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漢武帝的財政衝擊

漢初的經濟，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自由經濟時代。當時社會治理的指導思想是“黃老之術”，即政府採取修養生息政策，幾乎從經濟事務中退出，放手讓社會力量去發展經濟。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小政府，大社會”。

對於漢帝國而言，每年的財政收入主要依託於人口稅和農業稅，在社會步入穩定階段，每年的稅收幾乎是固定的，這些財政收入大都有固定的用途，如養官、修建宮殿和興修水利等。看起來，一切都井井有條，

到了漢武帝時期，他拋棄了前幾位皇帝修生養息政策，對匈戰爭所需的龐大開支更是對帝國財政造成了巨大沖擊。例如，歷史記載衛青在公元前124年和公元前123年的兩次進攻匈奴中，深入漠北殲敵三萬四千人，為漢帝國出了一口積壓了幾十年的惡氣，衛青也因此揚名立萬。但從財政角度看，這兩場戰爭幾乎得不償失：漢軍損失戰馬十萬，而國家為了彌補馬匹消耗，將數十萬人遷往關西，這些百姓一時還不能養活自己，只能由政府給予補貼；此外，漢政府共拿出二十餘萬斤黃金對兩次戰爭的士兵進行賞賜，僅這些賞賜就是以往中央官吏全部俸祿的幾十倍；更不要提其他糧食運輸等後勤保障所帶來的巨大開銷。

為了彌補戰爭支出，中央政府開始賣官鬻爵，又開始將鹽鐵收歸國有。政府逐漸建立了成熟的鹽鐵國營理論基礎和運作體系，通過政府壟斷，低價生產，高價出售，賺取豐厚價差利潤，用於滿足戰爭支出。

一次財政衝擊，對漢帝國，也對後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首先，在以後兩千多年的時間裡，大多數朝代都沒有擺脫漢武帝的統治模式，國家壟斷成為中央帝國的財政法寶，逐步成為絕大多數王朝的標配；其次，賣官鬻爵導致政府增加了很多官員，鹽鐵國營又增加了很多官員，最後導致官僚集團臃腫不堪。官僚集團只會不斷膨脹，並且這種膨脹可以跨越朝代。養活官僚集團需要的開支越來越大，最後他們綁架了政府財政。此外，官僚集團的膨脹以及官營經濟的發展，導致政府與民爭利，爭得的利益最後由於腐敗更多流入了官僚集團的口袋，這種惡果綿延千年，影響至今。

二、唐朝的財政問題

都說唐朝是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其在文化、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都有輝煌的成就，但確在財政方面一直問題不斷。彼時，皇帝允許每一級政府擁有經營性土地和資金，讓其參與市場經營活動，掙錢籌措財政資金養活自己。但唐代的官營效果很差，常處於虧本狀態，一方面是因為政府參與擾亂了民間秩序，另一方面原因在於政府不懂經營規律，要麼無法盈利，要麼只能強買強賣，結果政府不僅沒有從經營活動中獲得足夠的財政收入，反而導致唐代的中央財政捉襟見肘。

在邊疆防衛的財政問題上，唐政府則犯下了更嚴重的錯誤。自唐朝初期以來，朝廷就面臨著巨大的外敵威脅。邊境地區少數民族政權的騎兵具有良好的機動性，來去無蹤、飄忽不定，讓唐朝軍隊疲於奔命。為扭轉被動挨打的局面，朝廷開始在邊境重鎮駐紮常備軍隊。邊境重鎮的長官，就是節度使。

唐玄宗之前，中央政府總是把一個邊關重鎮的軍權和財權分在不同的官員手中。但隨著邊境戰事擴大和中央財政問題逐漸嚴重，皇帝已經沒有足夠的錢能養活守軍。為了解決軍費問題，玄宗開始大規模地把邊關地區的軍權和財權合併起來授予同一個人，讓他自己想辦法收稅，再用這些稅收養活軍隊打仗。

可以說，唐代的衰落首先是一個財政問題，而後擴大成為一個軍事問題。

三、財政導致的王朝通病

唐朝的邏輯適用於中國古代的很多王朝。

中國古代中央政府的財政體系具有較大的脆弱性，不僅稅收名目眾多，計算複雜，而且效率極低。例如，交稅往往與人口掛鉤，但老百姓總會隱瞞人口，遇到戰爭年代，人口流動巨大，以古代的統計和收稅體制，人頭稅在此情況下根本難以收齊。因此，當外族入侵或農民起義襲來，政府就必須開闢非正規渠道斂財，以抵禦外敵或鎮壓起義。但這些斂財手段將造成新的不穩定，從而越來越亂，形成惡性循環，直至帝國崩塌。

這個問題到了清朝的時候才基本上徹底解決。例如，由於人口統計太難，清政府發佈攤丁入畝政策。人口是流動的，但土地是完整和固定的，因此只要緊緊抓住土地，就能極大地提高收稅效率，減少收稅成本，從而打造穩定的財政體系。這個穩定的財政體系對清政府形成了強大的支撐，以至於清朝在經歷了多次戰爭後財政仍然尚可，政權依然穩固，若不是外部衝擊過於劇烈，相信清政府還能維持相當長的時間！

四，財政綁定金融

儘管清朝解決了困擾歷代王朝已久的財政效率問題，但隨著經濟發展，財政問題又以衝擊金融的新形式開始了其對歷史進程的影響。

解放戰爭時期，隨著國民黨政府不斷擴大內戰，導致軍費開銷龐大，財政入不敷出的情形日益嚴重。為了彌補鉅額的財政赤字，國民政府不顧商品流通的實際需要，濫發紙幣彌補赤字。之所以要利用這種辦法來彌補財政赤字，是因為這種辦法比起增加稅收、增發國債等辦法富於隱蔽性，並且簡便易行。當政府用濫發的紙幣向廠商訂貨，向農民收購農產品，向政府職員、軍人等發放薪餉時，即是通過這種種渠道把大量的紙幣投入流通之時，一般人並不會馬上知道這些紙幣是價值大為降低的紙片。

但這種一時痛快的解決方式必然導致物價飛漲，而惡性通貨膨脹又使財政預算進一步失控。經統計，1948年，法幣發行額竟達到660萬億元以上，等於抗日戰爭前的47萬倍，物價上漲3492萬倍，法幣徹底崩盤，最終導致經濟奔潰，民不聊生，在此情況下，軍事又節節敗退，最後直接導致國民政府的大潰敗。

五、歷史變更背後的財政邏輯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和社會迎來了飛速的發展，但所有改革始終未觸及中國經濟的三大底線，這就是：重要領域國有企業不放棄、公有制土地不觸及，以及政府控制發鈔權為代表的金融體系。

這三大底線表面上是社會主義的固有特徵，但實際上，對照歷史可發現這所謂三大基礎是中國歷史上一直依賴的財政手段。中國古代各個王朝，已經頻繁使用國有企業、公有土地制度和壟斷貨幣發行，這些手段之所以能夠被現代政府駕輕就熟地運用，是傳統財政手段在現代社會的延伸。

財政不僅影響著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也對當代經濟問題影響深遠。去年末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防範化解重大風險作為未來三年攻堅戰的首要任務。實際上扒開中國的重大風險，背後財政的身影若隱若現。所謂去槓桿，其實國民經濟各部門中，政府加槓桿動力最強，約束最弱，影響最大；所謂房地產泡沫風險，其實土地財政作為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在房價上漲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所謂金融風險，金融機構的各種嵌套、表外、表表外、委外、資金池以及灰色的抽屜協議，目的不就是為了各種繞，最後資金進入政府融資平臺和房地產領域，而這兩個領域背後站的還是財政！

有人說，中國的問題看上去是金融，實際上背後的根源都是財政。當我們擴展開來，順著財政這條線回顧中國歷史，很多歷史變革和轉折，背後都是財政的邏輯。

注：本文主要參考自郭建龍的《中央帝國的財政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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