除了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是否有第三種調節？
就這個問題，耄耋之年的厲以寧親筆寫了6頁之多的草稿，並堅持站立著演講40餘分鐘。他認為，在我國過去的幾千年歷史中，相當多時期處於動盪階段。那時市場是失靈的，政府是癱瘓的，但社會得以延續下來，靠的就是道德的力量。他在收入此書中的《中國經濟發展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一文中，專門列出“重視第三種調節——文化調節”一小節。
其中提到，資源配置的第一種調節方式是市場調節。市場是一隻無形的手，靠市場規律進行調節。第二種調節方式是政府調節。政府調節是有形的，用法律法規和政策調節。在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出現之前，主要靠道德力量進行調節。有了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後，道德調節也發揮作用。
因此，厲以寧提出，我們要重視第三種調節，即通過道德力量來調節，也就是文化調節。文化調節是指每個人都自律，每個人都遵守公共規則。社區文化建設、企業文化建設、校園文化建設等等，都在促進人們加強自律。這對以後的社會經濟發展有好處。
轉變發展理念
厲以寧特別強調改革不能拖，發展理念一定要轉變。
轉變發展理念靠什麼？靠深入學習黨的十九大理論。厲以寧說，只有發展理念轉變了，才能夠實現進一步發展。
厲以寧進一步表示，生產效率的重點在於微觀領域內的企業管理、生產部門管理；資源配置效率的重點則在宏觀方面，即如何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因此，今後要更加重視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尤其是要讓國有資產配置得更好，效率更高，增值更多。
他認為，世界上很多國家經歷過的高速發展都是暫時的、不能維持的，因為經濟學家都知道高速度不是常態。中高速增長對某些國家來說，走過了也不是常態。中國在目前的情況下，不再留戀高速度，能保持相當時期的中高速度就夠了。至於說去庫存、補短板、降成本等，要不要做？還需要做。補短板是繼續發展的機會，每一個企業家都應該重視，這關係到工人能不能繼續就業，市場是不是掌握在自己手裡。對中國來說，中高速增長是維持經濟常態的一個必要。
厲以寧在2015年前後多次演講中都提到，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要按經濟規律辦事。他在收入此書中的《當前中國發展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篇章中提出，前些年中國經濟一直高速增長，高速增長並不符合經濟發展規律，轉入中高速比較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他指出，多年的高速增長帶來5個方面的不利影響：一是資源過度消耗，二是生態惡化，三是部分產產業產能過剩，四是普遍低效，五是為了促進高速增長而錯過了技術創新和結構調整的最佳時機。他認為實現中高速增長需要兩個重要條件，一是經濟結構調整，二是創新。
怎樣保證今後的發展能夠繼續下去？厲以寧說，首要應該注意到，企業的對手也是企業。當別的企業有了新技術、新產品、新產能和新的人力資本的時候，就逼著企業去改革，去創新。
厲以寧早在1978年就提出，國家要實現工業化，必須具備相應的技術力量，包括一定數量的科研人員。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同時，還應注意培養技術隊伍，在掌握先進技術的同時還要有所創新。他認為，真正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在競爭中出現的。有所為、有所不為，放棄一些東西，才能夠堅持下去。
改革不可止步。發展理念不轉變，遲早要被淘汰。那就不如出來拼，出來二次創業。民營企業今天正面臨二次創業階段的競爭，尤其是人才的競爭。不能再去依賴過去的路徑，只有通過競爭自己、改造自己、創新路子，中國企業才有更美好的前途。
來源：《光明日報》（ 2018年07月08日 12版）
厲以寧，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創始院長、名譽院長。195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後留校工作，歷任資料員、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經濟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現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教授於1988年至2002年任七屆、八屆、九屆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2003年至2012年任十屆、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2013年起任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厲以寧教授在經濟學理論方面著書多部，並發表了大量文章，是我國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論的學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非均衡理論，並對“雙重轉型”進行理論探討，另外還主持了《證券法》和《證券投資基金法》的起草工作，這些都對中國經濟的改革與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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