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武帝的财政冲击

汉初的经济，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自由经济时代。当时社会治理的指导思想是“黄老之术”，即政府采取修养生息政策，几乎从经济事务中退出，放手让社会力量去发展经济。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小政府，大社会”。

对于汉帝国而言，每年的财政收入主要依托于人口税和农业税，在社会步入稳定阶段，每年的税收几乎是固定的，这些财政收入大都有固定的用途，如养官、修建宫殿和兴修水利等。看起来，一切都井井有条，

到了汉武帝时期，他抛弃了前几位皇帝修生养息政策，对匈战争所需的庞大开支更是对帝国财政造成了巨大冲击。例如，历史记载卫青在公元前124年和公元前123年的两次进攻匈奴中，深入漠北歼敌三万四千人，为汉帝国出了一口积压了几十年的恶气，卫青也因此扬名立万。但从财政角度看，这两场战争几乎得不偿失：汉军损失战马十万，而国家为了弥补马匹消耗，将数十万人迁往关西，这些百姓一时还不能养活自己，只能由政府给予补贴；此外，汉政府共拿出二十余万斤黄金对两次战争的士兵进行赏赐，仅这些赏赐就是以往中央官吏全部俸禄的几十倍；更不要提其他粮食运输等后勤保障所带来的巨大开销。

为了弥补战争支出，中央政府开始卖官鬻爵，又开始将盐铁收归国有。政府逐渐建立了成熟的盐铁国营理论基础和运作体系，通过政府垄断，低价生产，高价出售，赚取丰厚价差利润，用于满足战争支出。

一次财政冲击，对汉帝国，也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首先，在以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大多数朝代都没有摆脱汉武帝的统治模式，国家垄断成为中央帝国的财政法宝，逐步成为绝大多数王朝的标配；其次，卖官鬻爵导致政府增加了很多官员，盐铁国营又增加了很多官员，最后导致官僚集团臃肿不堪。官僚集团只会不断膨胀，并且这种膨胀可以跨越朝代。养活官僚集团需要的开支越来越大，最后他们绑架了政府财政。此外，官僚集团的膨胀以及官营经济的发展，导致政府与民争利，争得的利益最后由于腐败更多流入了官僚集团的口袋，这种恶果绵延千年，影响至今。

二、唐朝的财政问题

都说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其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有辉煌的成就，但确在财政方面一直问题不断。彼时，皇帝允许每一级政府拥有经营性土地和资金，让其参与市场经营活动，挣钱筹措财政资金养活自己。但唐代的官营效果很差，常处于亏本状态，一方面是因为政府参与扰乱了民间秩序，另一方面原因在于政府不懂经营规律，要么无法盈利，要么只能强买强卖，结果政府不仅没有从经营活动中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反而导致唐代的中央财政捉襟见肘。

在边疆防卫的财政问题上，唐政府则犯下了更严重的错误。自唐朝初期以来，朝廷就面临着巨大的外敌威胁。边境地区少数民族政权的骑兵具有良好的机动性，来去无踪、飘忽不定，让唐朝军队疲于奔命。为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朝廷开始在边境重镇驻扎常备军队。边境重镇的长官，就是节度使。

唐玄宗之前，中央政府总是把一个边关重镇的军权和财权分在不同的官员手中。但随着边境战事扩大和中央财政问题逐渐严重，皇帝已经没有足够的钱能养活守军。为了解决军费问题，玄宗开始大规模地把边关地区的军权和财权合并起来授予同一个人，让他自己想办法收税，再用这些税收养活军队打仗。

可以说，唐代的衰落首先是一个财政问题，而后扩大成为一个军事问题。

三、财政导致的王朝通病

唐朝的逻辑适用于中国古代的很多王朝。

中国古代中央政府的财政体系具有较大的脆弱性，不仅税收名目众多，计算复杂，而且效率极低。例如，交税往往与人口挂钩，但老百姓总会隐瞒人口，遇到战争年代，人口流动巨大，以古代的统计和收税体制，人头税在此情况下根本难以收齐。因此，当外族入侵或农民起义袭来，政府就必须开辟非正规渠道敛财，以抵御外敌或镇压起义。但这些敛财手段将造成新的不稳定，从而越来越乱，形成恶性循环，直至帝国崩塌。

这个问题到了清朝的时候才基本上彻底解决。例如，由于人口统计太难，清政府发布摊丁入亩政策。人口是流动的，但土地是完整和固定的，因此只要紧紧抓住土地，就能极大地提高收税效率，减少收税成本，从而打造稳定的财政体系。这个稳定的财政体系对清政府形成了强大的支撑，以至于清朝在经历了多次战争后财政仍然尚可，政权依然稳固，若不是外部冲击过于剧烈，相信清政府还能维持相当长的时间！

四，财政绑定金融

尽管清朝解决了困扰历代王朝已久的财政效率问题，但随着经济发展，财政问题又以冲击金融的新形式开始了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国民党政府不断扩大内战，导致军费开销庞大，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形日益严重。为了弥补巨额的财政赤字，国民政府不顾商品流通的实际需要，滥发纸币弥补赤字。之所以要利用这种办法来弥补财政赤字，是因为这种办法比起增加税收、增发国债等办法富于隐蔽性，并且简便易行。当政府用滥发的纸币向厂商订货，向农民收购农产品，向政府职员、军人等发放薪饷时，即是通过这种种渠道把大量的纸币投入流通之时，一般人并不会马上知道这些纸币是价值大为降低的纸片。

但这种一时痛快的解决方式必然导致物价飞涨，而恶性通货膨胀又使财政预算进一步失控。经统计，1948年，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以上，等于抗日战争前的47万倍，物价上涨3492万倍，法币彻底崩盘，最终导致经济奔溃，民不聊生，在此情况下，军事又节节败退，最后直接导致国民政府的大溃败。

五、历史变更背后的财政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迎来了飞速的发展，但所有改革始终未触及中国经济的三大底线，这就是：重要领域国有企业不放弃、公有制土地不触及，以及政府控制发钞权为代表的金融体系。

这三大底线表面上是社会主义的固有特征，但实际上，对照历史可发现这所谓三大基础是中国历史上一直依赖的财政手段。中国古代各个王朝，已经频繁使用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制度和垄断货币发行，这些手段之所以能够被现代政府驾轻就熟地运用，是传统财政手段在现代社会的延伸。

财政不仅影响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也对当代经济问题影响深远。去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未来三年攻坚战的首要任务。实际上扒开中国的重大风险，背后财政的身影若隐若现。所谓去杠杆，其实国民经济各部门中，政府加杠杆动力最强，约束最弱，影响最大；所谓房地产泡沫风险，其实土地财政作为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在房价上涨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所谓金融风险，金融机构的各种嵌套、表外、表表外、委外、资金池以及灰色的抽屉协议，目的不就是为了各种绕，最后资金进入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领域，而这两个领域背后站的还是财政！

有人说，中国的问题看上去是金融，实际上背后的根源都是财政。当我们扩展开来，顺着财政这条线回顾中国历史，很多历史变革和转折，背后都是财政的逻辑。

注：本文主要参考自郭建龙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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